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号长新政开“盛世”
来海淀看守所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张管教把我带到办公室，破例让我坐在椅子上，说：“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想证明自已无罪，早日获释。”
“你态度首先要端正，不要抵触，要配合。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要相信党的政策！”张管教四十多岁，言谈举止没有老警察的痞气，很像个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人。
说了一通官话、套话之后，张管教说：“出于对你人品的信任，从今天起，你调到T号任号长。你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履行监规，有异常情况随时向我或刘副管教报告。”
任命很突然。张管教带我回号里收拾东西，由一个在押人员协助，把东西一次拿完。我向老号长摆手示意，随后来到T号。
管教在T号当众宣布了新号长，并把一个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面皮、长得帅气的副号长介绍给我。
我马上意识到，给我搭配个副号长，肯定是出于政治上对我的不信任。
号里出出进进，常保持在十三四个人，其中有三四个是“老资格”。一个是吞钉子自残抗拒服刑的主儿，虽然病病怏怏，但亡命徒没人敢惹。一个是公安局的常客，靠街头设赌局作手脚骗钱，年纪不大已是二进宫。另一个是一个爱说爱笑、玩世不恭的小伙子，把一个十四岁女孩的肚子搞大了，现在等待服刑。副号长原是一个厂的仓库保管，因监守自盗被捕，已关押七八个月。因六四动乱进看守所的人不多，绝大部分在拘留所看押审查后即被释放。T号政治犯仅我一人。
余下人等尽是案情不甚严重等待判刑、教养的农民和外来的农民工，外表几乎都是蔫头巴脑愁眉不展的模样，属于号内的底层。
蔡预审说我升级了并未言过其实，这里几乎全是检察院己经批捕等待判刑或准备劳改、劳教的人犯，最起码也是刑事拘留、准备批捕或教养的人。这可能就是拘留所与看守所的区别。
我初来乍到，便开始实行“新政”，要求全号外紧内松。在不被看守发现的前提下，只要不自残、不越狱、不打架斗殴吵监闹狱，便可放松自由。由于“政策”宽松，正副号长和几个“老资格”常常横躺竖卧、打扑克、抽烟、讲笑话、听故事。与此同时，在我的坚持下，号内几乎杜绝了恃强凌弱、打人骂人、敲诈勒索的恶行。几个“老资格”尽管颇有微词，但未抵制。然而事关肚皮的改革却遭到了副号长和“老资格”们的坚决反对，认为我违反了号内最起码的规矩。
起初，我要求分饭的人每天一换，轮流掌勺。尤其是节假日改善生活，任何人不得多吃多占。但是马上遭到副号长和几个“老资格”的抵制和抗议，而属于底层的受益者却置身事外、听之任之。
我成了孤家寡人，副号长甩手不管，“老资格”们也都暗中掣肘。因分配“不公”（实际是真正的公平，号内“上层”认为不公平），时有纷争，甚至拳脚相加，号内反而失去了秩序与融洽！
我没兴趣在牢房内施展什么，更不愿意为警方效犬马之劳。我的初衷受挫，改革必须适可而止。实际上遵循成规，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于是，分饭改革只实行了一个多星期，我便把分饭掌勺的肥差全权交给副号长定夺，只是叮嘱不要太过分。
副号长规定，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轮流值班分饭掌勺，那个自残的“老资格”因胃有伤病，对这一肥差没有兴趣。这三个人都懂“规矩”，改善生活时，先把浮油撇出大半儿，以备细水长流，然后分菜。号长碗里肉多油多，副号长次之，三个老资格再次之。清汤寡水分给底层。馒头每人两个，一个星期最多吃两次，在我坚持下公平分配，但是用两个窝头换一个馒头己成貌似公平的新规矩。
我身不动膀不摇，只因封为号长，生活便得到了改善。一个多月后，我的身体得到一定恢复，甚至梦幻遗精；没用药，只抹牙膏，疥疮已开始痊癒.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我，为了减轻内心的自责，有时假装漫不经心地把“剩菜”和窝头送给饥肠辘辘的年青囚徒。号内很快成为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的“盛世”。
在这戒备森严的看守所，还存在着隐秘的黑市交易。最抢手的是烟，一件中档西服可换一盒低档雪茄。一件牛皮夹克可换三盒烟，但不供应火柴。一双完好的、八九成新的牛皮鞋可换一付扑克牌。进号时夹藏的现金最好使，只是购物时大为贬值，只及外面的十分之一。交易并不红火频繁，因为有钱不许花，可易可买的东西极度匮乏。供货者往往是正在服刑的狱工，在送饭时交易。这交易是否有人暗中保护不得而知。虽然没有火柴、打火机，但“老资格”几乎都会用鞋底搓压棉絮取火。
有趣的是，有一次张管教从房顶监视窗看到了号内多人抽烟，进号后给予警告：“我在房顶都闻到烟味了，成烟囱了！注意安全，别把被子烧了！”说完转身走了。
牢内严禁抽烟，贴在墙上的监规白纸黑字。
据“老资格”们讲，真正有头脑的管教从不张牙舞爪、刻薄逼人，反而外圆内方、分寸适度，想方设法把流水一样经手的犯人安全无事地送出。如果出现越狱、自残乃至自杀，会影响管教的业绩。
打扑克是我们的最大消遣，赌资往往是馒头或肉块，没有现货便打欠条。但是，由于间隔一段时日便有武警进号搜查，扑克牌、烟以及其他违禁品常被搜出没收。没扑克没烟的日子特别难熬。除了一张经常残缺不全的《北京日报》，号内不准看其他书报杂志。
我费尽周折以物易物换到一本《新华小词典》，不到一周便被武警搜去。由于我的专案组去内查外调，提审已中断，加上扑克、烟、字典被没收，耐不住寂寞的我异常焦躁空虚。我迁怒于制度的缺失，多次要求看守所解除书报限制。结果可想而知。我义愤填膺，向管教要了纸和笔，开始上书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
我用圆珠笔在一张小学生的作业纸上写道：
尊敬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
我因向学生捐助并劝学生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而被收容审查，在押己逾半年。在此我不谈案情问题，只就不让学习和严格限制读书看报提出抗议！马克思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如果加以引伸，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没有文化的人是愚人！而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除了死刑犯，每一个在押人员都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分子。
据我所知，看守所在押人员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除了一份时断时续的《北京日报》，不允许看任何其他书报杂志，不允许学习补充知识。这毫无疑义会造成人的思想、学识、智慧的严重蜕化，因而是对生产力首要因素的摧残和破坏，是制造愚昧、降低民族素质的倒行逆施！况且，被收审的人并不一定有罪——平白无故地剥夺一个无罪之人的阅读和学习权利，更是对人生命的浪费和变相剥夺。
依警方所言，不让读书看报是为了专心反省。这种论调不值一驳！
对摧残生产力和制造愚人的所有举措，对照前面引述，显然是不当的，是应该尽快纠正的！望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明察！
申诉人：王誉虎
1989年12月于北京海淀区看守所
我向看守提出求见管教。
下午时分，张管教打开牢门，站在门口，问：“王誉虎，找我有事吗？”
我站立起来，与管教一步之遥：“报告管教，我的申诉写好了。”
我恭敬地把《申诉状》双手呈上。
张管教并没离开，而是即时展开细看《申诉书》。不知是出于气愤还是出于惊诧，只见管教的手有些颤动，少许过后便气急败坏地压低嗓门恶狠狠地说：“你，你王誉虎怎么这么放肆，这封信不能替你转！”
“这申诉是我写的，有什么麻烦我承担，您不是说我们有越级申诉的权利吗？”
张管教所答非所问：“别忘了你是我管教的犯人，我管教的犯人有越轨行为当然我要负责！你呀，我看你还是消停点儿吧，少给我惹事！”话刚落音，张管教便把申诉书攥成一团甩给了我，侧转身把门重重关上。
我感到错愕，莫名其妙，呆站在原地好一阵才缓过神来。靠在铺盖上，我开始沉思默想个中的究竟。回想起八月份在炮局，大家宁可憋闷窒息也不敢集体抗议，甚至不敢“求风”。如此看来，不只是人犯，就连军警、干部如张管教者，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向人大提出维护权益、捍卫法律的正当主张。自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来，总有上千万人乃至几千万人蹲过牢房。如果有一半人，不，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像我一样敢于维权，敢于抗争，牢内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中国有百分之十的人都能像我一样敢于维权，敢于抗争，中国也不会这个样子！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