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良心的领导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组织开展了平反全国冤假错案的工作，大批“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被摘掉了帽子，80年代他又一直对“自由化”运动和学潮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终于因“纵容和包庇””1987年的学潮而下台，所以他一直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爱戴。我是在4月15日下午听说这个消息的，我立即意识到这将是点燃1989年学潮的导火索。我把我的这个看法告诉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他们都不相信。但在我的鼓动之下，我们在当天晚上还是写了一个很大的“奠”字贴在了宿舍的窗户上，以寄托我们对这位有良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哀思。
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第二天早上我就看见人大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悼念胡耀邦的对联、标语和大字报，还有人在我们居住的“学九楼”和人大研究生居住的“学八楼”对面的红砖墙上写了几个大字：“人大民主墙”。这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立即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已经开始了。我马上就到北大去看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北大一直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北大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三角地”，大字报的数量比人大的还多，其水平也比人大的高。虽然我没有去其他学校，但我知道这些学校的情形与人大、北大肯定都差不多。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完全体现了当时的人心所向，1989年注定要发生学潮，胡耀邦之死只不过将发生的时间提前了。
从北大回来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就在宿舍里写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胡公托梦记》，我借胡公托梦的形式说明了胡公的遗愿是要在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一篇是《反思中共历史》，我非常尖刻地说中共是“一代奸党”，并套用金观涛的理论论证了“中共是一个即将溃败的组织”。这两篇大字报都采用了匿名，并在4月16日和17日晚上贴到了人大的民主墙上。第二篇大字报在墙上保存了很久，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在上面留言，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类似于现在网上的跟贴。但是在“八九”之后，北京的李海却说我的这篇大字报缺少策略，给中共留下了把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后来我就是因为这篇大字报而获刑2年半，当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4月16日，人大的学生成立了悼念胡耀邦的“治丧委员会”，并建立了悼念胡耀邦的灵堂。我到灵堂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放满了花圈和松柏枝，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去在胡耀邦像前进行哀悼。
4月18日早上，我听说北大的王丹在17日晚上曾带领一批北大的学生呼吁人大学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但人大学生应者寥寥。我们“学九楼”在人大的后门，许多消息都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行动。如果我当时碰见王丹他们来呼吁，我肯定会跟随他们前往广场。类似的情况在“八九”民运中我遇到了好几回，有好几件事情我都没能迅速作出反应。如果我住在人大的前门附近，我可能在“八九”民运中会卷得更深。
直到当天下午吃完晚饭后，我听说有人正在组织人大学生前往广场，我才约了两个同班同学一同前去报到。队伍集结完毕之后，我们就将一个大花圈绑在两辆自行车上面，然后一同骑车前往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我看见广场上已有上万人，大家都聚集在纪念碑的北侧，而纪念碑上面已放上了胡耀邦的遗像和许多花圈。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政治活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历史画面，我感到我们现在也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当我们人大的队伍进入人群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自动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我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我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与几个人一起抬着花圈，最后在大家的推动下我爬上了纪念碑，把人大的花圈放到了纪念碑上。人们看见人大的花圈也上了纪念碑，于是人群中又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许多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时不时地喊几句“打倒官倒”这样的口号。不久，我又看见一位个子瘦弱的学生拿着一个喇叭大声念读一份文件，好象是要求当局为1987年的学潮和自由化运动平反。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王丹，当时我对他好佩服，一是佩服他的勇气，二是佩服他能够写出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只见过王丹这么一次。没想到直到4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才在他家里又见到了他，并从此成为了关系密切的战友。
大概晚上11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又开始举行环广场游行。游行一圈之后，有人提出到新华门去请愿，于是我们又到了新华门。新华门是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数千人在新华门前坐了下来，门口的武警战士紧张地排成了人墙，但我们并没有往里挤，只是时不时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有人说，如果是周总理，他一定会出来接见学生，但李鹏一直没有出来。后来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李鹏一直都表现得很强硬，并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立下了头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历史终究有一天要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
大概凌晨3点钟左右，人大校方调来了几辆大客车，并呼吁人大的学生回校。有些学生就坐车回去了，但我和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新华门前继续示威。凌晨5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新华门，他们先用高音喇叭对我们进行劝说，劝说无效之后就对我们进行驱散。溃散之后，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于是只好乘地铁回校。
4月19日我休息了一天，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又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示威，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人们称之为“新华门血案”。4月20日我到各高校转了一圈，明显感觉到大字报的内容这时已发生了变化，悼念性的文章减少了，反腐败和宣传自由民主的文章多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由偶发的悼念性活动逐渐变成了一场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
4月20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生也在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校园里也贴满了大字报。为了激发南开大学学生的斗志，我以“悼胡社”的名义写了一份通讯，详细介绍了近几天北京发生的情况。写好之后我将之贴在了南开大学的一个食堂外面，吸引了许多学生观看。可能受此影响，很快就有许多天津的学生赶到北京声援。后来我想，如果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都能把北京的消息及时告知全国各地，也许“八九”民运的声势将变得更加浩大，全国的民运就会更加协调和统一。一旦全国民运形成遍地开花的形势，中共当局对付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的瓦解有两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是民众的普遍反抗，二是各地方对中央的脱离。法国大革命表现为第一种形式，辛亥革命表现为第二种形式，苏联的瓦解则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混合。但是在“八九”民运中，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各地方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形成规模和力量，整个运动都是北京的学生在主演，这就决定了“八九”民运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
我在天津只呆了两天，因为4月22日要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因此我在4月21日下午就赶回了北京。4月2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在4月22日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要实行交通管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学生的大规模行动。但这个时候学生的情绪正在高涨，针对当局的交通管制措施学生们想到了一个高明的办法，那就是提前进入广场。因此在4月21日傍晚，各个学校的“治丧委员会”就将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北师大集合宣誓后一起前往广场。由于刚从天津回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第二天上午我才赶往广场。
我到广场的时候，长安街和广场周围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当局可能担心与学生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凭学生证也能从广场南面进去。进入广场之后我立即找到了人大的队伍，很快也与大家一起整整齐齐地坐在人民大会堂前。这时我才注意到几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估计当时广场上有十几万学生。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当局调集了大批的武警和警察守在大会堂前，不久他们也坐了下来，与学生队伍形成对峙。上午10点，追悼会正式开始，由赵紫阳主持，杨尚昆致悼词。但在追悼会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并没有退场离开，不久我就看见3名学生走出人群，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下跪了下来，好象是在向当局请愿。这个举动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说公民不应该像臣民那样向当权者下跪。但我当时却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举动也暗含高明，因为这种软弱卑微的举动恰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冷酷强硬本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急智，是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素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一个下跪者居然是我的四川遂宁老乡，他叫周勇军，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后来还担任了“高自联”的第一任主席。
直到下午1点，当局也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于是我们就感到非常气愤。经过各个学校学生代表的紧急商量，大家一致决定从即日起开始罢课。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环绕广场的游行，接着就向各自的学校游行回去。在游行途中，虽然我们情绪激动，但也始终不失理智。我们一边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打倒官倒！铲除腐败！”、“罢课！罢课！”等口号，一边在游行队伍的两边用手拉起了人墙，以免社会上的其他人员进入。
应当说，当时的学生包括学生领袖都非常天真纯洁，他们只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一直都不愿受到社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和操纵。然而中共统治者却不理会这一点，只要一场运动威胁到了它的统治，甚至只是扫了它的颜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当时的学生不明白这点也就罢了，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看到不少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还对中共的本质缺少最起码的认识，还将中国民主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身上，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认为，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都不可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它之所以有时候也会让步，乃是因为内外的强大压力，如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够强大，它一定会通过各种花招来应付和糊弄人民，实在不行的话，它就会诉诸暴力。我还认为，民主运动从来都是一种民众运动，她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因此民主运动本身就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八九”民运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始终将人民排除在运动之外，就注定了这场运动走不了多远。
大概下午5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然而我们却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校园里继续进行游行，并高喊着“罢课！罢课！”的口号。这样，虽然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到此结束了，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