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大学生孙志刚离开人世两年了。没来得及成家立业,没来得及生儿育女,没来得及恩养父母,没来得及报效祖国。仅仅因为忘记携带人民政府颁发的暂住证,他就把大好的光阴和锦绣的前程,通通断送在收容站的监房里。套用一句老掉牙的官话,孙志刚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受了党和人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刚刚开始为革命工作,还一事无成,他凭什么就那样匆匆走了?

我不知道在他短短的一生中,经历过多少生命的欢乐,但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曾经加倍地饱尝了生命的痛苦,这痛苦象大山一样沉重(不然怎么叫“执法如山”呢),直达生命的极限。

在与合法权力和非法暴力不期而遇的那几天,在承受惨痛的毒打和折磨的那一夜,可怜的孙志刚,他提前预支了后半生所有的痛苦,提前告别了后半生所有的喜乐。在他弥留之际,也许他曾经这样告慰自己:“人生百味,人间百态,已经与我无缘了,但终于见到了某些神圣之物的丑陋原形,终于领教了人权的卑微和官权的霸道,我这一生,也算没白活了。”他永远弄不明白的是,那一纸拿钱就可以买到的暂住证,那一纸藉以标明异乡人身份的暂住证,那一纸让“流动人口”必须缴纳额外费用的暂住证,它的分量怎么就那么大,它所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竟然能使一个年轻鲜活、朝气蓬勃的生命,立刻就变得奄奄一息?

孙志刚离开了他“暂住”的人间,到达了永恒的天国。

孙志刚之死发生在“盛世”的峥嵘岁月中,如果没有南方都市报,如果没有稍稍游离于主旋律边缘的互联网络,孙志刚的故事,也就差点埋没在盛世的光辉之中了。感谢孙志刚,感谢那些关注孙志刚之死的人们。孙志刚没有白死,他以生命为代价,证明了收容遣送制度的丑恶,证明了公民在本国“神圣领土”上“暂住”的荒谬。孙志刚之死铁证如山,他所证明的丑恶和荒谬,就连当初发明了收容站和暂住证的人也无法否认。

孙志刚的故事让我想起印度的圣雄甘地。当年轻的甘地律师在南非工作时,十分乐于为人们划分身份等级的南非当局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的亚裔居民必须办理一种特别的身份证。这样一来,在南非,黑人有黑人的证件,亚裔有亚裔的证件,在政府看来,这是天大的好事,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有利于对不同类别的人口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当然,白人不必办理任何特别的身份证件)。南非政府规定必须限期办证,否则法不容情,一律收容到监牢里去。老实的华裔都乖乖地办证了,但甘地号召南非的印度裔居民拒绝办证,他领着一帮人众前往监狱,声称依法自愿服刑,但绝不办证。这些自愿坐牢的不法之徒越来越多,都赖在监狱里轰也轰不走,而南非的警察又毕竟不敢把这些人打死,于是,南非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政府被迫谈判,结果,恶法终于不能付诸执行。从那以后,甘地把“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又从南非搬到了印度祖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果南非的警察(或警察授意的同监人犯)把拒绝办理歧视性身份证的圣雄甘地打死了,也许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历史、现代印度的历史都将改写。孙志刚毕竟不是甘地,他没有拒绝办理暂住证,他更不敢号召别人同他一起和平抗法,他的致命错误以及他的英雄壮举,只不过是没有随身携带那张表明他应该受到某些歧视的暂住证。他绝不会英勇到要用自愿坐牢来要挟警察,是警察以收容和毒打来惩罚他。甘地不怕坐牢,他没死,孙志刚害怕收容,他死了,好在结局是类似的,一部在南非和中国不能称之为“良法”的法规终止了,虽然中国的暂住证还没有取消,但收容站已经换成了救助站。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制度的历史,就这样改写了。

也许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暂住证成为文物,当收容站成为古迹,当孙志刚同龄人的子孙的子孙读到孙志刚的故事,当他们面对文物古迹去领略中华的古老文明,他们或许会嘲笑他们的祖先:这是些怎么样愚昧和野蛮的祖先啊,竟然不可思议地发明了收容站和暂住证这样的东西来折腾人?那样一来,在我们子孙的子孙们眼中,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也免不了会蒙羞受耻。可是,离孙志刚之死才两年,我们这些不肖的祖先却没有资格嘲笑任何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受过收容的和没有受过收容的、在本国暂住过和没有暂住过的人,都是这一事件的当事人。

孙志刚之死带来的进步是有限的。而由一个年轻人的非正常死亡所带来的进步,是不是那么牢靠,也还令人怀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今天中国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依然是按照户口、人事档案、政治面貌等等名目来分类的,如果这些分类与本应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关,那么,被排斥于某种分类之外便意味着某些宪法权利与正当利益的丧失。在孙志刚之后,即使我们已不必因某种不当的身份分类而赴死,但我们仍需对那些将一部分公民打入另册的任何法规保持警惕。

因为孙志刚的悲剧凝聚和放大了中国数亿“流动人口”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也因为孙志刚的悲剧改变了中国数亿“流动人口”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当某些不合理的陋规恶法死亡腐朽之后,孙志刚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祭告我的湖北老乡孙志刚。

爱思想200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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