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惊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十

饷械接踵马列入华赤县剧变黄俄

笔者按语：本文乃是对于笔者旧着《真相真理双真集》上册《苏联奥援中共饷械档案寻踪》（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9）内容新撰的结论部分，限于出版社要求页数勿超400，原书没有结论部分，这次补上，时为未晚。不过引注全部省略。清末民初发轫的新文化运动主为推广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自由经济、个性解放、认知启明。狭义五四运动以后，俄苏共党/共产国际之大外宣在此一新文化运动渗进推广马列著作成分。此种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其实乃为“新武化运动”——“苏联人出钱出枪，中国人出人出力”的武装斗争——的前奏。读者可以通过香港荃湾邮政局邮箱1285或者传真：（852）28702399求购上书，收件人：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

当然，本文推算所得数字，全为概数，绝非确数。但这绝不是玩弄数字游戏，而是使用逼近演演算法的结果，它属于学术探讨、统计分析、科学研究的认可方法。更高阶等的逼近演算，乃至用到微积分（若得到年月报表档案），留给别的学者以及后代学者去完成吧。作者业已年逾花甲，有生之年也应告别这一25年的探索，转向别的课题了啊。

笔者希望具有财力的读者能够慷慨解囊，赞助笔者将此书自己或者雇人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网上联系邮箱乃为：[email protected]。发轫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样式学术的强项之一在于“怀疑一切”，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调查苏中二共早期关系上，它的怀疑一切视野竟会突然变得如此狭窄。

一、苏联奥援中共经费月均百万银圆

1921年7月1日至1932年12月31日，俄苏共党/共产国际奥援中共经费分为两种，一是经常费，用来做党中央运转费——笔者估算：一半用于发放工资，一半用于办报办刊；一是专门款，用来做青年费、工会费、农会费、情报费、罢工费、暴动费、营救费、抚恤费等等。此138个月期间专门款总数，料应多于经常费总数。笔者根据下文给出的16.3%数据，估计可为经常费的6.14倍，亦即2454万银圆左右。

托洛茨基于1927年4月给出如下资料：“1917年以来，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了50%.广州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在三到15银圆之间，只有构成工人贵族的少数有技能的产业工人（是广州20万工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每月收入在15—27银圆之间。”可见当时加入共党领取苏饷对于低阶知识份子来说，不失为一上佳边革命边谋生方式，且至“四一二”政变之前并无任何生命危险。办报办刊用费详情，笔者已在前文交代过了。

拨给上海中央的经常费。从1921年7月至1922年12月前后18个月，月额乃为1850银圆。此第一期月额加总，乃为33300银圆；1923年12个月，月额乃为1750银圆。此第二期月额加总，乃为21000银圆；从1924年1月至1925年3月前后15个月，月额为乃2250银圆。此第三期月额加总，乃为33750银圆；从1925年4月至1925年11月前后八个月，月额为3650银圆。此第四期月额加总，乃为29200银圆；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前后七个月，月额乃为10500银圆。此第五期月额加总，乃为73500银圆；1926年7月至9月前后三个月，月额乃为24500银圆。此第六期月额加总，乃为73500银圆；1926年10月至12月前后三个月，月额乃为29750银圆。此第七期月额加总，乃为89250银圆；1927年，月额乃为27370银圆。此第八期月额加总，乃为328440银圆；1928年，月额乃为55000银圆。此第九期月额加总，乃为676512银圆；1929年，月额为56376圆。此第十期月额加总，乃为676512圆。1930年、1931年、1932年前后36个月，月额乃为55000银圆。此第11期月额加总，乃为1980000银圆。下做统计分析。

首先，起建党后讫迁赣前，前后11年六个月共138个月，如果仅按苏方预算月额计算，上海中共总部共得苏饷3998452银圆。出现过11种由低走高的月额。最低额1750银圆，最高额56376银圆，后者为前者的32倍。138个月，平均月额乃为28974银圆。均衡月——非年——增长率为3%上下，挺厉害了。

其次，如以预算月度苏饷一半用作发放工作人员工资，每人每月30银圆上下，则第一第二期每月可养30人，第三期每月可养38人（含前N人，下同），第四期每月可养60人，第五期每月可养175人，第六期每月可养410人（杨奎松披露，1923年“三大”时已有党员400人左右），第七期每月可养495人，第八期每月可养456人，第九期每月可养917人，第十期每月可养937人，第11期每月可养917人。有道是：千名赤党闹中华，一呼百应十万从。五万成了百夫长，赤军可员五百万。这是否源自苏军参谋部的“大数据”呢？

对比一：1925至1929年前后五年即60个月──比上述138个月少78个月，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培养了数百名留学生，1929年3、4月间毕业归国约250人（不过能够适应工作的据称只有1/4不到，其余有的成了反对派。有的投了国民党）。为此办学项目，苏联花了约500万卢布（应包括了外汇），亦即875万银圆。此数乃是上述上海中共总部138个月所得苏饷3998452万银圆的2.2倍。如果算上1930至1932年前后36个月的此类办学支出，就应达到三倍。显而易见，在朔方普罗米修士眼中，自己吹燃出来的“火种”，要比闪电击燃起来的“野火”珍贵多了。这个费用出自苏联，花于苏联，应该不算本文所说的苏联奥援中共饷械中的“饷”。这预兆了从1931年1月起至1935年1月止，在一个资历、学历（正规教育仅为高中毕业）、级别、智商都不算高的乌克兰犹太人米夫的操纵之下，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可在上海中共总部机关以及三大苏区轻而易举“空降”夺权。米夫能够得此位势，源于其人写过好些论述中国革命文章。不过，米夫以及越飞、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盖利斯、施特恩、布劳恩都不懂中文。

对比二：其一，1923至1926年，莫斯科每月供给国民党的党务经费便达十万卢布，为它每月供给共产党的党务经费1000卢布的100倍。不过前者其时已有50万名党员，后者其时仅有5000名党员，前者也是后者的100倍。其二，1925某月至1926某月的整个财政年度，苏方安排给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供应，价值乃为1100万卢布，折合1925万银圆；其中自4月至10月，从苏联国库拨给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供应，价值就是460万卢布，折合805万银圆。

对比三：1925年6至8月，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名义，从苏联国库拨给上海“五卅”罢工工人的经费，一次就是20万卢布，折合35万银圆。

从对比一至对比三可见当时苏方拨给上海中共总部的经常费并不是个很大数字。

对比四：孙中山同盟会十次起义（后九次跨期亦为约十年），仅筹得数十万银圆。对比中共所得苏饷，真是寒碜得可以。但也说明：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要比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容易，更得上至精英下及民众普世拥护。

苏联政府当时每年从中国东省铁路赚取的利润达到2000万银圆（已除偿还法国贷款），十年就是二亿银圆，对沖援共支出饷金。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可怜见！由于苏联政府于1918年宣布放弃追缴庚款应付俄国部分之权利，所以笔者认为援共苏饷不从庚款这块出。

苏联协饷中共上海总部月额变动（1921.07—1932.12）数字表（上）和立柱图（下）

拨给中央苏区的经费和。1933年1月，上海中共总部迁到中央苏区。据杨奎松等猜测，苏联对于上海中共总部的经常费和专门费的发放便告中止，理由乃是中共武装此时已可自筹经费。然而笔者却倾向于相信“无由终止，反有剧增”。以下论证须请读者务必辨清：这里说的“经费和”乃为经常费和专门费二者之和。

1933年中央苏区政府支出达600万圆以上，而当年的土地税入仅达200万银圆，其余收入数目很少（算为对沖“以上”）。第二个200万元笔者猜测是毛泽民主其事的钨产销收入数；第三个200万元就只能是苏联协饷数。前面说过，1932年苏联协饷上海党中央经常费仅为66万银圆。200万远大于66万。

40年的向苏求饷预算表。迄今为止的新揭苏联档案，仅出现过两份中共遵照苏共指示先编写后报呈的要求苏方协饷预算：《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中共党务和军队1940年支出预算》。后一预算要求苏方当年每月拨给二合一经费358280美元，其中党务经费乃为58280美元——后者为前者的16.3%.苏方同意每月（笔者认定）拨给二合一经费30万美元合102万银圆。1940年各月二合一月额102万银圆是1932年各月单打一月额5.5万银圆的18.55倍。不过，中共官修党史却将月额30万美元有意曲译成了年额30万美元。少了11/12，瞒天过海本领真行！中国研究后起之秀、牛津大学教授芮纳？米德于其近年出版的《被遗忘的盟友》书中，亦认定是每月30万美元。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杨奎松以前所举“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建国前，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基本上独立自主”一说，乃为不确。

每月102万银圆乃和再下一节潘佐夫给出的数字相合。

国方拨给中共每月百万。从1937年1月起至1940年9月止，44个月，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平均约70万银圆，新四军每月平均约20万元，再加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费用、各种军用物资折价，以及中央政府以下各地军政机构协饷协械折价等等，杂七杂八合起约为每月100万银圆。不过这些拨款可被认为出自苏联此期援助国府2.5亿美元之中。由于，如前所述，中共1940年仍向苏联索饷，所以笔者认为此期中共既得国府拨款，又得国府拨款，领了双饷。于是中共此期每月得饷200万银圆，乃与国府每月拨饷张学良东北军额度相仿。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据称苏联贷款实际到达1.71亿美元合约5.8亿银圆。从帐面上看，后来国府却没将它用完。笔者猜测并非没有用完，帐面未花余数即为发饷共军之数。对外谎称没有用完，意在表明国府对于共军视同己出，无意于此借花献佛。国粉称赞国府有加，谓其发款足数、欠款必补、信用昭昭、大公无私，其实这是蒋氏必得为之行动，因为他要保住史达林对他的支持。为何1940年9月就不再为共军发饷？笔者猜测，就是此时1.71亿美元苏联协饷已臻用完，再发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皖南事变”发生在这之后四个月。

西安事变当中，史达林为啥反对杀害蒋介石？除了憎恨张作霖之子、发动过中东路对苏战的张学良之外，一是他担心亲日派的汪精卫、何应钦取蒋而代之以后，一个亲日的中国会使苏联陷入严重危险。他必须维持中国作为苏日两国之间缓冲地带的态势。一是，在被困时见过苏联特使（绝不是潘汉年）的蒋介石，同意国共二次合作，且答应将苏联协饷国府之款分拨中共。“在被困时见过苏联特使”，迄今仍属笔者猜测，以前无人做过此想。苏联在西安驻有总领事馆；据张学良的美籍私人飞机驾驶员记述，西安事变之时，他曾奉张氏命，跟踪城中“两个跟踪美国人的苏联人”。笔者乃有理由认为：苏联人担心美国人插一杠子。

苏联协饷月均百万银圆。美籍俄人潘佐夫的名著《毛泽东传》被称为全球最具史料价值的毛泽东研究作品，因为它深挖了3328份苏联绝密档案、15份毛泽东特别档案，还有68幅珍贵历史照片。《凤凰网》一记者采访过潘氏，关于苏联协饷中共问题，前者得到后者如下回答：

苏联帮了中共很多。20世纪20年代，它担负了中共所有的经济花费，甚至给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每月发工资。在30年代，即使中共通过在农村开展游击行动，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史达林仍然每年向中共提供百万美元的援助。在40年代，史达林向毛泽东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甚至在苏联对纳粹开战之后，史达林仍向毛泽东提供经济支援。俄罗斯的档案中保留了很多中共当年的收据。我可以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不下一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除此之外，苏联还向中共提供武器、理论，和在共产国际学校培养中共干部。

若以1921年7月1日为起点，1949年12月31日为终点，合共342个月，中共一共得到苏联一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就是平均每月得到293255美元，相当于102万银圆/月、1200万银圆/年。

已知1921年7月1日刚成立的中共该月领取到了1200银圆苏联协饷，又知——如前所述——至1949年12月31日，342个月总共领取到了一亿苏联协饷，那么就可以算出，从1921年8月1日起，341个月每月均衡递增率乃为2.64%.这个财力足可挑战各路军阀、蒋氏中央以及侵华日军。还撒什么共军主要供给前期是“南瓜加梭镖”，后期是“小米加步枪”的弥天大谎。苏联奥援中共武器详情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对比一：其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据冯玉祥于其自传中披露，陕西省全省政府税入/年，没有超过200万银圆（1925年前富庶的广东省全省政府税入/年仅为四五百万银圆，至北伐前达到上千万银圆。宋子文竟为一期北伐筹到1.7亿银圆）。其二，1930年，苏联若协饷中共1200万银圆（这属国外来款），等于中国海关当年税收总数292000000银圆的4%.

对比二：1931年到1936年，国府每年的军事开支都超过3.4亿银圆，请见下表：

对比三：从1939年至1945年，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战捐款（并非民间家用、投资汇款）共达1.6095亿美元折合5.4703亿银圆；物资另算，仅于1939年7月至1940年10月，就捐有相当于1.06亿美元折合3.064亿银圆的物资。

尤其从对比二，读者可以看出国府协饷中共数目并非太大。另外读者须得明了：1921—1949年，中共收入除了苏联协饷之外，还有其他大宗入款项目，譬如土地税收、商业税收、货物产销、没收私产、缴获所得、出售公债、鸦片收入，不一而足。

二、赣闽粤陕甘宁时期苏联协枪概况

笔者再次根据新揭苏联档案、中共文献得出本节以及下节结论：

长征以前，苏联奥援中共30万支步枪，藏在设于始兴玲珑岩、南雄钟鼓岩的两处“陈济棠协苏济共武库”，主由余杭汉谋听候苏联方面通知，开运闭储。没有共产国际允许，中共不得擅领。红军长征之后，笔者估计库藏步枪尚余15万支以上未动。广州失守之后，余杭汉谋部移驻韶关，中共地下党员区梦觉任其夫人上官德贤秘书；毛泽东曾对粟裕说，红军不宜出击东江地区，那样会将国民党中央军吸引到始兴、南雄；毛泽东先派大秘书张文彬来粤接续和余杭汉谋的私下秘密合作，后派八路军大部队南下与东江纵队共建大庾山根据地，均为出自保枪用枪动机。余杭汉谋去掉杭字再变黑体后马上PDF

长征以后，通过恰克图→乌尔嘎（今称乌兰巴托）→满都拉→百灵庙→大青山→大树湾→树林召→鄂托克（前旗）→靖边城这条“国际路线”，在傅作义—董其武部队（在黄河以北）、白海风内蒙古人部队（在黄河以南）瞒着老蒋私底下放行，姚喆部八路军（在黄河以东）藉口突前抗日三重非公开网保护之下，苏联继续奥援中共60余万支步枪，以庆阳为集散地，绥德为中转地，供给中共部队轮番换装。

这30+60=90万支步枪，笔者先前认定：主要枪型乃为日制以及苏仿明治三十年式，明治三十八年式的前型。虽然弹径相同，但是由于没有防尘盖板多出振响，三十年式发射一颗子弹，仅有一响，从而可与三十八年式的两响区别开来。笔者与时俱进，如今补充认定：苏联奥援中共步枪，除了明治三十年式，还有苏仿无套筒汉阳造，其弹径乃与中正式相同。苏联至少仿产了大量汉阳造零部件，供应中共修复、组装汉阳造。

根据新揭中共文献，看出共产党兵工厂于此期间生产的复装子弹，大部分是明治三十年式步枪子弹而非汉阳造、中正式步枪子弹（后二者弹径相同而与前一者不同），从而可以证明共军主战步枪乃为明治三十年式，。缴获、搜购各种型号步枪仅得十余万支，而且型号驳杂、弹径不一，难以列装，有得换时即交民兵用。笔者未将它们列入上述90万支，而是合理归入损耗报废类目。

共产党兵工厂自己研制出来的八一式步枪，用钢轨钢制造的枪管，寿命极低，只能打300发子弹，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尽管曾被共粉吹上了天。汉阳造、中正式以及各省军阀兵工厂山寨外国的枪，枪管寿命均不超过1000发，日产枪却是一万发！美英枪、苏联枪、捷克枪、奥国枪可达二万发呢！枪管寿命到期之后，枪械不是不能继续使用，只要没有炸膛，再打上多少发都可以，但是由于枪管膛线已遭严重磨损，子弹飞出枪膛之后便会上下飘忽，左右摇摆，完全没有准头。1990年代《南方日报》有一位颇有名评论家的“微音”，抗战时期当过武装民兵；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发给他们的枪管寿命过期的中正式步枪，简直可被视为“烧弹棍”。国粉过往吹捧汉阳造、中正式乃为压倒有阪步枪的“神枪”，甚至编造出来“日军士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中正式步枪击中”的谎言，实在是当了回井底之蛙。国军国产主战步枪枪管寿命只是共军苏产主战步枪（三零式+汉阳造）枪管寿命的十分之一，国粉傻眼了吧？共粉们吃惊了吧？

西南联大讲授军事工程学，设有金属研究所，军事工程学内含兵器学部门，金属研究所必有热处理专业。但是该校军事工程学、金属研究所教授，却没能够为国府兵工署属下兵工厂的优质枪炮钢冶炼，枪管来福线渗碳——枪炮钢可以诉诸进口，热处理却得自力更生——做出决定性、突破性的贡献。光沖这点，笔者就有权利批评时下对于西南联大的溢美。那时国难当头，奢谈西南联大缘何出了许多杰出人才，不究西南联大缘何不曾振兴国家兵工，不是轻重倒置乃至目大不睹么？技术细节可决定军事成败啊！民族劣根性不停借尸还魂啊！

明治三十年式步枪俗称“金钩步枪”无套筒汉阳造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主战步枪明治三零步枪。

八路军、新四军的汉阳造。

陈济棠—余汉谋协苏济共武库军火江轮驶往中央苏区方向水上路线：由韶关出发，沿浈水上驶→或于始兴装上玲珑岩库军火→或于南雄装上钟鼓岩库军火→经水口→经乌径→经潭头水→经黄坑洞→经（东）油山→经（今）走马垄水库→经街上→经大阿→抵信丰（下图），转装军火于从于都—江口驶来之20艘苏区木船。它们装载苏区所产钨砂，由于都出发沿贡水西驶，至江口被粤军“武装截获”，押至信丰，转装钨砂于粤军火轮。双方一轮交接完成。

苏联奥援中共饷械西北陆上主要线路中段：由（黄河渡南口）树林召镇继续南驶→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拐→经杭锦旗→经鄂托克旗→经鄂托克前旗东拐→经城川镇→抵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宁条梁。

得到董其武、白海风暗中放行的苏联奥援中共饷械西北陆上主要线路首段（分叉线左线）：苏联军火卡车由外蒙哈登宝力格口岸出蒙境，由内蒙满都拉口岸入华境→经满都拉镇→经巴音花镇→经百灵庙镇→经固阳县→经包头市东河区（北口）大树湾渡黄河→抵（南口）树林召镇。

苏联奥援中共饷械西北陆上辅助线路（分叉线右线）：苏联军火卡车由外蒙哈登宝力格口岸出蒙境，由内蒙满都拉口岸入华境→经满都拉镇→经巴音花镇→经百灵庙镇→经乌克忽洞镇→抵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德胜沟乡，军火于此卸货交八路军姚喆部以畜力轮车经绥德转运晋察冀边区。

苏联奥援中共饷械西北陆上主要线路末段：部分军火卡车由宁条梁东拐→经靖边县→经青阳岔→经魏家楼→经子洲县→抵绥德县（下图），于此卸货，转装畜力轮车或者木质帆船，运往晋察冀边区。

三、抗日战争时期共军缴获枪数估算

我们先看子弹统计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国共二次内战时期的12年（1937-1949）中，中共兵工厂总共自产（应是复装＋新造）步枪、手枪、机枪子弹7795459（前八年）＋66400784（后四年）=74196243发。共军每个作战人员，参照国军标准以每月消耗300发弹计，八年总共消耗28800发子弹（为简化计，机关枪弹已经归入步手枪弹，假定它们弹径相同）。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共军就很难被认为是在全力抗日了。抗日战争之时合共消耗7795459发自产子弹，八年仅够供270个作战人员使用；国共二次内战时期，消耗66400784发自产子弹，三年仅够供给2305个作战人员使用。抗战结束之时，八路军有90万人，新四军有30万人，总共120万人。以“人一百枪七十五”比率计，乃有持枪者90万人。但是共军人数并非每年都是120万啊，1937年才有五万人。作者使用二战盟军神算“除以八法”来行解决：90万除以八得数为11.25万。

可以这样理解：八年抗战，共军拥有一支作战军11.25万人，一支后备军。作战军每月作战五天，亦即每年60天；后备军人数不详，基本不作战，但是同样有枪有弹。后备军不时匀出枪弹以及人员给作战军，补充作战军的损耗。这样，抗战八年，共军需要标准消耗子弹28800发×112500人=324000000发，即32.4亿发。不妨假定，苏联于抗战八年中供给中共66.6万支三零式步枪，去除磨损、战损、战失、转民，余60万，若每枪随配4000发弹，则总共随配2400000000发弹，亦即24亿发弹。于是算出上述32.4亿发弹的构成如下：苏联援助为大头：24亿发，占总数的74%；缴获—购买为中头：8.4亿发，占总数的26%；自身制造：微头：仅为0.078亿发，可以忽略不计。如上所述，1946—1949四年中，中共军兵工厂自产子弹66400784发，亦即6604万发，而据罗荣桓说，光是1947年一年东北共军就被配给了子弹2000万发。据此推算，作战较多的关内共军1947年一年则应被配给3000万发子弹，合共5000万发，四年即为二亿发。以此类推，抗战八年的话，便可以为四亿发。自产0.6604亿仅可满足17%.读者必须记住：上述解放军后勤部配发数，并无包括各野战军各显神通自行弄到手的子弹。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缴获、购买的枪支能够满足需要的26%，已经是很不错了！缴获、购买的子弹数目，当场缴获当场使用的情况很多，数目咋能统计？分散数以千处购买，边打边购，数目咋能归拢？所以关于缴获、购买的子弹的数目，从来无法统计，中共文献没有此二项记录，也就不奇怪了。

更为权威的说明：共军从日军、伪军、顽军手中缴获得来的枪支数目，远不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演算法如下，第一个数字来自彭德怀和罗荣桓的报告：

彭德怀：

七年中（截止1944年8月），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均每天与敌人作战29次，共毙伤日军351113人，伪军2399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其中争取日军投诚115人，伪军反正49461人……缴获长短枪189028支，轻重机枪3120挺，各种口径炮489门……我军负伤指战员18693人，阵亡103186人。

罗荣桓：

根据去年总部的统计，我们获得子弹2000多万发，消耗的是1200多万发。我们供给到部队的是1200万发，而各部队交回后勤的是八万发坏的，各部队交后勤的枪是5000多支，能使用的只有12支。

以下由弹转枪：根据上引彭德怀所说，算下来八路军七年当中每年缴获各种来源枪支18028＋3120=21148÷7=22486，于是可算八年共缴获22486×8 =179888支，可算18万支；加上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数30万，合为共军总数的1/4），为18＋18÷4=18＋4.5=22.5万支，可算23万支。此数并不包括“八一五”后收缴的日伪军枪支。作者做一远较罗氏说法乐观的估计：经过修理之后22.5万支全部能用（可由苏联供给配件），那么，缴获枪支仅达90万的25%.因此不妨认为：购买枪支达90万的1%，苏援枪支达90万的74%（为66.6万支），与上述32.4万子弹的构成比例恰好相同。

第二个数字则属格外权威：1940年5月初，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透露一个统计数字：平均缴获一件武器——此处简化成为步枪——要牺牲两三个战士。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总共损失584267人，其中受伤290467人、死战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若按杨立三除得数，武器全算步枪，损失（“死、伤、俘、失”）全算“牺牲”的话，三军缴获步枪便应为584267÷（3+2）÷2=584267÷2.5=233707支，可算23万支。若杨氏数字仅涉“死、俘、失”，那么三军缴获日伪顽军武器就只有（160603+45989+87208）÷2.5=293800÷2.5=117520件，只够武装156693人合15个师。

抗战时期共军缴获步枪数字于是可取：（23+23）÷2=46÷2=23万，占90万步枪的25%.购买占1%.算出苏援日式三零、仿汉阳造支数乃为66.6万。

根据有关史料，笔者认定在抗战时期军火市场上，一支本国的新产合格步枪的众数售价应为20—30银圆，进口的，翻番。从溃兵溃匪、拾枪百姓手中收购二手步枪，价钱通常仅在5—10银圆。经费有限的共军没有可能大量购买前种来路步枪。后种来路步枪型号庞杂，不好配弹。

对弹做三补充说明：其一，民兵所需子弹有六个来源：自力夺取、自行搜集、自款购买、主力换装、贤达捐助、兵匪投诚。民兵枪支数量品质、作战威力有限，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网查得知，四年卫国战争中，苏军向德军倾泻了170亿发子弹。美军二战倾泻子弹更多，直如天文数字：411亿发！即使共军的“缴获—购买”之数为零，供应30多亿发六五、七九子弹，苏联一个季度就能生产出来，直是小菜一碟，何况它还有大量库存日制六五弹。就连中国的上海兵工厂，1930年每天已可生产30万发子弹。

其三，几乎所有中共兵工厂都使用废弃电影胶片来做复装子弹底火，估摸长达十多年之久。当时中国哪有这么许多废弃电影胶片？俄国→苏联则可能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联面向全球代为搜购。冯玉祥1948年8月22日于奥德萨港外苏联客轮葬身火海，起火之物就是一堆电影胶片──莫非他是在为中共兵工捎带购买、运输此物？起火材料运输必有多条管道，因其轻便。

至此已可肯定——不再是“许为”了：日本原制，加上苏联仿制的日式三零以及无套筒汉阳造，乃属各时期中共军的主战步枪，尽管它们并非共军自产，不算制式步枪；中共军所用步枪型号绝非原来所说那般混杂！赖有苏联奥援，中共军所具枪弹数量同样绝非原来所说那般短缺！

四、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大量协炮概况

法国军事理论家大杜特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在其所著《战役中新炮兵的使用》中说：“我们必须把最大量的部队和较大量的炮兵集中在我们想要突破的敌线之点上……我们在足以决胜的攻击点上必须增强炮兵……明智地和大量地使用，炮兵即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自拿破仑战争之后，人类战争就从枪战时代步入了炮战时代。

四七年苏联输送中共万八门火炮。根据2005年出版的一种中共兵工史料披露，东北解放军所属的牡丹江炮兵工程处曾于1947年“修复”了轻重迫击炮、步兵炮、战防炮、榴弹炮、加农炮、高射炮等17911门，数目惊人！这些火炮理应装备了属于全军的八个炮兵师和全军各军的附属炮兵。

作者寻找这个数字──17911门——长达25年之久（1991—2016），没想到于我对其惊鸿一瞥两年以前，它就逃出不见天日之地，默默等待我的目光了。

据中共炮兵专家郑新潮说，1947年东北解放军在牡丹江畔收缴大量火炮之后，他与时任位于牡丹江的中共第一炮兵训练基地主任的张志毅一道，领导一众官兵“整修”好了这些火炮。“1947年在牡丹江畔收缴大量火炮”，“收缴”是说“捡拾”还是“接受”，语焉不详，岂非暗示苏方乃于1947年间，在牡丹江大量移交自身先前缴获的日制、德制、捷制火炮，以及租借的美制火炮、苏联自产火炮予以中共军队？这些火炮，前后膛兼有之。

漫山遍野搜集日军遗弃火炮工作早于1945—1946年期间就完成了，总共拾得后膛炮532门、前膛炮约300门而已。后膛炮532门分类：加农炮、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138.捡残炮，拼散件能弄出17911门火炮来吗？那得需要多少配件啊，从哪儿弄呢？532+300=832门，距17911门差17911-832=17079门。据中共文献记载，除牡丹江炮兵工程处，东北其他解放军兵工厂并无“修复”、“新制”什么后膛炮，但是制造了约2300门前膛炮，也就是迫击炮，其中1860门属于日式。

至于苏方迟至1947年才给中方，则为颇有道理，如果早给，共产党若在北满也站不住脚，不就等于给了国民党？另外，训练、组建中共炮兵需要时间啊。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所说“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应作战使用”，“保持完好”应在牡丹江而非佳木斯，更非苏境内进行，必有大量苏军工兵参与。运到苏联境内“保持完好”，属于劳民伤财啊，苏军统帅没有那么笨吧？

作者认为这17911门前后膛兼有之苏援火炮，其火炮总数和炮弹总数、其分类及各类数目、其配发各型炮弹数目、其配发修理工具、零件数目，实应经过苏军参谋部、后勤部或其委托机构精心匡算得出，“以适应作战使用”，远非一个胡乱数目、胡乱安排。

胡继成将军于其所著自传《吹角连营》中说，出兵朝鲜之前：“当时，我军每个军只编有各种火炮300余门，这个数目还不到美军一个师的火炮编制的二分之一。”300余门，算330门，按“迫击炮5：后膛炮4”比例来算，便得：每个军有：迫击炮185门，后膛炮145门。70个军就是21000余门。由此可以得出：缴自国军整修之后可用火炮数目乃为3000余门。

以下推算后膛炮前膛炮各自数字。苏联电台公布的2500门步兵用前膛炮，1800门炮兵用后膛炮，两者比率乃为：2500：1800，即为1.4：1.另外，作者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当中得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移交纯由朝鲜族人组成的第15独立师予北朝，除了枪支之外，全师装备得有：132门迫击炮、72门战防炮、32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前膛炮和后膛炮的比率为132：104，即为1.3：1；战防炮和榴弹炮比率为2.3：1.我国城市旧时多有高大城墙，国共二次内战时期，为着消灭城墙上面以及后面墙根的敌人，解放军理应使用前膛炮（曲射炮）较多，因此作者认为可将解放军中前膛炮和后膛炮的比率定为1.5：1.轰豁高大城墙，则往往有一门管径200毫米的重型火炮即可。

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于国共二次内战末期的1949年6月13日呈交给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表明：当时全军包括高射炮、战防炮在内的各种后膛炮乃在2500门以上，前膛炮约在13000门左右，共约15500门。作者理解，这2500门以上后膛炮应是需要中共兵工供应，且有能力供应炮弹的日式后膛火炮。由此推算，上述17911门火炮，内中前膛炮应为13000-2300（自制）=10700门（苏援），后膛炮应为7211门（苏援），前后膛炮比率乃为10700：7211，即为1.5：1，与前此估计相合。不妨假定：应有1500门后膛炮以及相应数目炮弹转交给了外蒙（外蒙军队参与苏军扫满），1500门后膛炮以及相应数目炮弹转交给了北朝（蒋介石有意借道反攻大陆，危险）。

余下7211-3000= 4211门后膛炮中，应有上述1800门属于日制，2411门属于美制或者苏制，或者它们的混合。如果有人认为转交外蒙、北朝之事没有可能，那也没啥碍事，可将它们认作中央军委储备后膛火炮。储备理由：其一，要是出师连败，丢盔弃甲，就得再组新军，武器得靠库存；其二，当时不是说要防备美军华东登陆吗？

从1936年10月到1938年8月，近两年间，苏联向西班牙共和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计有：40万各型枪支、648架飞机、347辆坦克和1183门火炮等，且更派出相当数量的苏军人员到共和国军中担任顾问，甚至直接参战（国际纵队多达3000余人）；后因国际形势变化，撤除了武器援助，造成西班牙共和国亡国。西班牙领土只有50余万平方公里，当时只有3000余万人口，分别是中国的5.2%、7.5%；共和军人数只有70万左右；西班牙且不与苏联接壤。对比之下，苏联于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旨在“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扰在东北（一线抗日联军），阻在华北（二线八路军），屯在陕北（三线八路军）、塞在新疆（四线盛家军、民族军、红八团）的中共、亲共100万上下部队66余万支步枪或以上，于国共二次内战时期支持中共两三百万部队4211门后膛火炮，就不是没有可能或者难以想像的事了。

二战欧洲战场，往往一次战役，双方就会使用上万门炮。相比之下，4211门火炮，直是小菜一碟！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披露：东普鲁士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苏军就缴获了德军3560门后膛炮、1440门迫击炮。两者比率是2.6：1；第二阶段作战，缴获后膛炮和迫击炮3500余门，如按2.6：1算，后膛炮应是2535门。苏军于哥尼斯堡一役即缴获德军后膛炮3560+2535=6095余门，已是上述4211门后膛炮的1.5倍。送给中共武装部队六七千门后膛炮、上万门迫击炮，在苏联眼里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军歌《出发》竟是这样唱的：“我们曾经走遍半个世界，如有需要我们就再重复！”咱可不能以井蛙之心度海鳖之腹啊！

共军炮弹来源自产二成苏援八成。光有火炮没有炮弹，火炮等于乌有。在进一步分析这些火炮前后膛比率之前，我们在此看看它们的炮弹有没可能全是中共自产。

17911门苏援前后膛兼有之火炮，减去可能援助外蒙、北朝火炮3000门，仍余14911门，再加全军自产火炮4545（迫击炮）+277（后膛炮）=4822门，得19733门前后膛兼有之火炮之数。若把解放军各部缴获国军火炮、零散接受苏援火炮之数，以及统计缺数列为逐渐战损之数不计入内，则根据国共二次内战期间中共兵工自产9265784发各型炮弹数字计算1，三年（1947-1949）配发19733门前后膛兼有之火炮，每门只得配弹470发──即为每年157发每月13发每日0.4发。若三年配发4822门前后膛自产火炮，每门可得1922发，即为每年641发每月53发每日1.8发。

中共兵工力争按照部队实际消耗统计数字来行制定生产计划，而非盲目生产，可由以下中共兵工文献得到证实：194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工委关于兵工会议情况致中央军委参谋部及邯郸、山东等中央局电》有这般说：“军火产品应照前线实际要求，现已电询各野战军意见中，因此各区生产品种数量，还只能暂时规定，俟前方意见后再行调整。”

1948年2月6日《中央军委关于兵工生产致贺龙、习仲勋等电》指示：“每月迫击炮配发炮弹应达50—60发”之数，恰好与上述每月53发仿佛。以此推算，取每门每月配发60发，19733门前后膛兼有之火炮，每月应配1183980发炮弹，每年14207760发，三年42623280发。

如前所述，中共军工此期自产炮弹9265784发，尚缺42623280- 9265784=33357496发之巨！每门每天平均只可发射可怜兮兮的二发炮弹！若果不是苏联援助的日制炮弹、美制炮弹、苏制炮弹、捷制炮弹、德制炮弹，这3300多万发前后膛兼有之火炮的各型炮弹，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

9265784÷42623280=0.217=22%，这样，得出自产22%，苏援78%的结论，不妨记作自产20%，苏援80%，二八开。

计算枪支数目，须得考虑对于地方部队以及民兵的配置，计算火炮数目，则不需要，尽管地方部队也可能有迫击炮，算入损耗可也。

也许有人会说，过了三大战役，炮弹消耗数量就应剧减了吧？非也！世界战争史表明，战地司令尝到大量发射炮弹甜头，又见炮弹供应没有问题，就会更加舍得发射炮弹，“发弹如雨”，这是人之常情。受到中共支援的泰共游击队，就曾对空大量发射枪弹玩儿，好像烧炮仗一样。你想想李云龙那样的主儿，会是省油的灯吗？

已知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部队得到16400000发前后膛兼有之火炮各型炮弹。如今可知此数占了上述42623280发前后膛兼有之火炮各型炮弹的38%.比率很大，因而猜测它们并非仅仅用于淮海战役，应该还有用于济南战役、上海战役、渡江战役乃至炮击金门等；另外，其中还应包括通过陇海铁路前身转送二野、三野之数，比率应达18%──1946年11月12日的《中央军委关于派干部到大连组织兵工生产致黎玉、张云逸等电》指示：大连建新工业公司今后所产枪、弹，除华东自用外，“各解放区可以向其订货，随时也可偷运。”

不妨这样猜测：此期一野、二野各自分得42623280发的15%，均为6393492发；三野、四野各自分得42623280发的25%，均为10655820；余下20%即8524656发，留作中央军委储备或者其他用途；华东部队淮海战役之前，业已获得25%-（38%-18%）=25%-20% =5%.

毛氏十大军事原则竟然不谈炮兵。蹊跷的是，在其1947年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593个字而已。精髓：柿子先捡软的捏）中，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提到炮兵，后来修改也没提到；解放军炮兵史则至今未能面世。面对毛泽东一贯的“炮盲”秉性，史达林终于忍不住了，遽尔改采“你不懂炮，干脆我来”方针（精髓：胡桃专挑硬的砸）。而毛泽东直至中国倾力支持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度、拉美、非洲等国等地共产党，实施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高峰的1960、1970年代，此时中国已经可以自制多种火炮，却仍没有想到应为他们配备后膛山炮、野炮，组建专业炮兵部队，最终导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沦于失败，导致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省下外援财富“打了水漂”。越南连同老挝除外。

五、足炮足弹乃属克蒋致胜必要条件

如果其他条件相仿，国共双方谁赢谁输，其必要条件便为：谁的后膛火炮、重炮炮弹、优秀炮手、运炮能力更多更好。中共部队得到大量苏援火炮、炮弹、炮手、炮车（包括役马）之后，军事战胜对手便如探囊取物，攻下城池论月计变成论时计。以下五例可资证明：

例一：这边厢，缺炮缺弹之时，攻克临汾竟花费72天；那边厢，足炮足弹之时，扫清周边外城之后，仅花费72数字倒过来的27小时，即可攻克济南内城；

例二：缺炮缺弹之时，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均告失败；四平收复战，足炮足弹，扫清周边之后，十个小时即克；

例三：缺炮缺弹之时，攻打太原六月不下；足炮足弹之时，攻打太原五小时即克。中共文献记载：“我军1300多门大炮，顷刻间摧毁了阎锡山2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重型炮弹，落在城墙上，城崩墙塌，落在碉堡中，堡碎人亡。”

例四：攻打锦州，扫清周边之后，足炮足弹，八个小时即克；

例五：攻打天津，扫清周边之后，足炮足弹，五个小时即克。

平均时针转近一圈（11个小时）便可攻下一城，媲美“关羽温酒斩华雄”呀。

共产党人明乎此事，想必会呼：苏援我大口径后膛炮万岁！国民党人明乎此事，想必会叹：我方失败终极原因竟在此！

要之：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奥援中共日制、美制、英制、德制、捷制、苏制火炮1.8万门，以及足量炮弹（20余万吨。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生产的“大炮弹”应以复装炮弹为主，弹壳苏联供应），其中后膛火炮约8000门，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败涂地，而且至今不明究里。此期研究其实可以“只问炮不问枪”。中央苏区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足够的轻携式后膛炮、德什卡重机枪，打不破国军碉堡。

六、笔者对以上五个小节所做的结语

苏联奥援中共饷械规模巨、效果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令古今中外所有造反集团叹为观止，并非中共官修党史所说那般：苏援饷械如同鸡肋。

1949年以前，苏联协械折合金钱二手价值，据笔者非常保守估计，达到约七亿银圆。饷械合共达到十亿银圆。

由此得出结论：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所起作用，乃属左右结饭局性质，可谓“没有史达林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的军事智商过人、共产党的斗志坚韧过人这两大因素，也很重要，但是只能排在其后──两者结合权重可占50%弱，苏援饷械权重另占50%强。这是真相，尽管迟迟未被揭示将近一个世纪。不过历史对此有过朦胧察觉：五台山根据地一老妪曾这样“代天”问道：“毛主席呀，这回我可见着您了。那史达林他什么时候来呀？”饭局去掉饭字即变黑和PDF

西班牙共产党得过按比例计更加多的苏联饷械奥援，还是无法取胜，迅速失败。若由扶不起的阿斗王明支配苏联奥援饷械，中共料应重蹈西共覆辙。

笔者发现17911门火炮数字日期乃为2016年7月28日。40年前此日，发生唐山地震。笔者相信自己此种学术发轫著述《苏联奥援中共主战步枪明治三十年式》、《苏联奥援中共后膛火炮七千九百余门》的内容和方法，将在“中共军事历史”、“中苏两党关系”研究领域引发学术地震。不谈苏援饷械，何谈中共夺权历史？何谈中苏两党关系？费正清、谢伟思、万尼斯、亚胡达等人当年并不知晓苏联大量奥援中共饷械内情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者以一口与国内、国际万口争，单枪匹马地、华洋未附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为纲举目张，但却最受闪烁其词的课题：中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缘何成功？秘诀何在？

一言以概之：岂是缴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苏援炮筒子里面出政权！岂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马列主义得人心”，而是“得苏援者得天下──赤党红军得苏援”！

若做仔细分析，就可得出这一结论：国共二次内战当中，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为中共军队设计的基本战略，乃为：先容枪战为主示弱，吸引国军百万麇集在南满华东，遽改炮战为主示强，致使国军主力被歼于两大平原。牡丹江正是贯彻这一宏大战略思想的轴枢！遥想当年，若果日军也用此种战略，吸引国军倾力决战京广线以东，无意西遁川滇，并且多用千门大口径橡胶轮后膛炮，当时没有台湾可逃的中华民国岂不早就呜呼哀哉了吗？日本海军明了决战的重要性，前期得手后期惨败；日本陆军不明决战的重要性，得陇不知接续攻蜀。九泉之下，东条英机定被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耻笑。

而这一切，源于1919年狭义五四运动以后，俄苏对于中国方向坚持不懈实施的针对日本以及美英的“文攻武卫”宏观战略。饷械接踵马列入华赤县剧变黄俄的关键年份乃为1947年，距离“四一二”政变恰好20年——国民党用苏援步枪杀共产党，共产党用苏援火炮灭国民党。马列属于批判的武器，枪炮属于武器的批判；四七牡丹江接炮乃为五四天安门游行的归宿。

尾声：

网文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LTGHFB90523CJM9.html有着以下披露：

然而在“中苏论战”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联于1960年7月12日正式照会我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并撕毁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由于此事太过突然，中方工作人员都感到措手不及，这也意味着许多刚进行一半的工程将前功尽弃，这让众人都十分担忧。另一方面，很多苏联专家也都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还纷纷向上级反映，不愿意停下当前工作，他们致电苏联领导高层，请求延迟回国，但都遭到严词拒绝。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接到回国通知后，当晚立即与负责导弹研制任务的孙继先将军会面，拿出笔记本道：“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我方科研人员利用短暂时间记下大量重要的关键资料，使中国的火箭实验少走了许多弯路。

苏联援华专家临别留念

开放202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