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替茅于轼说话,劝民粹派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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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名声很臭,“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招人嫌,日子不太好过。可这群人中总有个别人说话不掂量,大家不爱听的话,他们偏要说,官方躲都躲不及的话题,他们偏要谈。落得个斯人不言、言必挨骂。在洋洋洒洒的骂声当中,不仅有中国网民的土骂,还有旅美学者出口转内销的洋骂(嫌骂场太小还要怪罪“言论自由”哩),如今连“主流媒体”也拉开架势,官骂上了。看来,把一股恶气撒在这帮市场经济吹鼓手们的身上,这既是政治需要,又是民心所向。

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应该明白,这很正常,正好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经济学原理。一方面,在社会弱势者或自命为弱势代言人的左派眼里,经济学家们属于强者,有话语优势,为权贵出谋划策,对现实理应负责,属于该骂者之列;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幕府师爷”,与真正的强势者还隔着好几层,骂了也就骂了,还怕你能“强”到哪里去?所以,向他们开骂最为经济,这才是骂人者成本最小、风险最低、收益最大的“最优选择”。《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语权最强,中央的决策权最强,可那不能随便骂;个别的村长、乡长、包工头倒是可以骂一骂,可那又没什么社会影响力。

民众有不满,这不奇怪。左派、民粹派有市场,这也不奇怪。打平等牌、吃弱势饭,这本是天下左派的祖传营生。谁叫中国的市场经济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呢?谁叫中国的财富一个劲地水往高处流呢?“主流”们挨点骂其实也不冤。挨几顿骂而为民愤泄洪、为权贵挡箭、为“和谐”添彩,子曰:人骂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大家得注意了,这骂局之中的大便宜,有两造人马是占定了:一造是官方,一造是老左、新左、新新左。

说到这次的茅于轼老先生挨骂,既冤,也不冤。在经济学界,茅老是主流中的支流,支流中的主流,多年来倡导人权、实践平等,更不辞老迈,亲力亲为、造福穷人。这样一位德比高山、义薄云天的智慧老人,他原不该替权贵受过。可是,谁叫他硬趟贫富分化的浑水呢?在今日中国,贫富悬殊已至危境,那绝对是一块是非之地、凶险之地、祸患之地,说不定哪一天,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茅老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挨骂的只是前半句。那些“替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人,那些既不“替富人说话”、更不“为穷人办事”的人,似乎统统都被激怒了。但茅老的话说错了吗?非也!这话一点都不错、半点都不错。知识者只要是说自己想说的真话,本不必管是替谁而说,行动者只要是办与人为善的好事,也不必管是为谁而办。“替富人说话”又有什么不可以?为财产权保驾更何错之有?

岂止是“替富人说话”不错,律师替罪犯说话,心理学家替疯子说话,社会学家替同性恋说话,这些又何错之有?有些人(如薛涌先生)说“替富人说话”就不可能“为穷人办事”,这种二元对立观荒谬之极。难道替罪犯说话就必定破坏社会治安?替疯子说话就必定损害正常人群?替同性恋说话就必定妨碍婚姻家庭?有些人的心胸何其狭隘!动辄怀疑别人得了富人的好处,那我倒要问了,那些鼓吹财富有罪恶、无产者最光荣、正义属于穷人的人是否已经得到了无产者的好处?还是打算穷人造反成功后好分一笔浮财、占一席权位,大大地挥霍一番呢?

茅老的文章也有不少毛病,以笔者之愚,也不是句句都同意。说中国穷了几千年,这是茅老援引邓小平南巡时的原话,大概并不是事实。近代以前的中国其实应属富国;说中国有仇富的传统,恐怕也不一定正确。但若说以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有仇富传统,或说毛伟人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仇富传统,或说当下的中国正有人蓄意发扬黄李洪毛的仇富传统,依我看,则无可争议;说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打破僵局的好政策,我以为也有可商榷之处,致富当然有先有后,不可能老邓一吹口哨、全民齐步走,但关键在于邓的“先富”是“让”出来的,而非自然自发、公正公平地竞争出来的;说中国的企业家最难当,我认为也不尽确切,中国的企业家诚然有难当的一面,他们要遵守陋规、打点官员,一不小心,便可能鸡飞蛋打、倾家荡产,但也有易当的一面,一旦官商联手、政经合一,则无往而不利。再说了,如果企业家难当,中国的农民、民工和工人只怕就更难当。剩下唯一好当的,也就只有做官、做大官了。

茅老的文章尽管有上面这些毛病,但茅老的论题却完全正确。原因是:基本人权必须得到一视同仁的尊重,所有人的财产必须受到一致平等的保护,这无分贵贱与贫富。至于替谁说话、为谁办事,则应任由说话者、办事者自由选择,其对错与否,只关乎他说的是什么话、办的是什么事,而无关乎为谁不为谁。难道非要先比比财产、分分阶级、划个比例、排个顺序,象老毛一样,让所有的人只为“最伟大的党”、“最先进的阶级”、“最可爱的人”说话办事不可吗?那是个什么世道,富人破产,穷人没命,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前途!

茅老不惜著文挨骂,其良苦用心是担心“穷人造反”。他的担忧不无道理。网上有那么多的人骂他“老狗”、“老不死”,这正好映射出我们这个社会浊气上升、清气下降、群情蠢动、危机四伏。变骂声为动力吧。肉食者们是该罪己安民了,难道就不怕“天骂自我民骂”吗?

但归根结底,穷人造反绝不是中国的出路。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即使中国的富人都不清不白,但如果有人试图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富济贫打土豪,那只会使穷人与富人全体都变得更加不清不白;即使中国的穷人有天大的委屈,但如果有人试图挑动穷人造反,打家劫舍分财产,那只能使整个社会蒙受更多、更大的委屈。中国问题的根子并非贫与富。将矛头对准贫与富,而忽视了官与民、权力与权利、专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这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

谁也不能否认,当下的中国贪官污吏横行,流氓黑道逞凶,不法奸商得势,财富分配不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斗争无福,仇富是祸,斗争哲学与仇富思维于解决中国问题有害无益。若任由仇富之火燃烧,到只剩灰烬时,再回看今天,又是“好时代”了。反对仇富,并不是说中国的富人都是白璧无瑕的天使,更不是说现行财产秩序已经至平至公。反对仇富,不是要维护现实中的丑陋,而是要争取未来的光明;不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很完美,而是不希望将来的中国更糟糕。是以仇恨的激情去毁灭现状,还是以小心翼翼的保守姿态去改变现状?这一关,我们必须走过去。这个文脉将断、国魂渐失的民族,怕已承受不起阶级斗争的再次折腾了。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种类的革命,唯有以财产权为直接对象的共产民粹革命最为惨烈、最为不堪、最遗患无穷、最无可称道。土改、镇反、三大改造殷鉴不远,好事者们何以能遗忘得那么彻底呢?

如果中国非得再有一场大变局不可的话,但愿那是一场保守自由、尊重权利的大变革,而不是一场夺人财产、害人性命的大乱局。

爱思想200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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