今天下午三点，我在方塔公园读电子书籍《1984》时，接到户籍警“汤司令”电话，说有人有事找你。我说没空，隔一会还要接孙子。他说，这时有空的话见个面，我说，好吧，你们到我家里。“汤司令”答应了，大概晓得我宁可绳捆索绑招摇过市，也不会接受他们所谓的传讯。老实说，1974年那次传讯，随之而来的十多小时的扁担绑把我整怕了，迄今心有余悸。
到家，他们来了。来了三个，一个汤司令，一个上次过年时来慰问的市局领导，还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后来我一直称他为小孙。小孙四十左右年纪，比较精悍，眼睛还似乎有股杀气，一看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这次他们来，手里没拿慰问的春联，我起先以为他们想搬电脑，因为他们搬孙文广教授的电脑，比较频繁，至少搬了不止一台，我担心他们惯性运行，搬滑了手。不过心里想，搬就搬吧，反正一台破电脑，值几个钱，要搬就搬吧。连续搬三次，价值也不过相当于一次嫖娼的罚款，只够他们吃一顿金海华的酒水。
这次小孙唱主角，寒暄几句，马上进入主题。问零八宪章的事，还问有没有签名，通过什么渠道。我说，什么零八宪章啊，签什么名啊，你讲个来龙去脉，最好给我看一下，这样能唤起我的回忆。74年，城东派出所所长顾根生将我扁担绑，我的左手至今发伤，脑子也不好使，有些事没法记住。恐怕你也不能记住前几天吃的食物吧。再者，我的签名太多了，也不知哪次签名。我还说，你们要中立啊，不要一头加入党派的纷争，卷入政治的旋涡。
小孙说上面有你的名字啊。我说，你能证明那名字是我吗？你说话要有证据，我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陆文的名字没有专利，任何人都可以用。上次，某网站有篇文章叫《剥开中共的画皮》，难道你也可以说是我写的。他哑口无言，不过我晓得他们其中一个身上的录音机肯定在转动。想到这个，我呵呵笑了。我说，调查时最好带个证据或者文本，不要空口说话，要是上门讨债，不带欠条你说行吗？小孙叫我回忆，我说，也不能肯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签名，你按照我说的，说陆文记不清了，跟上面汇报。多大的事，值得这么紧张，又没人有能力抢夺你们的江山。我58岁的年纪，更对你们的政权没有兴趣，我要紧写我的小说呢。小孙蛮尴尬，市局领导在旁边陪笑，汤司令完成了向导的任务，不说话。
我原以为，他们也像其它地方的国安传讯网友那样，给我笔录、拍照，所以打算他们这么做时也掏出手机帮他们三个拍照，并录音。他们不这么做，让我大失所望，使我的手机处于闲置状态。我只好掏出手机，做了个拍照的姿势，对他们讲，你们不这么做，我也不能这么做。不瞒你们，我原打算叫你们填会客单，写明来访的事由呢。
他们三个态度极其平和，一无敌对情绪，有点像例行公事的样子，反而我极其冲动，我想，这大概是文革的后遗症。一有事，就激动，扁担绑时更激动，还破口大骂。我担心冲动时，被高血压病夺了性命，于是当众服下了降压片。他们其中一个说，服药要有时间，我说，一激动我就吃，就像吃炒黄豆。汤司令关切地问我上下压，我说上压150，下压95.他说，他也有高血压，一副同病相怜的样子。我说，父母死于高血压，弟弟死于高血压，我也说不定死于高血压。死于高血压，或许是陆家的宿命。除非今天跟你们去，死于谢桥宾馆（当地拘留所），才能逃脱这个注定的命运。他们要紧说，哪里，事情没这么严重。
四点钟接孙子，时间还早，他们一时不想离去，为避免冷场，我又继续像以往那样诉苦，重点当然仍然是扁担绑。我说文革至今，政权没更迭，政府理应为过去的错误买单，向我道歉，给予赔偿。他们呵呵笑，稍微安慰了几句。接孩子还早，我继续诉苦，我家苦大仇深，父亲拖黄鱼车的，母亲拖板车的，按理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你们不让我入团，不让我入党，让我一直徘徊在革命的外围。我多么想参加你们的队伍啊！你们为什么当初不让我革命呢？
三点四十分他们离去，看来凭录音可以向上面交差了。在此，我祝愿他们三个好运！全家幸福！
今天顺便声明一下，交流沟通是必须的，但不要贼头贼脑。天知道鹿死谁手，当心政治清算！要是贼头贼脑，我要告诉胡锦涛：死于高血压，不如死在拘留所。反正命一条，啥时候要，啥时候拿去！
在此，再一次强烈要求释放刘晓波！释放我的兄弟、我的同道！零八宪章万岁！
江苏／陆文
2008、12、23 下午五点勿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