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异常残酷，刀光剑影，烛影斧声。中共的特务机构胜过明代残忍阴险的东厂西厂，也不亚于残暴诡秘的前苏联克格勃。窃听器即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利器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广泛深入运用，至今仍由党内不同派系使用。
颇受争议的窃听毛泽东事件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被窃听事件震动中南海。起因之一是毛泽东随意发指示，有些话后来又不承认自己说过。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使得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决定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录音。事发后他们辩解说；录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和毛泽东的讲话，以及更准确地理解并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对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始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初毛泽东认可了被录音。录音由杨尚昆选派中办机要室政治可靠的干部操作。为了让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人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把麦克风隐蔽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以及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和他的外地行宫里也装了录音机，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泽东说。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对当初自己批准的录音不认账了，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从此对中央会议上领导人的讲话停止了录音。但是，在毛泽东专列上和他的外地行宫里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一九六一年二月，毛泽东乘坐他的的专列前往广州，一个年轻漂亮女人，即一位幼儿教师被毛宠幸，也随车陪侍。火车经过长沙停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车，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毛的医生李志绥和这个女人以及两位机要员下到站台散步聊天。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他们一起走。刘凑到这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李志绥和两位机要员都惊呆了。这个女人闻言色变，急忙跑回车厢告诉毛，卧车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随即召见汪东兴，要他彻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一大批官员因而被整肃，导致六百多名干警入狱。
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使毛更为震动的是，录音机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此事的是他的女友。由此，毛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倒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实的情况。
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为反政变、反兵变而防窃听
一九六五年末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担忧被政变推翻。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被苏共中央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主要原因之二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日益激化。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在两个多月中，三次谈及所谓“党分裂”和“右派政变”问题。可见对其困扰之深，焦虑之大。这个时期，他一方面谋划发动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对“政变阴谋”予以提防和反制。毛泽东部署的“反政变”措施，主要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来，以所谓“保卫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组”，然后进行一系列人亊安排和部队调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叶剑英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首都工作组”建立当天就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决定，并由周恩来写下来后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是写亲笔信，派信得过的“信使”专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而不用领导人专用的“红机子”保密电话，或是机密电报等，主要是防“泄密”。这说明毛也好，周也好，已对此时的中央有关部门怀有戒心，怕相关消息被窃听被窃看。他们已经不完全相信，无论中央高层或军方警方乃至情报机构的保密电话电报等通讯方式，可以做到“絕对保密”。为防窃听，毛和周宁肯选择最原始最麻烦最费时的“信使送信”古老方法。
一九六七年武汉的“7.20”事件中，中共高层也采用过这种“信使送信”方法。事件发生，局势大乱。毛泽东被困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与林彪商议后，由江致信毛泽东，担心武汉军区军头发动兵谏，软禁毛泽东，劝毛立即转移。江致毛亲笔信一封，派人专机飞武汉送毛。信使竟然是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江青甚至还说出了，“信在你脑袋就在”这样严厉的话。弃现代化通讯手段不用，而宁肯采用这种“信使送信”的古老方法，令人想起基地组织的拉登。不过，拉登不用电话等，是防美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寻电子信号跟踪而至追杀他。而中共高层却是为开展党内斗爭，防止泄密。王锐的文章“‘文革’之初刘少奇为何无力发动‘政变’”，详细记述了上述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如何为反政变、反兵变而采取的防窃听措施。
一九六七年六月末，谢富治和王力率领中央代表团到西南去解决有关当地文化大革命问题。六月二十七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七月十三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周恩来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周恩来未说原因。谢富治和王力抵达武汉后，才得知毛泽东在武汉，谢富治和王力被指令协助毛泽东解决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是“7.20”事件的前奏。由此可见，当时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是存在窃听。中共领导人对此十分担心，小心防范。
中共领导人害怕被窃听人人自危
毛泽东是否对其他中共领导人搞窃听？由于中共一贯黑箱作业，幕后密谋，只有等到中共统治垮台后，才能像前东德那样揭露出窃听风暴。但是，已经发表的中共高官及其家属的回忆录表明，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除毛泽东外的中共领导人全都噤若寒蝉，谨防“隔墙有耳”。
一九六七年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刘与夫人王光美家中默然相对，王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夫妻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如果夫妻商谈吃安眠药自杀，其后果是不仅自杀不成，安眠药还会被没收。若无安眠药，睡不了觉，遭到批斗、审讯折磨的痛苦日子将会更加难熬。
周恩来临死前，在医院里和其妻邓颖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话，也没有给邓留下遗言，哪怕只言片语。周怕毛泽东给他房间安了窃听器。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这样回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前，他在邓颖超住处与她议论时事的情景：每当议论什么国家大事，特别是同‘四人帮’有关之事，张总先用手指指天花板，意思是注意窃听器，邓耳朵背，说话声比较大，张就提醒她说话声音要小一些。按事先的约定：说到张春桥，用手摸一下眼镜框；提到江青，用手在后脑勺比划一下，表示短头发；讲到姚文元，用手拍头顶，意即秃顶光头。张佐良同邓颖超配合默契，彼此心领神会，一比划就懂说的是谁。若想说重要的话，则到院子里去说。后来，邓将此办法运用到一些来看望她的亲密朋友之间。就连邓颖超这样处于高位的人，事事处处小心防范，由此可见窃听的红色恐怖之可怕。
朱德及其妻子康克清一九六九年被“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疏散到广东从化，一九七零年回到北京后，不愿回住中南海，而改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朱德唯一儿子及其妻子赵力平去看望父母，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克清连忙用手示意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赵力平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赵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一九六七年九月，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迫害贺龙。叶群找到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口述了一些所谓贺龙的材料，让这位警卫处长以自己名义给中央写信揭发，在其罗列的数条罪状中，第六条是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装过一个窃听器”。这当然是诬蔑，贺龙没有必要、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一九六七年，贺龙及其妻子薛明被抓进监狱。一九六九年，对他俩的审讯和监视加紧了。贺龙对薛明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薛明说：“我找找。”贺龙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也不能总是让他们愚弄了。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稿写出来了，共计一万多字，送给毛泽东后，毛很长时间没有批示。由于担心、焦虑，陈伯达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九月的一天，彭真传达了毛的意见，说“主席看了，说不像个中央决定，倒像教科书”。这等于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得知毛的意见以后，情绪非常低落，把时任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找去，说了这件事。杨听后，建议陈找邓小平谈谈，陈摇摇头，说了四个字：“人微言轻”。陈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敢呆在屋里，而是把杨波拉到院子里悄声言语，原因是怕屋里有窃听器。
林立果窃听叶群和黄永胜。林立果偷偷地在叶群的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还把麦克风装在叶群的床底下。林立果用窃听器录制了叶群和黄永胜用代号联系的电话录音，掌握了叶群和黄永胜通奸的证据，意图控制叶群和黄永胜。
毛泽东去世前夕前中共高层防窃听
早在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去西山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住处看望叶时，向叶推荐了他与邓颖超交谈要事时防止窃听的办法。叶曾经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自然对此更为在行。当时叶剑英住在西山，时常和几个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干部个别交谈。每次谈话，叶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
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叶剑英在叶的住处，与将帅们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四人帮”。由于害怕窃听器，叶对毛泽东的称呼是“拿摩温”，英文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外号“胡子”的王震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王震才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毛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
在密谋抓捕“四人帮”的这段非常时期里，叶剑英非常谨慎，小心提防。在和华国锋、汪东兴等关键人物会面时，叶剑英都会交代身边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周围情况，每次进、出也都走不同的门。他频繁更换住处，经常是换到一个住处，刚安顿好，电话就来了：马上搬家。有时一晚上就会换三个住处。叶剑英后来也戏称自己是“狡兔三窟”。长期的残酷无情的党内权力斗争经验让他始终保持着警觉的性格。直到晚年，他还保留着睡觉前在枕头底下压一支手枪的习惯。
华国锋担心自己卧室被安了窃听器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考虑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担心自己家里甚至于卧室被安了窃听器，不敢与高层其他人在家里以及自己办公室商谈。他请李先念去叶剑英住处见叶，商量如何粉碎”四人帮“，请叶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为了防止窃听，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音量放大。但是叶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说的话叶听不清楚。于是，叶剑英与李先念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聂荣臻来到叶剑英的住处，与叶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计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叶剑英住地的后山上，在茂密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叶称之为风雨亭。叶估计这里没有安放窃听器。陈云和邓颖超来到叶剑英的住处商谈毛泽东去世后政局以及对付“四人帮”，叶剑英就同陈云和邓颖超在风雨亭讨论。
中共高层中仅有毛泽东和汪东兴不被窃听
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七日，华国锋和叶剑英一起到中南海汪东兴的住处“南船坞”和汪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手段。华想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汪反对说，“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人比你的多。而且开会人多手杂，怕出意外，不如学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由我们来干，秘密逮捕，这样反而有把握。”最后，三个人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用宫廷政变的方式。在商谈如此绝密事项中，汪东兴没有打开收音机、没有拧开水龙头干扰窃听，也没有使用笔谈防止窃听。这说明，在中共高层中，当时只有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怕窃听。拥有窃听技术手段的有中共中央调查部、公安部、总参三部、中央警卫局。但是，只有毛泽东能够掌控这些部门并命令对谁进行监听。前三个部门没有胆量监听中共领导人，除非有毛泽东的命令。看来，毛泽东通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对除毛泽东外的中共领导人进行监听。所有的中共领导人电话通讯，甚至秘书、司机、卫士、医生、护士、厨师、保姆都被掌控在汪的手里。
元老派与“四人帮”窃听和反窃听的斗争
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元老派等人密谋解决“四人帮”期间，他们派遣姚依林悄悄地来到了上海，用了一个化名，住在一家旅馆里。姚依林手下有一个小组，利用一些个人关系，专门收集“四人帮”在上海党羽的情报，然后以普通信件寄回北京的秘密信箱。这样做是因为元老派担心上海和北京的电话联系可能被“四人帮”窃听。后来姚依林得意地对自己的亲戚说，“上海老早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搞地下工作我一九二九年就搞过，这次又用上了。四人帮哪是我们的对手，差得远了。”姚依林文革前是商业部部长，长期在陈云、李先念直接领导下从事经济工作，是李、陈的心腹。所以陈云、李先念举荐姚依林当上中共十三届政治局常委。
元老派担心他们派往上海的姚依林手情报小组被“四人帮”窃听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张春桥手下有一个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装备了窃听设备和手枪、手雷等武器。叶剑英陪同外宾到上海，成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窃听的目标，简报不断地被送到张春桥那里。
邓小平全家躲在厕所里听讲抓捕“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日夜十一时，“四人帮”被抓捕后，叶剑英的警卫长马西金奉叶之命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叶的侄子叶选基。第二天，叶选基来到其岳父吕正操（文革前任铁道部部长）家。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和叶选基一致认为应当尽快让邓小平得知。由于担心邓家电话受到监听，吕彤岩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后，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家。根据邓小平女儿邓榕的回忆，他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全家一起走进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他们围着贺平，听他讲粉碎“四人帮”的经过。邓小平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在哗哗的流水声中，经过几次询问后，邓小平终于听明白：“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一向沉稳的邓小平十分激动，他手中的烟火轻微地颤动着。
周永康指令其死党窃听胡锦涛和习近平
斗转星移，最高权力几经争夺更替。五十多年后，窃听器依旧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利器之一，仍由党内不同派系使用。周永康阴谋政变，从胡锦涛继任者习近平手中夺取中共最高权力，从而安排薄熙来继位。周永康指令薄熙来、王立军给很多中央领导人建立档案，包括这些领导人的电话录音，并秘密调查他们的私生活和经济“犯罪”。对象有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竞争对手习近平、汪洋、贺国强、温家宝，甚至连自己的盟友也建黑材料档，例如吴邦国、李长春。据博讯网称，此举用意是在十八大筹备期间讹诈及要挟他们同意周永康和薄熙来提出的人事安排。这个计划主要是王立军实施。
为了使窃听准确有效，周永康批准王立军从以色列和德国购买了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周永康指令王立军重点收集上述领导人家人贪腐证据和材料。这些证据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王立军用窃听装置包括音频录音和视频录像秘密调查实施的。在二零一二年王立军、薄熙来案发后，《纽约时报》报道，两人在重庆建立了一整套监听、监视系统，胡锦涛等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的电话均被窃听，包括窃听政治局常委及其秘书、家人的机密资讯。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吴邦国等人在重庆考察期间，王立军都部署监听。他多次将获得的重要内容告诉薄熙来和周永康。王立军还与中央警卫局攀上关系，从而了解到中央领导人的行踪和私密。负责温家宝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润田由于涉王立军案而被撤换，并被列入涉薄熙来案而被拘留的人员名单。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据《纽约时报》消息，涉嫌为周永康窃听中共高层的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已经被捕。梁克命令其心腹利用国安部门的监听、监视系统窃听、监视中央领导人。梁克不仅涉嫌把来自北京市安全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线人提供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阴谋政变提供情报；而且涉嫌窃听、监视政治局常委的行踪，并及时通报周永康。路透社报导说，梁克命令他最信任的人在十八大前夕窃听李克强和温家宝，他们的家人以及助手的电话，窃听旨在“寻找任何腐败的证据”。
文章来源：《博讯》杂志2014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