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阎锡山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从泰戈尔访华鲜为人知的一面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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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主要是自身利益须要,着力关注乡村建设,从大抓基层教育入手,促进乡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工农业,尤其是兵工业的快速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使阎在军阀混战中,有了巩固的后方,也为尔后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基础。是动乱年代,乡村建设卓有成效的-面镜子。

“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摘自泰戈尔的访华演说辞

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

阎锡山

二十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当数“民国乡建三杰”的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和有“南陶北晏”之称的陶行知了。对于他们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乡村建设上的艰苦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这项于国于民都极具重要意义的工作,为何戛然而止。还有这些探索者的坎坷经历,笔者在近日发表的《回顾中国乡村建设与变革的百年之争》上下篇长文中,已做了初步探讨,不再赘述。

人们还更想知道,除了上述学者们的探讨之外,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对广袤的乡村,又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在乡村建设上有何作为?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不是几篇短文可以说清楚的。简约-点说,苏区那时正是从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1927——1937正史命名的“土地革命”时期。奉行的是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切传统彻底决裂。带来的后果是血雨腥风、相互仇恨、生产力和环境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乡村而言,大体上是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民国的自然延续,基本上属于不作为(很多时候不作为比胡作为好)。广袤乡村还是千年以来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要说有什么变革,也就是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们一些有益的探索了。那也只是局部的、民间的、试验性的。不能算是政府行为,与权力也是若即若离,只能做一些改良性的建设与变革,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时局一有变动,所做的一切都会中止或中断。权力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改良者前进成功,也可以使它倒退失败。

那从北洋到民国,在握有实权的统治者之中,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封疆大吏们,有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有过重大建树,包括本人的创建,和对改良者的支持呢?恕我孤陋寡闻,那个时代实在是个大乱世,争地盘,谋财富,杀人越货,后来还有长期的抗日战争,大小官员们大都无暇顾及乡村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但也有卓尔不群者,其佼佼者当数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阎老西了。

在下对阎先生在乡建问题上的了解,还是得益于印度文豪泰戈尔先生访华时,鲜为人知一面,才得知端倪的。

这事得从90年前,泰戈尔访华说起。因为事隔久远了,有必要多说几句话。

上世纪印度大诗人、社会活动家、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徳拉纳特泰戈尔先生,应中国文化名人蔡元培和梁启超之邀,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来中国访问。随即刮起了-股强大的“泰戈尔旋风”,所到之处上海、南京、北京、济南、太原等地,皆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股巨大的泰戈尓热,我们不能只从名人崇拜和所谓文化大歺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如此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诗人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诗人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他的《飞鸟集》《园丁集》等,更是直接催生了谢冰心的《繁星春水》。

但是,这些都不是要重新关注泰戈尔先生的理由。毕竟快-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又发生过许多大事,诺贝尔文学奖,亚洲也已有多人获得。没必要对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这些获奨者的成就,一-作分析研究,那是文学评论家们的事。

今天又重提泰戈尔,实乃90年前,诗翁访华时,曾严重关注过的话题,即印中两国都面临的广袤农村亿万农民,如何摆脱贫困文盲愚昧闭塞的现状,走向现代化,与当代文明接轨融合的严峻话题。我们知道泰戈尔,不仅文学创作成就巨大,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多次与印度国父甘地,共商国是;他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巨量的文学作品,-个重大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印度同胞,早日富足起来,强盛起来。使印度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先进的一员。为此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而受到历代印度人民持久的崇敬与爱戴。也受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敬重。

泰戈尔访华时已64岁,当时在印度已是高龄,他不听劝阻,抱病来华。积极参与紧张的社会活动,多次发表热情洋溢文采风流的演讲,并与听讲者互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印两国紧密相连,又国情相似。所以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他无限深情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而要让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印度,乃至亚洲能站起来,能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远不是做几次报告,出几本诗集能办得到的。泰戈尔不是-位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个空头文学家。作为印度人民伟大的儿子,他既有-颗赤忱的爱国之心,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本国的国情,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国情,都有深刻的了解。如何面对它改变它,诗翁也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和理想目标。就在那次繁忙的访华过程中,也有过这方面的安排。可惜不仅当时被舆论忽略了,连当事人泰翁的随身翻译徐志摩先生,也未再提起过。尔后近一个世纪,也未见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也就鲜为人知了。这是当时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无意忽略,还是话题沉重,情况复杂,非专业研究者无从谈起,而当时中国关注中国农村的研究者,又极为稀少?

泰戈尔作为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也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在访华过程中,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访问太原。

泰戈尔-行会晤了山西督军阎锡山,寒暄客套之后,那位自称儒将的阎老西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谈到村政,泰戈尔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虽说这个美好的计划,后来因时局动乱流产了,我们也不能忘了泰戈尔阎锡山和徐志摩们,为改变中国乡村贫穷愚昧闭塞状况,所付出的努力。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都干了些什么呢?先说说阎锡山其人其事:

阎锡山政治上是个复杂的人,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方首领,一度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为了自身利益,一生干过一些好事,也做过很多坏事。为治下百姓带来过伤害,也有过福利。可以说既是个投机分子,又有自己信条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奉行的是‘中’的哲学,就是中庸之道。他是老同盟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当年十月,即发动太原起义,阻断清军南下,促使革命成功。(孙中山语)继后又拥戴袁世凯称帝,上过劝进表,反对共和。曾是北伐功臣,又与蒋介石反目成仇。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与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唐生智段祺瑞等,或战或和,或联或决,不一而足。仅在人所共知的蒋、冯、阎大战中,就有几十万百姓死于战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致国力虚弱,为以后日寇制造九-八事变,提供了机会,他们都是民族罪人。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阎锡山拥蒋抗日,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人薄-波等也有过合作。曾在山西境内组织过平型过战役,其中八路军115师林彪师长,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成功,颇有斩获,声名远播。尔后阎锡山又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虽然战败了,但也重创了日军,延缓了日寇南下的进程,是国家的功臣。在抗日危急时刻,也有过动摇,有过与日寇的暗中勾结,派其部下赵承绶与日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枉想保全他的山西土圩子,继续当他的草头王。好在关键时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形势对日寇越来越不利,阎老西也怕当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谈判协定终止,阎晚节不亏,得以善终。

对阎锡山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不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做什么评述。但一些重要史实,必须交待清楚。诚如阎在山西乡建设上,确实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如果他大节不保,当了臭汉奸,那他在山西搞的那一套,还有什么意义呢,赞扬它不就是在吹嘘日寇欺骗中国人的皇道乐土吗?正因为阎老西大节不亏,他治理山西的-些经验,才有借鉴价值。

阎锡山治山西有-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称得上坚忍不拔。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更要指出的是,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阎老西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2014年10月初稿
2014年11月二稿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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