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安局:昨晚我儿子回家,面色苍白地告诉父母,单位领导找他谈话,明说是公安局关照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内容涉及的都是关于他的父亲,先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然后又说我的确怀才不遇,但不能老是唠叨文革的遭遇啊,有许多人受了那么多的苦不是都过去了。说实在的,你家的生活现状不错啊!后来公开威胁说,如有差错,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要处罚,不与你订合同,意思是歇生意。我婆娘听了儿子的诉说,担心他的饭碗,当场与我吵了起来,说写文章从不看见一分稿费,文章却搞得大家不太平,不是协警居委干部上门,老是打听问讯,就是户籍警公安局上门找你吃茶,你还多管闲事,为了朋友强拆迁的事,做出头椽子,给城北派出所关了六个钟头,有谁记住你的功德啊。现在公安局找到儿子头上去了,你开心了吧!责怪持续了半个钟头,我说儿子年薪不过二万多,这种工作到处都有,何况他工作了十多年,按劳动合同法是不能歇生意的。这么一说,更是火上加油,当时我的感觉可以用“孤家寡人、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来形容。后来我说,要是连累你们的话可以离婚,才暂时制止了亲人的叛乱。

我原以为温家宝说作家要大胆说真话,不是撑门面,也不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以为文革已经结束,言论已有一定的自由,你们也能大度容人,能容忍书生的一孔之见,哪怕是胡言乱语,只要不动刀动枪。但现在看,尤其是刘晓波进了牢房来看,并不是这样。监控、威胁、关押,其目的都是为了堵住人家的嘴巴!找我儿子谈话,目的也是将他当人质,以封住我的嘴巴。你们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你们只要磨刀霍霍地说出几个“否则”,我也会知难而退。毕竟我是老江湖了,你们那些手段我心中有数:没收电脑啦、罚款啦、设置嫖娼的陷阱啦、叫黑社会打我一顿啦、叫我劳教吃官司啦、歇我儿子生意啦,甚至绑架拐走我的孙子啦。任何一款,都适合我,都能迫使我就范。

我很想知道你们从哪儿学到这种手段,是无师自通,还是跟明东西厂、苏联契卡,或者跟意大利西西里人学的。说老实话,昨天这种手段,尽管比较温和,也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走得太远了,远得已经认不清回家的路了,影子也模糊得不像我的同胞了,我也不想说卑鄙了,为了几篇文章,小题大作,让作家对这个世界、这个政权万念俱灰!

做社会义工,写义工文章,出于忧国忧民,帮政府出谋划策(事实上我2003年的两个合理化建议,你们也是接受并实施的),但对具体每个人来说,则有不同的底线与限度。对我来说,我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为了写作,给你们关上三年五年,但绝不愿影响自己的家庭。就拿苏联布哈林来说,他为了儿子的安危,明知认罪要判处死刑,也宁愿当庭认罪。好像有个方孝儒坚持正义良知,宁可灭十族,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可我不是方孝儒,只是个小城作家,他既不想扬名,又不想图利,只愿意在家庭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行善积德,为正义良知效劳,超出这个限度我是不干的,再者,我毕竟不是佐罗救世主。

我心中不平的是,采纳合理化建议,不给奖励,文章稍有得罪或过火,就不择手段株连家属。想不通的是,你们早就签署了两个关于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怎么如此不守信!现在你们发出这种信号,告诉我再也不能写所谓的“社会义工文章”了,当然,我也厌倦了作家老是跟警察打交道的生涯。同时,这也证明我的忧国忧民之路走到了尽头,改良主义的想法亦是一厢情愿。那么到此为止,今后就写些风花雪月、小说和插队琐忆。我相信我迫不得已的“临阵脱逃”,我的读者与粉丝也能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自宫的太监是没法性交的,一支恐惧的笔肯定写不出优秀作品的。感到宽慰的是,尽管我放下恐惧的笔,我对我的祖国依然问心无愧。

你们保重,我也保重!大家各自把路走好!再见!

江苏/陆文
2009、4、2匆笔

陆文说明:本文写好没几天,又给我吃小灶,在我家门口特地给我装了个监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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