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矿难与农民之死——重庆井喷拷问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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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县高桥镇的晓阳村、高旺村,本是青山环绕、绿水长流的风光秀丽之地,世代居住着与世隔绝、贫穷落后、民风纯朴、心地善良的山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地底下喷薄而出的天然气财富本来与他们贫困的生存毫无关系,然而,竖立在他们村庄旁边的川东北天然气矿罗家16H矿井,那座曾经给他们带来工业文明梦想和靠山吃山希望的现代化矿井,却突然间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将他们平淡的生活和平凡的幸福一下子撕得粉碎。

二百四十多位无辜的村民,在寒冷的冬夜里,被矿井喷发的毒气毒死。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儿女、老人和小孩,或困毙家中、或陈尸荒野。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残酷的一幕,永远记住我们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

一、中国矿灾:相当于一年发生三次“911事件”

中国每年的安全事故在百万起左右,死于安全事故的人数超过12万(平均每天330人)。在这12万人中,死于各种矿灾的人数约8千人,相当于每年发生两到三次中国版的“9.11事件”。与伊拉克、以色列等地的恐怖活动相比,中国每一次的矿井爆炸、透水、中毒、坍塌,其破坏性和杀伤力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隐患重重的矿井们,又何异于凶狠歹毒、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分子!

一次9.11震怒了美国,而一次又一次的矿灾却没有震醒中国。相反,当鲜活的生命变成枯燥的统计数字,当同样的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当所有的死亡都变成千篇一律的重复牺牲,所谓关注、所谓同情甚至也变得麻木了。年复一年,年年都在对矿井煤窑搞“清理整顿”、年年都在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然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年年还是矿灾频繁、矿难惊天!想找个例外的年份,难,想找个安全的省份,难!

山西运城、河南登封、山东枣庄、黑龙江鸡西、山西繁峙、广西南丹的惊人矿难,那些巨大的悲剧,仿佛还在昨天。岁末之际,在人们忙于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中,先是12.23特大惨案,接着又发生了河北邯郸、辽宁铁岭、湖南醴陵的煤矿和鞭炮厂的大爆炸事故,又各死伤数十人。如此接二连三的重大伤亡、如此惊心动魄的惨烈牺牲,再一次把中国工业安全的真实面貌令人震惊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二、追求发展:请首先敬重生命

所有的矿灾、矿难,没有一起是“突如其来”的,更没有一起是无法预料、无法防止、不可避免的“不可抗力”,绝大多数是彻头彻尾的人祸。

慷他人生命之慨因而无所畏惧的安全防范意识,以应付上级检查为最高目标的安全管理机制,以不花钱和少花钱为原则的安全设施和救援能力建设,……,这些,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陷人于水火的矿灾矿难发生的基本原因。在死亡、残废等工业伤害的背后,是对产值利润的片面热衷和对人民生命的极端冷漠。

在一些地方当局、一些工矿企业家的眼中,所谓“发展”,就等于产值利润的增长率,为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所谓“经济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良田被毁、房屋强拆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代价,也包括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代价。于是,崛起的高楼大厦和巨额的房地产产值掩盖了拆迁户的泪水,遍地的开发区和不断增长的工矿业产值掩盖了农民的巨大损失,同样,安全事故也就被合理地解释成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这一次,在重庆开县出事的并不是私开滥采的非法小矿,而是赫赫有名的中石油公司的“国家级”矿井。但是,12.23矿难暴露出与非法小矿几乎同样的问题:安全教育严重不足、安全管理严重失败、救援能力严重缺乏的致命弊端。据当地的村支书说,除了征地时与村委会打过交道,此后5年中,矿井当局再未与当地农民有过正式交涉,更遑论作认真扎实的安全知识教育。村民们对矿井的危险性大多一无所知,以致当井喷后警报拉响时,人们不以为然、丝毫不知死之将至。当紧迫的生命危险迫在眉睫,有关当局又苦于没有能力及时尽到通知的义务,没有足够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防毒面具去组织和帮助村民们紧急疏散,没有以最快的速度将地方政府、解放军和武警的抢险救灾能力组合起来,没有紧急动员和出动直升机、汽车和急救人员去现场救助伤员,没有及时运用传媒和舆论的灾害警戒功能,以致一天一夜之间死亡人数呈数十倍地增长。

三、拷问良心:矿难中伤亡的为什么总是农民?

重庆井喷事故的243位死难者中只有两位是气矿职工,其余皆是附近的村民,这个悬殊的比例引起了当地人不小的义愤。这不奇怪,比起农民来,矿上的领导和职工有更多的安全知识、更准确的事故信息、更快捷的交通工具、更好的逃生方法,而他们并不负必须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先人后己的法定义务。

再翻检一下历来的矿灾,我们也不难发现,每次事故的受害人也大多是打工的农民。为什么矿难中承受最大伤亡的总是农民?为什么广大的农民包揽了重活、脏活、苦活、累活不说,还必须完全“垄断”高污染、高职业病发病率、高危险性、高死亡率的工种和岗位?因为穷么?因为贱么?

在重庆井喷事故中,并没有打工的农民,这让我们想到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是否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们恶意地利用了农民的贫穷和善良,有意对农村、农民、民工实行安全方面的“双重标准”?离中心城市越遥远的矿山、离高楼大厦越遥远的矿井,当安全仅仅与农民或农民工有关的时候,其安全标准是否就越低?其安全制度是否就越松?其接受监督检查的力度是否就越小?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否就越大?其事故的赔偿金额是否就越少?对于上述疑问,有关当事人是否敢于拍着胸脯回答:不是??

当城市将严重污染的企业、高度危险的行业、低效益高排放的夕阳产业搬往乡下的时候,其实就大致认可了这样的双重标准。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在基本安全层面不应该有特权,更不应该有歧视,我们苦难的父老乡亲和达官显贵一样,也只有一次性、不可再生、唯一的生命。

爱思想200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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