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清朝最后五年:立宪VS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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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国人皆以李鸿章“汉奸卖国”为战败首因,十年后,这种情绪化的肤浅认识不攻自破。因为小日本又战胜了大俄国。人们得出另一个结论:“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评论家眼中,世上各国可一分为二,或立宪,或专制(“专制”一语此时刚从日本传入中国),二者高下立判,一目了然,中国要振衰起弱、走向富强,舍立宪而无二途。

一时间,立宪行情看涨,“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爱国心切者更把立宪当成救死扶伤的“速效救国丸”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日俄战争成了中国立宪的催化剂。袁世凯、张之洞、梁启超、张謇、杨度、载泽、端方、溥沦、……,这些海内外、体制内外、汉满两族的重量级政治精英,此刻全都同心合力、和衷共济,加入了立宪救国大合唱。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宣称,“救亡非立宪不可”,他甚至公然威胁朝廷:“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变。”

众议汹涌,群情鼎沸,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也坐不住了。慈禧擅权弄权,却不是什么顽固派。借“七旬万寿”之名,懿旨特赦除康、梁、孙文之外的所有戊戌案犯,革职者“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她读了《日本宪法》怦然心动,当着亲贵枢臣的面率先表态:“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她所信任的“奴才”和大臣们告诉她,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利于君,利于民,独不利于官”,而且,“欲防革命,惟有立宪”。经多次御前密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老太后最终确信,“立宪是个好东西”。

在这场立宪大合唱中,唯一的杂音来自革命党人。他们以人肉炸弹阻止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此举无益于革命运动,相反,使革命派在政治上更加边缘化,在社会上更加孤立。学界商界和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暗杀行动,慰问受伤大臣。立宪VS革命,立宪派首局得胜。革命的威胁,反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1906年9月,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欲“仿行宪政”,“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大清国工作重心转移,“立宪法,开国会”成了它最后五年的最大愿景。身在异国的梁启超“大喜欲狂”,国内绅商学子“奔走相庆,破啼为笑”,支持立宪的民间团体、报刊杂志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初看起来,势单力薄、岌岌可危的革命派毫无取胜的希望。

然而,没有希望的却是清王朝,它永远也等不到立宪那一天。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定九年预备期限,并严令各级官员“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可是,不到两个月,立宪运动的“总设计师”慈禧太后、民间立宪派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光绪皇帝双双驾崩。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立即陷入空前激烈的权力斗争,表面团结的亲贵立宪派、官僚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流亡立宪派顿时四分五裂。他们原本唱同一首歌且在同一条船上,但现在,一些人被揽权心切的新舵手赶下了船,另一些人则灰心失望,主动弃船,悄悄搭上了革命的救生艇。在国事世势的汹涌波涛中,只剩下有权无威的少壮派皇族太子党还孤独地留守在那艘破船上。

徐锡麟临死时说,“假立宪带来了真革命”,一语成谶。“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说,乃后世“革命史观”对清末立宪运动之定论。然而,人们实在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认定清廷是“假立宪”。有人说,为“保皇”而立宪必是假,这无异于说凡君主立宪国都是假立宪国,显属谬论。莫非自求速死才叫“真立宪”?《钦定宪法大纲》几乎全文照抄日本宪法,当年的革命派一面倾心赞美日皇变法,一面严辞谴责清廷“作假”,似亦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人说,立宪何须预备,国会理应速开,推辞与拖延等于愚弄和欺骗。殊不知,当年国民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一,“中产”者不到千分之一,知晓宪政为何物者更不及万分之一,“民智未开,规制未备”并非遁词,“事体重要,头绪纷繁”亦非狡辩。真宪法、真国会、真选举、真自治当然是必须预备的,存心作假者,倒不妨一步到位。亡清之后数十年,国会屡开屡散,宪法屡立屡废,最后国民党的党国独裁体制断送了一波十折的宪政试验。后代政治家集百年之功尚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却要求疲弱已极的清政府朝发夕至、一蹴而就,未免双重标准,过于苛刻。

是非不在成败,善恶不因功过。清末立宪虽无正果,却启沃宪政,推陈出新,其为正路而非邪路,是进步而非倒退。这一点,后人却不该埋没。

2009-3-25

爱思想200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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