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对“六四”镇压与中国经济出现“奇迹”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文章中，《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因为邓小平70年代晚期倡导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对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要求作出让步的话，那将意味着中国共产政权的终结。只有对抗议进行镇压，邓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对党的政权的进一步的挑战。结果是，高压下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再加上人们的精神出现真空、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然而，中共当局却悍然出动坦克车和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2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那个杀人的政权仍然高坐台上，继续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又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被不少人誉为中国奇迹。不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多问题，有泡沫经济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富悬殊、官民冲突、道德沉沦、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得很快，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那么，造成所谓中国“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自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众所周知，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产生了三种后果：
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对于经济改革的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清楚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 9 7 9 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 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 0 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 0 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1
第三，经济改革引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没有“六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象“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2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3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在“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远了？
“六四”屠杀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4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5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于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
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为什么最恶劣的改革路线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的这种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俄国和东欧国家主要是采取“分”的办法：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愿意接受。既然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么，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给全体人民一人一份。这就叫大众私有化。
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全国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这就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富人，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没有采取大众私有化的办法。由于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了权贵的私有化。各级共产党官员利用职权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这种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产品再出口到外国销售。这样，在中国，政府变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
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他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下岗工人陈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6
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今日中国，0.4％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7在家产超过1亿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占91％。8
谈到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坦率地说，今日中国不能进行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的问题……。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9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就很可能被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比过去更敌视更害怕。
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10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注释
1. 袁庚的儿子袁中印亲口讲给我听的，时间大概是1985年。^
2. 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4期。^
3.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461042.html 网页已被删除）。^
4. 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7月31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03/23/9.7184_2452974.html 网页已被删除）；韩晓军《17年前“皇甫平”参与“姓资姓社”的那场争论》，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08年12月9日，http://search.jschina.com.cn/m_fullsearch/full_search.jsp. ^
5. 《小平解开姓“资”姓“社”死扣》：新京报2004年8月20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又说，“不争争论，大胆地试”，“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6907/36908/2732008.html. ^
6. 陈洪（下岗工人）：《下岗工人谈改革》、《少数人是如何变富的？》，2006年7月27日，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5258_d.html，http://chencs.blog.hexun.com/4834966_d.html. ^
7. 何清涟：《中国政府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1月1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830000/newsid_7836500/7836551.stm. ^
8. 同上。^
9. 温铁军在福建宁德的讲话：《谈国内思想情况》，2007年8月13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592001. ^
10.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2009年8月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