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4
【文革和六四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都是中国特色,都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在民主制度下,文革和六四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出十个毛泽东,二十个邓小平,也形不成什么气候,搞不成什么文革和六四 ——《六四感言》鲍彤2006年6月5日】
让我们以回放的方式捋一捋“89为碑:鲍彤的两个30年”一路倒带的点点滴滴——
6.4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她是“我们的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浪漫碰撞的十年遗腹子。
“我们的八十年代”浪漫主义十年思想解放期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她是七十年代末党内高层一场短暂的非毛化运动良性哗变重度感染后的全民雇佣军。
七十年代末党内高层那场短暂的非毛化运动良性哗变更不是偶然,孤立和天成的,她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长期被压制被侮辱被欺凌被迫害中共体制内反毛力量的一次积怨总爆发。
遵循受访者口述历史的走向——继79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党内逾四千高级干部中对该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
当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科总理大秘的鲍彤因紫阳“搞经济,政治上少发言”的要求,遗憾的没有参加这次“非毛化”口无遮拦盛会。
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郭道晖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披露,这些老干部直言毛泽东“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鲍彤89为碑后三十年间亲密战友,法学泰斗郭道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
在这里,我们大段摘引受访嘉宾十年前的相关文章内容《也谈改革30年》:
自从毛泽东成为“核心”以来,特别是他惩办了彭德怀,逼死了刘少奇、林彪以来,这是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大解放。终于可以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可以于心无愧为民请命了…中央七嘴八舌,地方和基层也七嘴八舌,党内七嘴八舌,社会上也七嘴八舌。在七嘴八舌的过程中,从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政治性话题,扩展到人民公社、指令计划、大锅饭、铁饭碗之类的经济性话题…整个改革潮流,就是在七嘴八舌中形成的…在万马齐喑的历史条件下,七嘴八舌能够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这是被三中全会证明了的真理。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的产物…但粉碎四人帮也不是源头,它又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产物…正是这种民意,开启了非毛化的进程,指示着中国前进的非毛化方向。所以,探索改革的根源…直接走向天安门广场吧,那里凝聚着非毛化的民意…1984年10月,几位大学生自发地打开“小平你好”的横幅,欢天喜地走过天安门。这是民意。五年以后,无数大学生悲愤莫名,闷在宿舍里,砸玻璃“小瓶”。这也是民意……感谢听众和读者和我一起,浮光掠影地瞥过了几个镜头…我们凭吊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奄奄一息的中国。我们向1976年天安门前的四五运动致敬。在默默无语地集结起来的民众中,蕴藏着,并且喷涌出非毛化的源泉…伟大的改革开始了。摇摇晃晃,步履不稳,持续了十来年。这才是历史。
仗剑行千里,
微躯敢一言。
曾为大梁客,
不负信陵恩。
『答五陵太守』王昌龄
本周《不同的声音》【89为碑:鲍彤的两个30年】的纪念时段:
1989年5月17日下午4时,邓小平自家客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调兵戒严。五常委中李鹏姚依林支持,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赵提出辞职。当天入夜,痛感党内政治生命进入倒计时的鲍彤,或许是最后一次踏入赵紫阳任总书记的13大上郑重成立,由他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大门。
2001年香港《信報》刊登一篇題為【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的文件,该媒体称,此文件由鮑彤於1989年9月在秦城監獄撰寫。鲍彤在这部重要历史文本中对自己党内政治生涯最后瞬间有相对感性的描述:
“我回到办公室,室里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来,发表 ‘告别演说’。话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同大家在一起开会…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王昌龄也有两句诗:曾为大粱客,不负信陵恩。”
1989年5月28日,鲍彤被中共以莫须有的泄密罪正式逮捕,开始了他罕见的中南海6.4政治犯秦城囚徒7年重罪的刑期。
【第三集最后的话】
“赵紫阳非常清楚,鲍彤这是替自己去坐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张伟国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