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我大哥工作的河南，那时是由一贯紧跟毛的极左份子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河南58年的浮夸风、虚报产量风刮得最厉害，上调中央粮食农副产品最积极，数量最多，所以河南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最早，三年饥荒时期河南饿死的人仅比四川少。河南58年底便开始有人饿死，到59年已开始大量饿死人，60年更是达到饿死人的高峰期。据大哥说，他们干部内部透露的统计资料显示“信阳事件”中饿死人最多的光山县有60％的人饿死，他工作的泌阳县也有近30％的人饿死，这些饿死的人中绝大部份是农民。到60年下半年，由于饿死人太多，河南一些地方的领导便背着中央和省委，私下准许农民开垦荒地，收入归己，还向农民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农户自养猪、兔、鸡、鸭。上面对此也不得不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较少进行干预。仅仅这么稍微放松一点对农民的限制和管控，这些地方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半夜就有人起来去开荒。大哥所在的泌阳县属地广人稀的半山区，有很多可开垦的荒地，所以到61年秋收之后河南这些地区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便有了很大的改善。
61年寒假我应邀到大哥那里去度寒假(我大哥当时是邓庄公社一个大的包队干部)，去时，我在武昌停留了一天，在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的高中同学潭志诚帶我到龟山、蛇山和长江大桥去参观，我们一起走到长江大桥上面的公路桥的人行道上，往大桥中间走去，站在高高的钢架大桥之上观看大桥和桥下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因冬季是枯水季节，所以长江的江面并不显得十分宽阔，然后我们来到蛇山脚下，我问谭志诚那座著名的黄鹤楼为何不见踪影，他说：当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因黄鹤楼的所在地无论是位置还是下面的地质条件都适合作大桥北端的桥头，所以就被援建大桥的苏联专家拆掉了，实在可惜。我想苏联专家可能不知道这座楼的历史价值，和它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还有那些配合苏联人一起工作的中国桥梁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们也不敢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在那个向苏联一边倒、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年代，他们都怕因此而被当局冠以“反苏”的罪名祸及自己和殃及家人，而中共当局就更不把历史遗迹和名胜古迹当一回事，所以黄鹤楼也就遭到了和北京的城墙、城门、城楼一样的命运。其实改变一下方案也许黄鹤楼便能免遭拆除的命运，即使因此而增加一些投资也是值得的，因为黄鹤楼对中国来说是无价之宝。
下午我从武昌又登上去确山的火车，大约第二天早上6点半左右，确山车站到了，我走到车厢门口等车一停稳就跳下车，一阵寒气迎面扑来，我一看周围地上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房顶上、草地上都打满了霜，气温比家乡低了许多，我连忙跑到火车站旁边那个简易汽车站售票口去排队买票，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买到一张到竹沟的汽车票，到上车时一看，所谓客车其实就是一辆敞篷的解放牌大货车。竹沟镇不是很大，但却因它曾经是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共北方局的驻地而闻名遐迩。我们的车一到竹沟汽车站，我就看见早已在那里等我的大哥，他立即朝我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我们来到一家小饮食店，吃了点东西，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大哥说你早一两年来，你就是有钱有粮票，在镇上也是什么都买不到。吃完饭我坐在大哥从邓庄邮电所借来的单车的后坐上，沿着一条坑坑漥漥的牛车道，一路翻山越岭朝邓庄公社方向骑去。下午四点多终于到了大哥包队的大队书记曲X德的家里，曲书记夫妇很热情，连忙接下我的行李，带我到他家安排我往宿的房间安顿下来。我住在曲书记家里每天红薯、马铃薯、玉米饼和小米粥尽量吃，到过年那几天居然连白面馍馍也尽量吃。曲X德所在的生产队还杀了一头年猪，全队每户还分到两三斤猪肉，三十晚上许多社员家里还吃上了猪肉炖粉条和大白菜。我在曲书记家度寒假时，不时还有许多热情好客社员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和他们聊天时，发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说起武汉、咸宁、长沙、株州、衡阳……的大街小巷来比我都熟悉。原来泌阳一带历来比较贫穷，每年秋收之后，许多人便扶老携幼外出要饭，他们首选之地当然是隔河南又近，又号称天下粮仓的湖南、湖北，又有铁路与河南相连，便于他们往返时爬火车。他们在这两省的城镇走街串巷沿街乞讨，通常他们要饭都要要到春耕前，才带着大包小包的粮食和讨来的钱爬拉货的火车回到确山、信阳或驻马店，再走路返回家乡。当然聊天时也免不了要谈到去年、前年饿死人的事，我问他们，那时为何没有想到外出要饭这一条求生之道？他们说当时上面不准他们外出逃荒要饭，说这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交通要道都有民兵站岗放哨专抓外出逃荒要饭的人，人们只能在家里挨饿等死。
我在邓庄公社看到的农民们的生活状况，简直令我无法想象这里在去年和前年居然是个饿死了近30％的人的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只是比前两三年减少了30％；干部还是那些干部，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只是多开垦了一点荒地、社员家里分了一点自留地、准许他们私人养猪、养鸡鸭；只是不再叫他们去炼钢铁、不再叫他们去深耕三尺、不再叫他们下雪天半夜赤膊上阵点火把、战通霄去放卫星创高产。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由前两年的人间地狱、饿殍遍野，到今天的家家户户不但都能吃饱饭而且都略有余粮。这充分证明59、60、61这三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一场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是毛和中共当局的好大喜功和愚蠢的工农业政策所造成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在邓庄一个多月的生活，不仅让我实现了吃饱饭、吃硬饭的梦想，久违的红润又回到了我的脸上。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大陆农村和农民“解放”后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及其产生的根源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我愈发感到自已肩头责任的重大。
那次寒假我与大哥私下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的前途和我们应作出何种努力来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这类话题。我们意识到以当时毛和中共当局在中国的统治几乎无所不至的严密程度，和民众因自身的无知愚昧，以及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而仍处于尚未开始觉醒的蒙昧状态，还不具备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毛和中共在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的条件。要改变中国大陆民众的命运，就是要把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真像告诉他们，让他们认清自身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不公的根源，都是“解放”后，毛和中共当局的共产独裁统治所导致的；都是毛和中共当局违反一切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常理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只有民众的觉醒才能具备推翻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推翻了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共产独裁统治，才能使大陆民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获得真正的解放，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中国大陆才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平等和繁荣昌盛的大道。
为了唤醒民众只有通过宣传，而宣传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办报纸，其次是向各自周围的人宣传自已的政治见解、揭露现实和历史的真像，促使尽可能多的人觉醒。但当时的大陆完全不具备民间办报纸的条件，于是我们打算偷渡到香港、澳门取得当地有良知的工商业人士的资助办一份报纸宣传民主宪政、揭露中共当局在大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沿海渔民偷运和用气球飘投的方式送往大陆散发。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在海外成立政党，像孙中山先生一样，先取得海外侨胞的支持然后再往中国大陆发展。为了便于与大哥之间的通信联系，我们设计了一套简单的密码那就是用10000减掉那个汉字的电报代码就是这个字的密码。我们互相通信时对于那些敏感的内容和词语就采用这种密码书写(这就是后来把我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时，向同学们宣称我有密码、电台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的缘由)。我们商定不谈恋爱、不结婚，以免分散精力和连累女方，除非女方具备能促使我们偷渡出境的有利条件，并与我们志同道合才可以考虑。我们深知我们决定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崇高、神圣，但却是充满风险的，在当时中共当局的高压暴力统治之下，随时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很快一个多月的寒假就要过去了，我回家前曲书记和周围的几户农民都拿了一些小米、红薯干、高粱米送给我，曲书记还另外包了芝麻、红枣各一小包(每样各约一斤左右)说是送给我父母吃的。
回到学校，我们学生七舍104室的同学各自带着自己回乡的见闻回到寝室，这些见闻大多是乡下农民经历的苦难、饿死人的景象、吃树皮草根的情况，和农村干部砸锅、没收碗筷、拆房子强迫农民去吃食堂、去住集体宿舍，过军事化的生活，以响应毛和中共当局全民皆兵和公社化的号召。开学之后，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104寝室又活跃了起来。然而我在104寝室的活动已引起了班上以骆XX为首的党员积极分子们的注意，他们把情况汇报到系党总支书记刘某那里，刘某连忙布置他们暗地里检查我的往来信件，注意我平日与哪些同学交往密切，偷听104寝室里我们谈话的内容。刘某一贯以整同事、教师、学生来捞取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他在我校的作为，深为我校绝大部份干部、教师和学生所深恶痛绝。
由于缺乏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经验，和认为我所想、所谈都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尽管与大哥写信时，遇到敏感内容还使用密码，但平日都没有太注意党员积极份子们对我的关注，只是发现那位骆姓党员总是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因他平日成绩很差，经常找我问他不懂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在意，以为他坐在我的书桌上来做作业，也许是为了问我时比较方便。不料骆某坐到我的书桌上做作业是假；趁我不在时，翻看我与大哥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往来信件，并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抄录下来到刘某那里去汇报是真。
此时我已被系党总支书记刘某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只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对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认识不足，以致我对此尚未察觉到。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我已被处于监控和不被信任之中。诸如：每学期选班干部时，在所有的候选人之中几乎每次我得的选票都是全班第一，理应担任班长，然而报到系里审批分配工作后，我总是分配担任副班长、文体委员之类的“闲职”，我当时还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既不是党团员；又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之故，所以并未引起我的警惕。
五年的大学时光，我认为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前三年的基础理论课，由于我在这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所以我的基础科学知识比较扎实，这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这使我能很快适应一项新的工作。倒是后两年的专业课所学的知识，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之中较少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学的第四年开始分专业，我选择了稀有元素化学专业，这个专业主要从事一些放射性元素、稀土元素、半导体元素和稀贵金属元素的分离提纯方法和它们的物理、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
从进入大学起直至毕业为止的政治学习时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们的批判，这些批判大都以大会、小会和写大字报的方式进行。在这类班上召开的批判会上，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的反动思想言行；还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活动对同学们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交待多了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私心杂念”怕被党员积极份子们上纲上线，汇报上去招致批判斗爭，和写成材料装进自己的档案袋；交待少了，又怕被说成是对党不忠诚，有意对党隐瞒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处于进退两难困境中的同学们只好对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上的小事加以上纲上线，自我批判一通，以图过关。而不敢在任何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揭露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批判”自已经常感觉吃不飽、肚子饿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要想到“解放”前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在“三座大山”的欺压之下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我们就不会觉得肚子锇，而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我的这些暗含嘲讽、充满假大空的废话，不仅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笑而且也令那几个党员积极份子抓不到把柄。
由于自58年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把学生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我们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均一年要参加一个多月的劳动，每当遇到这类劳动，我都力求比别人干得更多更快。因为我深知我从小从未经过任何艰苦劳动的锻炼，我试图通过这种艰苦劳动的锻炼，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并从中体会底层民众的困苦。这种对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严格训练，使我终生获益匪浅，这使我此后能很快适应我被中共当局逐至农场劳动教养和下放农村从事冗长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过艰苦的农村生话时，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繁重的农业劳动和艰苦的农场、农村生活。
我们也曾到学校附近的蔬菜队去劳动，我从菜队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菜农那里认真学习各种蔬菜从播种直至收获的整套蔬菜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对我后来“下放”农村后自己种植蔬菜大有裨益。
还有一年秋季是到学校附近的桔园去幫果农们采摘南桔。按“解放”前桔园请人摘桔子的惯例，采摘桔子的工人可以免费隨便吃桔子，只是不能帶走，而按“解放”后的那个“大饥荒”时代的规定，采摘桔子的学生们是不准许吃任何一个桔子的。然而在那个同学们都饿得肚子咕咕叫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同学，包括那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在内，都忍不住饥饿的逼迫和桔子香甜味道的诱惑，每天都要趁果农们不在场的时候，偷偷地吃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桔子，然而我尽管也饥饿难耐，但我始终忍住了美味香甜的桔子对我的诱惑，在整个采摘桔子的二十来天时间内，坚持没有吃过一个桔子。因为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之下，决不吃、拿和使用别人的东西是我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之一。当然，如果我已餓得快要死了，这个桔子或其他食物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还是会拿来救自己一命的，因为珍惜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一条更为重要的道德底线。
62年5月在广东深圳与香港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逃港”事件。这年5月5号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令撤除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防岗哨，开放边境任民众自由赴港。开始还只有深圳附近一帶的人知道消息，开始逃往香港，后来消息一传开，许多广东内地的人也纷纷扶老携幼加入逃港大军。在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上到处都是从广东各地闻讯赶来逃港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不畏艰險奋力沿广深公路往南走，去寻找他们所憧憬的新生活。
等我从广东同学家人的来信中获知大逃港事件时已到了六月份，边境早已重新关闭，令我后悔莫及。我想要是我在5月25号港深边境重新关闭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我必定会用“密码”电告河南的大哥，并约同长沙的弟弟一起加入到大逃港的洪流之中去，如能去到香港便可实现办报纸揭露毛和中共罪恶、宣扬民主宪改、啓蒙大陆民众的愿望。不过这次大逃港使我知道通过深圳躲过边防军警的截杀是一条可行的出逃途径，虽然存在较大风险，但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这个风险是值得一冒的，为此我们兄弟都加强了自己的游泳训练。
有一次从《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导中，又了解到一种逃离中国大陆这个樊笼的途径，那篇报导是云南省滄源县委书记写的，内容是：宣扬滄源县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呼吁内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到那里去支援边疆建设，滄源县紧靠中缅边境，是个森林茂密的山区，加之人口稀少，是个理想的越境地区。我便用密码与大哥商定，大学毕业时，以支援边疆建没的名义申请去滄源工作，了解清楚清况，并作好越境的计划和准备之后，再通知大哥和弟弟以探亲的名义到滄源集合，一起偷渡到缅甸，以达到在境外办报纸喚醒民众推翻大陆共产独裁暴政，拯救大陆民众于水火的目的。
很快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课程就结束了，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便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尽管我的人生目标早已不是从事稀有元素化学的研究，而是要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然而我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和做实验，一是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因为我非常希望用尽可能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更充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此时我希望自已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不仅最艰难困苦、最充满风险的生活、最粗笨沉重的劳动他都忍受；最粗俗的生话他也能乐在其中；而且最精美高尚的文化与生活他也会品味、享受，诸如东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唐诗、宋词、元曲，东西方绘画、摄影、中国书法、西方的戏剧、中国的京剧、黄梅戏、各种科技常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概况，甚至美食，养身、保健……等方面。他虽然不可能每一项都成为专家，但他必须具备这些方面的常识，使他在这些方面都具备欣赏、品味和适应的能力，只有这样他的人生才能丰富多彩并充满乐趣，他的身体和精神才能始终保持健康与活力。
进入大四后，男女生寻找合适的终生伴侣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不可迴避的现实问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们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是经过大学三年来的共同生活、学习男女生之间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许多男女生之间都有了彼此心仪的对象，所以尽管当时的高校禁止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谈恋爱，但这种源自人类繁衍和性爱本能的情感，哪里是中共当局一厢情愿的一纸禁令所禁止得了的。所以到大三以后男女同学之间出双入对的现象便与日俱增起来，。基于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为人处世和人品方面的表现已获得绝大多数同学的好感，当然也包括一些女同学，所以那时也偶有女同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好感，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遵守自己立下的誓言，我都十分委婉、十分明确地、早早地将这些苗头拒之门外，这样做既不会损害对方的尊严；又不会给对方造成较深的痛苦。这其中也有我比较心仪的人，其中一位58级的被老师们誉为化学系两位天才学生之一的女生胡XX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曾在61年夏季一起在一家制药厂买习近两个月时间，相互之间有过较多交往、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她也有好感，她也曾明确的向我暗示过对我的好感，但为了我的理想、责任和立下的誓言，我还是在这种感情萌发之初，便用明确无误的暗示加以婉拒了。
61年夏天在制药厂实习期间，有一个星期天工厂休息，我正在清洗自己的衣物，忽然听到从宿舍侧边的小山坡上传来一阵优雅的小提琴声，我连忙停下清洗工作，仔细地欣赏这难得一听的小提琴演奏，我听到他先演奏的是“拉骆驼”、“江河水”，接着又演奏了一曲当时十分流行的“新疆之春”，后来他又演奏了一曲舒曼的“梦幻曲”和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拉骆驼”一开始轻漫优美的旋律使我仿佛看到一支满载货物的驼队，为了趕路，打破黎明前的寂静，摸黑起程踏上遥远的征途，一路上经过草原、荒漠到达一个集镇。此时乐曲转入一种热烈奔放的旋律，使人仿佛隨着驼队来到一个喧嚣的集市，骆驼客们在那里进行交易、就餐、飲酒划拳。然后乐曲又转入平静，仿佛使人看到驼队在热闹的集市完成交易之后，又踏上新的旅途，最后乐曲由平静转入宁静，直到曲终的万籁俱寂，使人仿佛看到迎着西下的夕阳行进在草原、荒漠之上的驼队，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搭建帐篷宿营，最后骆驼和骆驼客们都宁静地进入梦乡；“江诃水”那时而幽怨，时而悲愤激越的旋津，仿佛使人看到一位满怀思念和悲愤的妇女，在江边祭奠她那赴远处服劳役而客死他乡的丈夫，而抒发出的幽幽情怀和对社会不公、命运不济所发出的愤怒和控诉，听了不免令人黯然神伤；而“新疆之春”那欢快跳跃的旋律使人感受到维吾尔族民众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本性，使人顿生轻松愉快的感觉；而舒曼的“梦幻曲”则以它那舒缓优雅的旋律使人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梦幻般的意境，听了不由使人感叹这个曲子不仅谱写得好，而且曲名也实在翻译得太好了；而贝多芬那轻快、热烈、优雅的“小步舞曲”则仿佛把听众带到了两三百年前欧洲宫庭和贵族盛会上，盛装的仕女和风度高雅的士绅们在一起翩翩起舞的场景。这一切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革命”歌曲充斥乐壇的时代，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等“小步舞曲”一拉完，我连忙跑出寢室，朝琴声传来的方向一望，看见离寝室不远处的小山坡上，一个周围长满杂草的小亭子里，站着一个手拿小提琴的青年工人，我连忙走向前去和他打招呼，他马上说：“你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吧！真羡慕你们能有机会上大学”，我说：“刚才听你的演凑，觉得你对乐曲的理解、对旋律的把握和演奏的技巧、手法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你为什么不去考音乐学院？”此时只见他低下了原本望着我的头，目光也暗淡了下来，说道：“我连考普通大学的资格都没有，哪里还有资格报考音乐学院，要不是58年搞“大跃进”到处都招人，我恐怕连当工人的机会都没有，”听了他的讲述，为避免触动他的伤心之处，我也就没有细问他不能报考大学的缘由。但是不难想象他和他的家庭肯定是沾上了中共当局内部文件中所规定的不能报考大学的条文中某一条的边，才被中共当局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以后我们成为了朋友，每当他到小亭子拉小提琴，而我又不当班时，便会到小亭子去听他的演奏，他也很高兴有人欣赏他的演凑。离开制药厂以后，每当我想到他，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阶级路线不知扼杀了多少英才，如果没有这条阶级路线的阻挡，这位青年工人也许就能成为另一个马思聪。
到大学五年级的上学期，上完专业课之后，在1963年的10月下旬便开始实习。一开始一我被分到XX省有色金属研究所实习，临行前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把我的实习地点改为XX市化工厂。这种变化表明系里面已在暗中调查我的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案。大概是怕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刺探”我国的科研秘密，泄露给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吧！不过我当时对此竟未察觉，只当是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有台湾和海外头系，才不派我到有色金属研究所这种涉及科研机密的研究单位去实习，所以也就没有把这当为一回事。
其实那时中共当局的科研实在没有什么成果值得如此保密，经过“解放”后历次针对知识份子的各种政治运动，真正有真才实学；能夠有所創造、有所发明的知识份子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的被关进了监獄；有的被的被投入了劳改、劳教工厂、农场；有的被迫在学校、工厂、科研机构打杂、搞卫生甚至清扫厕所。他们都被剝夺了从事科研的机会和权利。而充斥各科研机构的大多是那些擅长吹牛迫马、以整人为乐、不学无术、出身又好的积极份子，这种人除了能发明创造出各种整人的“妙招”之外，哪里还能研究创造出什么值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前来窃取的科研成果？
我们到XX市化工厂的那天晚上，工厂专门开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据该厂的党委书记王光英介绍，他们厂所生产的硫酸锰是支援世界共产革命的重要出口产品，是出口到战斗在世界共产革命最前线的古巴的重要化肥产品，因古巴土壤长期种植甘蔗导致其土瓖中严重缺锰，而含锰肥料对于提高甘蔗的产量和含糖量都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该厂的生产设备简陋、工人生产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整个硫酸锰生产车间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硫酸锰车间的生产流程十分简陋、原始，简直就像一个两三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个生产硫酸锰的手工作坊。整个生产过程全都是手工操作，其劳强度之大、工作环境之恶劣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由于生产的硫酸锰是作肥料用的，对产品的纯度要求不高。像这种生产工业级粗制品的手工生产除了起到体力劳动锻炼和恶劣的生产条件损害学生的身体的作用之外，起不到任何实习的作用。
实习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便开始淮备写毕业论文，分配给我的论文题目是“铌钽的分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蒋老师，一开始他给了我一份参考书表，表上所列参考书大都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出版的英文、俄文书刊，中文的很少，因为那时中国对铌钽这两种元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不仅这方面的著述较少，而且由于铌钽的研究和应用大都与核能、核武器相关的精密仪表有关，理所当然地有关铌钽的研究资料都被什么都保密的中共当局列为机密，是绝对不会让我这个己被内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学生接触到的。铌和钽是两种物理化学性质十分相近的稀有金属元素，因而治炼工艺十分精细复杂，所以其价格远比黄金还要贵许多倍。
1964年春学校开展了一年一度的研究生报考工作，以我在大学期间在学习上的表现，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报考研究生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我却决定不报考研究生，尽管我十分喜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是我的志向早已不在科学研究之上。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热血青年，上天又赋予了我认清“解放”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深重苦难的根源的能力，我早已把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我不想让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束缚住我的手脚、耗费掉我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我决定不报考研究生的原因。不过从后来知道的情况看，那时我即使去报考研究生也不会被系里面批准，因为从大约一年多之前起，我已被以刘某为首的系党总支列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而处于被严密监控之中。
正当我潜心致力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突然禍从天降，1964年3月17日上午大约9点左右，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忽然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骆XX到寝室里对我说：“易XX，刘书记在答疑室有事找你，你马上去一下”，当我一进答疑室的门，只见刘书记坐在答疑桌旁，桌上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面前还放了一叠材料，他劈头就对我说：“易XX！你的案子破啦！我现在代表组织宣佈你从今天起停学反省，老老实实交待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和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爭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党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是知道的。从现在开始你停止写毕业论文，马上开始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不经批准不准离开寝室，不准随意行动”。此时我心里想我和我的大哥、弟弟要做的事都还在筹划之中，大都尚未付诸行动，我自认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他们手里(因我的疏忽大意，我不知道他们已偷阅、审查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说我没有犯什么案子，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刘书记听后把桌子一拍，叫道：“易XX！你到现在还不老实、还想顽固到底，老实告诉你，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槍斃你都有多”，说着从桌上拿起摆在他前面的那一叠材料纸对我扬了一扬说：“罪证都在这里，我们早就掌握了，就看你坦白不坦白，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只要你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积极检举揭发别人，争取立功赎罪，争取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你还是有前途的”，说完他拿出一叠材料纸递给我，我没有接，他说：“你的态度很不老实，这对你没有好处，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然后对门外喊了一声：来人！马上就有两位早已等候在门外的陈、骆两位党员应声而入，刘书记对他们说：先把他帶下去，并把那叠材料纸交给其中的一位，对他说道；要他下去老老实实写交待，不许他乱说乱动。于是我被陳、骆二位一左一右押回了寝室。此时全寝室的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没有一个同学敢跟我说话、敢跟我打招呼。很显然，就在我被刘书记找去谈话时，他们已向同学们宣佈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大家捡举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与我划清界线。
那天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紧张地思考怎样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一开始头脑里面很混乱，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脑子便慢慢冷静下来。我确定先决不主动承认任何“反革命罪行”，尽量没法摸清刘书记他们究竟掌握了我们兄弟多少情况，然后再决定应对的办法，我决定把凡是他们己经掌握了的情况都酌情“主动”交待出来，同时在与刘书记谈话时，要改变头一天那种强硬态度，装出一副很胆小害怕的样子，以在他们面前制造出一种“这家伙很胆小、也还算老实，容易对付”的假象以麻痹他们；此外坚决不牵扯到任何一个同学亲友，因为决不能因为我而伤及任何一位亲友同学，这是我为人处世不可逾越的基本准则，此外也可阻止刘书记之流想把问题扩大化，然后把我的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企图。在我被隔离反省交待“反革命罪行”的同时，两个平日与我往来最密切的候、邹二位同学也同时被隔离审查，要他们交待参与我的“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罪行，和揭发我的反革命罪行。第二天全年级停课招开师生大会，检举揭发“易XX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译东思想的罪行。以后几乎每天都要以班为单位轮流召开对我的检举揭发批斗会。一开始因为老师、同学们都不知道我己认清中共当局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决心献身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并正在采取行动付诸实施的真实情况。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乐观向上、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尊敬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为人忠厚、爱好广泛的模范学生。所以最早的几次批斗会，除了几位党团员按会前的佈置发言对我进行检举揭发批斗，并带头呼喊一些“易XX不老实只有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头子易XX！”之类的口号之外，很少有人发言。
后来系里面召集全系学生开会，对学生们施压说：以后的批斗会上谁不发言、谁不检举揭发易XX的反动言行，谁就是阶级立场不稳；就是与反革命份子划不清界线；就要影响到即将到来的毕业鉴定、影响他的毕业分配，这些东西还将进入他的档案要影响他的一生。刘书记找我谈话更是赤裸祼地对我说：以前老师、同学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你搞透、搞臭，让同学们认清你的反革命真实面目。在系党总支的高压之下，同学们为求自保，不得不纷份发言揭露我的“反动言行”，这种批斗会因涉及同学们的毕业鉴定、毕业分配和政治前途，所以许多同学都站出来发言“揭露”我平时；特别是在那间被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寝室里发表的“反动言行”，以及政治学习时以开玩笑的方式发表的反动言行。其中有些同学当时也附和我的言行观点，但到此时他们为洗清自己，不仅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甚至还无中生有揑造一些我的反动言行上纲上线对我进行诬陷。看到这些同学的表现，我心头感到无比的悲凉，我冒着犯反革命罪的危險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正是为了维护你们的权益；不正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孫不再遭受“解放”后我们所遭受过的深重苦难吗？你们怎能这样对我落井下石？你们为求自保检举揭发我那些众所周知的反革命言行，我都能理解并予以原谅，因为你不检举揭发，别人也会检举揭发，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者在场的、一些平日关系很好的同学我们私下的谈话，你就没有必要检举揭发出来，这种只有你我知道的言行你不揭发，对你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和危險。更有甚者有些二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有些明明是他自已讲的“反动言行”，他发言时却推到我的头上。在那种批斗会上，他们知道我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不老实的表现，而招来一片“易XX不老实！不许狡辩！”的口号声，而将我的辩解淹没在口号声中。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包括一些平时关系并不十分密切的同学在内，在发言时都只捡举揭发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和揭发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反动言行”对于我和他们之间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很“反动”的谈活内容却避而不谈，或是喊几句空洞的口号应付一下了事。看得出这些同学的发言纯粹是为了“过关”，他们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仍然坚守住了自已做入的底线，光凭这些人我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和将要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从3月18号起除了写交待材料之外就是参加由各班学生轮流召开的批斗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批斗会成了同学们本性赤裸裸的地表演的人生舞台。在政治利益、在决定人生前途和命运好坏的毕业鉴定和毕业分配面前，批斗会到后来便成了我观赏同学们赤裸裸地表演自己真实本性的人生舞台。有时我在批斗会上看同学们在这个舞台上赤裸裸的“演出“看入了神，以致批斗会上有人要我回答问题，我都没有听到，当提问者提高声调大声质问我为什么不回答时，我才猛然惊醒过来，连忙说刚才我没有听清，请你再说一遍。
对于那些在政治学习上以开玩笑的方式对现实和中共当局的嘲讽和在寢室里宣扬民主宪政、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些事我知道，知道的人太多是瞒不住的，我便在交待材料中“主动”交待，但对于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和发展了哪些成员、纲领是什么、与台湾有无联系、有无电台、密码这类事则坚决否认。但对密码一事，我知道他们早就在审查我和大哥通信的信件，他们肯定从信中知道我们有密码，我交待说密码倒是有，只是为了与大哥通信时不让别人知道里面的内容，而不是用来与海外联系的，因为我们没有电台，也从未打算过要去搞个什么电台。尽管如此，刘书记后来在把我以反革命集团案移交给省公安厅时，还是不顾事实真像在报告中指称我有电台密码，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
在要我写交待材料时，他们总是把同一个问题要我写多次交待，其目的是要看看对同一问题，我每次所写交待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以图从中找到突破口，逼迫我承认某项指控。我很快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对同一问题，我每次写的交待都完全一样，他们根本无法从中挑出任何毛病。许多年后我碰到一位当年曾参与我反革命集团一案侦查、批斗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你的记性真好，你每次对同一个问题写出的交待材料都完全一样，几乎一字不改，我们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那位刘书记也曾当面质问我：你为什么每次写的材料都完全一样，没有交待一点新罪行？我回答说：因为我完全是按事实交待的，所以每次写的交待都一样，你不是要我按事实老卖交待吗？我正是按你的要求老实交待问题，我总不能违背事实乱说一通，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为了防止候、邹两位同时被隔离审查的同学在当局的的威胁诱骗之下顶不住，为求解脱胡乱承认参加了我的反革命集团，我诀定找机会稳住他们二人，他们二人那时被隔离在我对面的寝室，也有两人看守，有一天我见候同学出来到位于宿舍旁小山坡上的厕所去方便，我也向看守我的同学提出要上厕所，他们把我帶到距厕所还有七、八米远的地方，就停下来，示意我进去方便，因那时的厕所内都积存有许多糞便气味很难闻，我一进厕所连忙走到候同学身边低声对他说：我是不会牵连你们的，只要你们自已不承认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其他有关我的事都说不知道，你们就什么事都没有，否则就是自找麻烦。他点了点头。对邹同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告诫了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在我交底之后，，顶住了刘书记他们的威胁诱骗，后来他们都顺利地领得了毕业证，分配了工作。
刘书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成一个大型“反革命集团”案件，威逼与我交往较密切、有书信往来的中学、大学同学、亲友承认参加了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并检举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他又把我的问题添油加醋、誇大其词、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后，上报到省公安厅立案侦察。四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学校保卫科的文干事把我叫到校保卫科办公室，我一进去就看到保卫科的三名干部正在陪一个三十多岁的身着便衣的人在打扑克牌，他们一见我进来连忙停止了打牌，文干事就指着那位着便衣的干部对我说：这位是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又对肖侦察员指着我说：这就是易XX。此时肖侦察员坐到了办公桌的主坐上，并要文干事端了一张小方凳，放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并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打开他那黑色的公文包，从中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对我说：易XX！我们监视你已经很久了，你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我们早就掌握了，随即拿起那叠材料对我扬了一扬。他接着又说：我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来找你谈话，主要是给你一个主动坦白交待、认罪悔过的机会，现在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主动老实交待自己组织反革命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爭取得到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你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只要你主动认罪、接受师生们对你的批判斗爭，还是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的，还是有前途的。否则你的下场是十分危险的。他指着放在他前面的那叠材料对我说：根据我们己经掌握的材料判你一二十年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都绰绰有余，党和政府是看到你还年轻，也有点才华是想挽救你，才让我来找你谈话，给你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
我心里想，你们如果什么都知道还找我来审问干什么？显然是你们还没有掌握把我定为组织“反革命集团”罪所需的材料才来对我进行日以继夜的批斗、审讯。这位肖侦察员审讯时与刘书记他们那种声色俱厉、拍桌打椅的方式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闲谈的方式进行审问，他从不直接要我承认“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或“进行反革命宣传”等罪名，而是先从一些看似与这些罪名无关的问题谈起，只要你一开始的回答落入了他早已预设好的圈套，那么你对他下一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他早已预计好了的答案，到最后你就只能被迫承认他所指控的罪名。例如，他要逼迫我承认在同学们中“进行反革命宣传罪”时，他会说：据我们的了解，你是一个与同学们关系不错，又很乐观、健谈的人，是吗？当我回答说：是，之后，他又会问：那么你与你同寝室的同学天天住在一起，想必关系更好，你们在一起谈话更多，更隨意是吧？从逻辑上说我就只能回答说：是，接着他又问：你是不是跟同寢室的同学谈论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西方国家的现状？是否议论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我从刘书记对我的审讯中已知道这些内容已有党员积极份子写了举报材料，而且兦些事其他许多同学都知道)此时我也只能回答说：是，接着我申辩道：我在寝室里与同学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从学校图书館和阅览室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上看到的，“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农村同学家里都饿死了人，是从同学们家里来信中知道的，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此时他才说：你在同学们中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这不是进行反革命宣传是什么？使得我无言以对。此时我知道我碰到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审讯“高手”了，他远比刘书记他们难对付，我冷静思考之后，才想好应对肖侦察员审讯的办法，那就是：每当他谈及一个新话题时，不要马上回答，而是仔细思考这个新话题可能与他将要对我进行的那一项指控相关联，然后再使自己的回答避免落入他预没的陷阱，以免被他一步一步逼得不得不承认他将要对我进行的指控。我有时装做没有听懂他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故意把话题岔开，我对他的每一个新话题的回答都尽可能地简洁为：是或不是；有或没有……，这类简单的回答，以避免他从我过多的回答话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漏洞或把柄，一步一步逼迫我承认对我的某一项指控。而他则想尽一切办法诱使我多讲话，以便他从中找到漏洞和把柄。后来他见我不再上他的当了，便对我说：你平常不是很能说会道的吗？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寡言？是不是心中有鬼怕见得人？我马上以一种“恭维”他的方式嘲笑他，我说：肖干部，你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侦察员，你的审讯技巧太“高明”了，我随便多回答几句话，都有可能被你一步一步逼得我承认我从未犯过的罪行，所以我不敢多说。此时肖侦察员以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态指着我，对旁边几位保卫科的干部说：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话？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主张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怎么会逼迫你承认你没有犯下的罪行呢？此时审讯已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肖侦察员已觉察到我已看穿他的审讯手腕，不会再上他的当，他已不能从我嘴里挖出更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了，便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回去好好为自己的前途、为你的家人好好想一想，是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爭取党和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好呢？还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好？接着他挥了挥手示意文干事把我帶回寝室，这次审讯就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仍然是每天由各班学生轮流批斗、不停地写交待材料，有时晚上刘书记也带几位党员积极份子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审讯，仍然是试图逼迫我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有电台、与台湾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有联系、企图叛国投敌……。但这种审讯始终没有学校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使我隐约察觉到校方在对待我的案件上的态度，与以刘书记为首的化学系党总支是有分歧的。
就在省公安厅的肖侦察员对我审讯之后不久，候、邹二位同学就都被解除了隔离审查，继续撰写他们的毕业论文，这使我察觉到，省公安厅和校方基本上已经否定了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此后有一天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在押送我去厕所的路上小声告诉我：刘书记他们起草了一份起诉书，要求公安部门将反革命集团头子易XX逮捕法办，并胁迫全系师生都要在起诉书上簽名。在64年那种“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政治氛围之下，是没有哪个学生、老师敢不簽名的。
到四月二十号前后的一天上午，文干事到我隔离审查的寝室找到我，要我跟他到校办公楼去，说是有学校领导要找我谈话，他把我带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我进去后见办公室里坐着的是校党委书记唐X，唐书记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这次谈话不是进行审问，主要是对我进行“啓发、教育”，他首先问我：问题交待得怎么样啦？还有什么没有交待清楚的要继续交待清楚，争取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我今天代表学校和党委找你谈话，主要是想挽救你，把你从危险的道路上拉回来，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老实说国家把你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生是不容易的，是花费了巨大代价的，我们当然不希望把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推到阶级敌人那边去，所以尽管你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是罪行，但是我们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你进行挽救，想把你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你还年轻、成绩也不错，你的父母送你唸到大学毕业，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你要为今后自己的前途和父母今后的生活着想，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清楚自己的全部错误和罪行，真诚悔改，重新做人，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你的问题性质很严重，是政治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如果执迷不悟，抗拒到底，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我说：要交待的我都交待了，要写的我都写了，你们还要我交待什么？我总不能按刘书记他们的要求，他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我总不能随便拉几个同学进来成为我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吧！唐书记听后大声说道：哪个叫你乱承认什么？我们党一贯的主张就是实事求是，你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想隐瞒也隐瞒不住，你没有犯的错误和罪行党和政府也不会强加给你，只要你实事求是交待清楚自已的错误和罪行，真诚反省改过自新，不隐瞒、不胡编乱造，党和政府还是想挽救你的，今天就谈到这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然后唐书记就示意文干事带我回寝室。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1968年回到学校时，从大字报和老師、同学处了解到的情况才使我知道，唐书记那次找我谈话实际上是代表以朱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和我打召呼：切不可承认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否则党和政府(实际上就是以朱校长、唐书记为首的校领导)也挽救不了你。原来刘书记为了积累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不仅在化学系疯狂整老师、整同学，而且背地里还向上面打校领寻的“小报告”，企图取他们而代之，所以刘书记不仅为化学系师生们所深恶痛绝，他的所作所为和个人品格也为校领导们所憎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案件在调查审理、批斗过程中学校领导，甚至连校保卫科都迟迟没有插手的原因。
此外我分析，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朱校长在上世纪卅年代初在上海唸大学时，也是一位身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参加中共的热血青年，唐书记也和朱校长一样是一位卅年代初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我省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热血青年。他们从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他们过去的身影，尽管在当时那种“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严酷政治环境之下，他们不能也不敢公开赞同我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公开反对刘书记们对我的批斗，但他们对刘书记们的作法采取不插手、不合作的方式加以抵制；尽管他们不能也不敢阻止刘书记他们胁迫化学系师生在对我的起诉书上签名、也不能阻止刘书记他们把起诉书递交到省公案厅立案。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利用了他们在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和省高教局(唐书记的夫人是省高教局局长、朱校长是“解放”后我省第一任省委宣传部长、唐书记也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影响力尽可能地減轻了对我的处分。
化学系对我进行的批斗和逼迫我反复交待罪行从三月十七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原本想以日以继夜的轮番批斗和反复写交待材料达到把我的精神和意志拖垮，使我为求早日解脱，他们指控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的目的，以为这样就能迫使我承认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迫使我承认那些与我往来密切的同学、亲友都是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纲领、迫使我承认有反革命活动……。然后刘书记他们就可对外宣称，他们在我省高校界挖出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大型反革命集团，并以此向上面邀功请赏，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然而我成功地顶住了近一个半月的巨大压力，坚持只讲以前交待过的话，一句不改；坚持只写以前交待过的材料，几乎一字不改。倒是批斗会开得与会同学老师都已恹倦，批斗会越来越冷场，发言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连那些党员积极份子在批斗会上都提不起神了，于是越到后来的批斗会就越只能提前草草收场，最后批斗会成了应付刘书记他们的走过场的形式。
到四月三十号上午十点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就此划上了句号，这天上午十点我离开学校，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走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的监狱，开始了作为囚徒的“新生话”。
【民主中国首发】5/2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