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誉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六四经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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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长新政开“盛世”

来海淀看守所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张管教把我带到办公室,破例让我坐在椅子上,说:“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想证明自已无罪,早日获释。”

“你态度首先要端正,不要抵触,要配合。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要相信党的政策!”张管教四十多岁,言谈举止没有老警察的痞气,很像个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人。

说了一通官话、套话之后,张管教说:“出于对你人品的信任,从今天起,你调到T号任号长。你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履行监规,有异常情况随时向我或刘副管教报告。”

任命很突然。张管教带我回号里收拾东西,由一个在押人员协助,把东西一次拿完。我向老号长摆手示意,随后来到T号。

管教在T号当众宣布了新号长,并把一个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面皮、长得帅气的副号长介绍给我。

我马上意识到,给我搭配个副号长,肯定是出于政治上对我的不信任。

号里出出进进,常保持在十三四个人,其中有三四个是“老资格”。一个是吞钉子自残抗拒服刑的主儿,虽然病病怏怏,但亡命徒没人敢惹。一个是公安局的常客,靠街头设赌局作手脚骗钱,年纪不大已是二进宫。另一个是一个爱说爱笑、玩世不恭的小伙子,把一个十四岁女孩的肚子搞大了,现在等待服刑。副号长原是一个厂的仓库保管,因监守自盗被捕,已关押七八个月。因六四动乱进看守所的人不多,绝大部分在拘留所看押审查后即被释放。T号政治犯仅我一人。

余下人等尽是案情不甚严重等待判刑、教养的农民和外来的农民工,外表几乎都是蔫头巴脑愁眉不展的模样,属于号内的底层。

蔡预审说我升级了并未言过其实,这里几乎全是检察院己经批捕等待判刑或准备劳改、劳教的人犯,最起码也是刑事拘留、准备批捕或教养的人。这可能就是拘留所与看守所的区别。

我初来乍到,便开始实行“新政”,要求全号外紧内松。在不被看守发现的前提下,只要不自残、不越狱、不打架斗殴吵监闹狱,便可放松自由。由于“政策”宽松,正副号长和几个“老资格”常常横躺竖卧、打扑克、抽烟、讲笑话、听故事。与此同时,在我的坚持下,号内几乎杜绝了恃强凌弱、打人骂人、敲诈勒索的恶行。几个“老资格”尽管颇有微词,但未抵制。然而事关肚皮的改革却遭到了副号长和“老资格”们的坚决反对,认为我违反了号内最起码的规矩。

起初,我要求分饭的人每天一换,轮流掌勺。尤其是节假日改善生活,任何人不得多吃多占。但是马上遭到副号长和几个“老资格”的抵制和抗议,而属于底层的受益者却置身事外、听之任之。

我成了孤家寡人,副号长甩手不管,“老资格”们也都暗中掣肘。因分配“不公”(实际是真正的公平,号内“上层”认为不公平),时有纷争,甚至拳脚相加,号内反而失去了秩序与融洽!

我没兴趣在牢房内施展什么,更不愿意为警方效犬马之劳。我的初衷受挫,改革必须适可而止。实际上遵循成规,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于是,分饭改革只实行了一个多星期,我便把分饭掌勺的肥差全权交给副号长定夺,只是叮嘱不要太过分。

副号长规定,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轮流值班分饭掌勺,那个自残的“老资格”因胃有伤病,对这一肥差没有兴趣。这三个人都懂“规矩”,改善生活时,先把浮油撇出大半儿,以备细水长流,然后分菜。号长碗里肉多油多,副号长次之,三个老资格再次之。清汤寡水分给底层。馒头每人两个,一个星期最多吃两次,在我坚持下公平分配,但是用两个窝头换一个馒头己成貌似公平的新规矩。

我身不动膀不摇,只因封为号长,生活便得到了改善。一个多月后,我的身体得到一定恢复,甚至梦幻遗精;没用药,只抹牙膏,疥疮已开始痊癒.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我,为了减轻内心的自责,有时假装漫不经心地把“剩菜”和窝头送给饥肠辘辘的年青囚徒。号内很快成为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的“盛世”。

在这戒备森严的看守所,还存在着隐秘的黑市交易。最抢手的是烟,一件中档西服可换一盒低档雪茄。一件牛皮夹克可换三盒烟,但不供应火柴。一双完好的、八九成新的牛皮鞋可换一付扑克牌。进号时夹藏的现金最好使,只是购物时大为贬值,只及外面的十分之一。交易并不红火频繁,因为有钱不许花,可易可买的东西极度匮乏。供货者往往是正在服刑的狱工,在送饭时交易。这交易是否有人暗中保护不得而知。虽然没有火柴、打火机,但“老资格”几乎都会用鞋底搓压棉絮取火。

有趣的是,有一次张管教从房顶监视窗看到了号内多人抽烟,进号后给予警告:“我在房顶都闻到烟味了,成烟囱了!注意安全,别把被子烧了!”说完转身走了。

牢内严禁抽烟,贴在墙上的监规白纸黑字。

据“老资格”们讲,真正有头脑的管教从不张牙舞爪、刻薄逼人,反而外圆内方、分寸适度,想方设法把流水一样经手的犯人安全无事地送出。如果出现越狱、自残乃至自杀,会影响管教的业绩。

打扑克是我们的最大消遣,赌资往往是馒头或肉块,没有现货便打欠条。但是,由于间隔一段时日便有武警进号搜查,扑克牌、烟以及其他违禁品常被搜出没收。没扑克没烟的日子特别难熬。除了一张经常残缺不全的《北京日报》,号内不准看其他书报杂志。

我费尽周折以物易物换到一本《新华小词典》,不到一周便被武警搜去。由于我的专案组去内查外调,提审已中断,加上扑克、烟、字典被没收,耐不住寂寞的我异常焦躁空虚。我迁怒于制度的缺失,多次要求看守所解除书报限制。结果可想而知。我义愤填膺,向管教要了纸和笔,开始上书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

我用圆珠笔在一张小学生的作业纸上写道:

尊敬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

我因向学生捐助并劝学生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而被收容审查,在押己逾半年。在此我不谈案情问题,只就不让学习和严格限制读书看报提出抗议!马克思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如果加以引伸,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没有文化的人是愚人!而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除了死刑犯,每一个在押人员都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分子。

据我所知,看守所在押人员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除了一份时断时续的《北京日报》,不允许看任何其他书报杂志,不允许学习补充知识。这毫无疑义会造成人的思想、学识、智慧的严重蜕化,因而是对生产力首要因素的摧残和破坏,是制造愚昧、降低民族素质的倒行逆施!况且,被收审的人并不一定有罪——平白无故地剥夺一个无罪之人的阅读和学习权利,更是对人生命的浪费和变相剥夺。

依警方所言,不让读书看报是为了专心反省。这种论调不值一驳!

对摧残生产力和制造愚人的所有举措,对照前面引述,显然是不当的,是应该尽快纠正的!望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明察!

申诉人:王誉虎

1989年12月于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我向看守提出求见管教。

下午时分,张管教打开牢门,站在门口,问:“王誉虎,找我有事吗?”

我站立起来,与管教一步之遥:“报告管教,我的申诉写好了。”

我恭敬地把《申诉状》双手呈上。

张管教并没离开,而是即时展开细看《申诉书》。不知是出于气愤还是出于惊诧,只见管教的手有些颤动,少许过后便气急败坏地压低嗓门恶狠狠地说:“你,你王誉虎怎么这么放肆,这封信不能替你转!”

“这申诉是我写的,有什么麻烦我承担,您不是说我们有越级申诉的权利吗?”

张管教所答非所问:“别忘了你是我管教的犯人,我管教的犯人有越轨行为当然我要负责!你呀,我看你还是消停点儿吧,少给我惹事!”话刚落音,张管教便把申诉书攥成一团甩给了我,侧转身把门重重关上。

我感到错愕,莫名其妙,呆站在原地好一阵才缓过神来。靠在铺盖上,我开始沉思默想个中的究竟。回想起八月份在炮局,大家宁可憋闷窒息也不敢集体抗议,甚至不敢“求风”。如此看来,不只是人犯,就连军警、干部如张管教者,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向人大提出维护权益、捍卫法律的正当主张。自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来,总有上千万人乃至几千万人蹲过牢房。如果有一半人,不,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像我一样敢于维权,敢于抗争,牢内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中国有百分之十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敢于维权,敢于抗争,中国也不会这个样子!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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