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书与人的光影交错——我的哈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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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UBC访学时的恩师齐慕实教授经常引用他1980年代初期在哈佛留学时,他的导师孔飞力教授说的一句话:“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来告诫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时,一定不能仅仅停留于文本,而应该注意到文本背后的历史脉络,以及写作出这些文本的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其实,一个人的学术偏好、关切与趣味同样与其经历密不可分,尤其是与他生命中的阅读史密不可分。有时候重要的不是从阅读中记忆了什么,而是阅读如何形塑了学者的品位与眼光,以及阅读如何变化气质让学者的生命情调和精神境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扩展。诚如齐邦媛先生所言,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对一个学者而言,那些忘不了的书与人也就是你的学术真生命。当我2017年8月初抵剑桥到哈佛燕京学社进行为期一年访问之时,很偶然地进入到哈佛广场的一家旧书店(乌鸦书店),徜徉其中流连忘返,居然就这么巧遇了齐慕实教授1997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那一年正是我初到长沙湖南大学上大学的年份),这是英文学术界迄今唯一的一本关于邓拓的传记,也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政治文化关系最通透的一本著作,惊喜之余欣然买下。中秋的时候,齐慕实教授到波士顿探望亲人,顺道到哈佛寻师访友,闲坐在我租住的房子花园里畅谈其三十多年前在哈佛跟随孔飞力教授读书的往事,以及帮助西方研究毛泽东的权威教授施拉姆整理、翻译和编撰毛泽东选集的经历(恰恰就在我如今所属的哈佛燕京学社所在的Vanserg Building内),就有一种时光倒流和光影交错的感觉。我请齐老师在他的书扉页上题辞。他写下:“To Xiaobing: Now you see the world in which I researched this book. I look forward to the book you write here.”“寄语小兵:如今你也亲临哈佛校园,置身于这个当初我研究和撰写这本书的世界。我期待着你将在这里完成的作品。”

余生也晚,当我能够有机会到哈佛访学的时候,我所敬仰的孔飞力教授已经辞世有年。十年前我在加拿大UBC留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历史学家齐慕实和卜正民都是孔飞力的弟子,一个聚焦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一个致力于明清以降的中国知识人历史、社会文化史甚至全球史,而卜正民教授的著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以及《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都成为学术领域里的经典。他主编的《哈佛中国史》更是浩瀚精深,他自己撰写的元明一卷从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切入来理解历史深处的脉动与变迁,真是史笔精细鞭辟入里。他的历史写作既纵深充满洞见,又有灵动之气,文笔更是得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之历史叙事的真传。而齐慕实教授则与我亦师亦友,可以无话不谈,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派头或架子,对中国学生的关切与提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西方学者与弟子之间大多公私分明,界限清晰,很难掏心掏肺交流,但齐老师是特别坦率、温和、热情和善意的学者,他总是会从学生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十年前我出国没赶上争取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经费,自己寒微出身,又系脱产在读,最后是齐老师与时任UBC圣约翰学院院长的卜正民教授联手解决了我在该院的食宿问题,同时申请了华师大的海外研修费用,自己又补贴了少量的费用在UBC访学了一学年。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趣,富有文化的冲击感,那时候我刚学会使用博客,所以在网络上记录了许多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人物与风景。如今追忆真是学生时代的黄金时刻啊。其人其事其情其景,至今铭记在心,不敢或忘。

有趣的是,2007年访学之前,也正因为齐慕实教授一个在沪交流博士生鲁大伟的介绍,让我参与了一个中西学生的上海读书会,结识了孔飞力教授的关门弟子何若书博士。若书父母是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她在耶鲁读书时曾经到我的家乡长沙雅礼中学做志愿者教师两年,博士到了哈佛师从孔飞力教授。有一年她自美来沪,送我一本孔飞力教授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叫魂》作为礼物,让已经拥有中文译本的我很感激(中文译本的翻译者恰恰是我的同事刘昶教授以及历史系毕业的陈兼教授)。她提前买了书去一个养老社区拜访已退休的孔飞力教授时特意为我求了一个签名。若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肯塔基州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前年回到母校耶鲁历史系任教。每次跟她在一起谈史论学,或者聊家常,都会有一种很亲切自在的感觉,她经常会帮助我了解西方学术界跟我的研究主题相关的进展,正是她鼓励和帮助我申请哈佛燕京的访问计划。在齐慕实教授和卜正民教授的印象中,孔飞力教授不苟言笑,极为严厉,所以求学期间私下交往不多,只是时隔多年才深觉导师学术之博大精深、人格之正派耿直,而在若书的记忆之中,孔飞力教授却要温和宽厚得多,或许这就是时光流逝带来的缓冲效果吧。这是从西方师承和友谊的脉络可见我跟哈佛的缘分。

而从中国的脉络来看,我与哈佛的最初缘分始于2003年的秋天。那一年我离湘到沪求学,住在华东师范大学小桥流水的丽娃河畔。那一年秋天导师许纪霖教授开设了一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课程。选修、旁听的博士、硕士济济一堂至少五十人以上,课程采取的是北美大学常见的阅读研讨课形式。许老师开了一些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让同学们各自挑选。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选了被称为美国中国史学界莫扎特式的天才史学家列文森(哈佛博士)的代表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书安排在研讨课的第一次,且不说当时自己无从得到这本书的英文原本来对照研读,更不知这本经典著作中译本的“粗糙”,只凭着一些碎片化的不成系统的知识积累,以及极有限的历史理解,居然厚着脸皮写出了读书报告而且在课上激情洋溢地评点了一番,甚至对列文森的历史观念与认知框架还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如今想来就觉得羞赧不已。时隔多年,我来到了列文森当初求学过的哈佛,稍微探知一点哈佛学术的历史脉络,就知道仅凭自己那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哪能探测到列文森教授学术海洋的一鳞半爪。这就像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在一篇著名的演讲《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里所言,若不能扔弃拐杖(所谓主题先行或后见之明等)两手空空地进入历史的海洋,去碰触、感知和理解你所经验到的历史的枝蔓与碎片,就没法形成对历史图景的整体理解。求真是求解的前提,而求解是求真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在许老师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哈佛曾经有另一位研究中国思想的杰出学者史华慈教授。从史华慈教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开始,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精深和本真化的理解,对于富强与文明之间的脉络也开始有更复杂化理解的自觉。史华慈教授绝非一个中国学家的头衔可以涵盖,他是一个犹太裔的研究世界文明与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的学者,早已超出了对某个人物、某段历史或某个国家的研究,而是对人类文明的深层次困境的洞察。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的崛起》等都具有开创性的经典价值。这在他生前最后的几篇文章之一比如《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也可以体察到他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深层忧虑。那还是上世纪末的历史时刻的思索,对照如今土崩瓦解的世界秩序、群雄逐鹿的政治空间和狼突豕奔的人类心灵,不得不佩服史华慈教授惊人的预见性。

到了2006年的初冬,华东师大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丽娃河畔联袂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旨是纪念已故史华慈教授九十周年诞辰。研究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的海内外名家云集,林毓生、张灏、李欧梵、叶文心、柯文、麦克法夸尔、杜赞奇、裴宜理、舒衡哲、张仲礼、王赓武、张芝联、章开沅、刘梦溪、张隆溪、葛兆光、许纪霖、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都提交论文与会。参加会议的很多学者都跟史华慈教授有师承关系或者曾经从其学术成果中汲取灵感与方法。那真是一场学术的盛宴,荟萃了人文和历史领域最顶尖的一批学者,如今想来仍旧是心潮澎湃,那也是华东师大自21世纪初人文学术复兴之后最璀璨的一个黄金时刻,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1959年就自台赴美在哈佛师从史华慈教授研读中国思想史卓然成家的张灏教授,当时还曾请他在《张灏自选集》上签名留念。

十二年之后的冬末初春之际,我趁着去华盛顿D.C.参加美国亚洲协会年会的机会,与UBC东亚系的杜迈可教授、丘慧芬教授一同打车到华盛顿郊区雷斯顿张灏教授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退休后置业居住的寓所去拜访。这时候张灏教授都已经八十二岁了,精神尚好,谈兴也好。因夫人身体不好需要时时照顾,张先生一般谢绝访客,这次之所以答应我们驱车近一个小时去见面,也是因为丘老师系林毓生先生的高足(林与张乃当年台大就是同学,都是殷海光先生的弟子,而在美国同治中国思想史,与余英时先生都是数十年的学界挚友,可谓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北美三杰),事先打了电话预约,而我的导师许老师也一直尊张灏先生为其恩师,所以算起来我算是师孙辈了,更关键的是一直有联系的前辈余英时先生也为我们的拜访特意打了电话。虽然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却足以回味一生。张灏先生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1890-1907)》、《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等都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是可以常读常新的经典。他从幽暗意识的角度对中西文明传统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的阐发、他对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阐释、他对传统中国儒教关系与历史观之间关系的洞见、对五四思想两歧性的阐释等,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发人之所未发。而张先生晚年纪念其在台大的恩师殷海光先生的文章《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义道路》更是弥漫着一种人文情怀与公共意识,是对殷海光先生一生行状、心态与思想的最佳理解之一。他如是写道:“在殷先生的心灵深处,在他的理想主义的深处是有一股强烈的精神创造的冲动,以及乌托邦的向往,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为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资源。他为自由主义所作的努力,已为世人所共知。但他的理想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乌托邦意识,我想却不那么容易为世人所了解。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的时代。这种反乌托邦的意识,在今天盛行并不足怪。只要看看建构型乌托邦主义宰20世纪所造成的巨大的政治灾害,便可以了解。但是同时,如我所强调,我们也要认清乌托邦思想的复杂性,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乌托邦主义做全面的否定,我们必须记住在建构型之外,还有一指标型的乌托邦主义。我相信这种乌托邦主义,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只要人性中仍然有价值意识,仍然有精神创造的冲动,它就不会消失,它就会不时地出现。殷先生这一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留下的生命纪录,就是一个例证。”谈话间,张灏先生提及不解为何李敖去世两岸三地如此多的怀念,更不解李敖为何被封为自由主义大师,他说李敖无学、更没有思想,只是有点冷嘲热讽的才气而已,称之为骂街大师或许更贴切。由此触发他多次感慨“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也言及“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由得不让我想起他的老师史华慈教授曾经指出史学追寻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对人的未能全部破解的复杂性的理解,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提及六十年前在哈佛的求学岁月,他除了感慨波士顿冬天的酷寒以外,也谈及他很尊敬的史华慈教授。他直言从教师教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史华慈教授不算是一个太优秀的教师,因为他是很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在办公时间学生去拜访请教,他也只对自己感兴趣的觉得有价值的问题加以阐发,除此以外的问题,他往往只是看着你微微笑着。但博士毕业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开始执教以后,张灏教授越来越觉察到其实史华慈教授是一个真正能够对人类文明困境进行深刻反思的学者,也因此而越来越佩服和尊敬其人其学。张灏教授感慨今天的哈佛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再也没有大师的落寞。其实,不仅仅是张灏教授如此认为,早两年去世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同奇先生晚年也特别崇敬史华慈教授。他先后写下《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人、神、自然:忆老友本·史华慈——希·普特南教授访谈录》等,后来都收录在其论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中。林同奇先生在中西思想之间所做的工作极为重要,远比国内那些对西方学术思想一知半解却又装神弄鬼的人更有“智性上的诚实”,他对待学术的态度是严肃而真诚的,他能够洞察入微地探究研究对象的人生、生命与其学术、思想之间的关联。2006年初冬的纪念史华慈九十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本拟与会的林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来到上海,最后是托人代读了论文《史华慈论帕斯卡尔》。这次访学哈佛,未能赶上拜访林同奇先生,与先生缘悭一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十年前同门学友成庆在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访学时就时时能够亲炙林同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而之后来哈佛燕京访学的本校同事萧延中教授也得以与林先生时常会面,共同致力于重译史华慈教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可惜天不假年,事未竟而人已逝。幸好,林先生的文字还在,我们可以沿波讨流追根溯源,去重温他晚年的思考与志趣。

去年秋天从上海直飞波士顿的长途旅行途中,为了消磨时光随手带了一本台湾中研院院士黄进兴教授以笔名吴咏慧撰写的《哈佛琐记》,算是对从未去过美国的自己提前补课。这本书写得诙谐有趣,将哈佛的历史、学者与自然风物融为一炉,诚如学者翟志成在一篇书评中所言:“读《哈佛琐记》,就等于是重游哈佛。这次多了吴咏慧做导游,只见他一时口若悬河、舌底翻莲,一时闭目吟哦、念念有辞,一时比手划脚、上窜下跳。《琐记》中的吴咏慧,不再是檀岛时那个言语无味、傻头傻脑的书虫。伊变成了手持麈尾、谈玄说空的魏晋高士;变成了泽畔行吟、浅斟低唱的骚人词客;变成了在知识海洋的沙滩上拍手欢呼,一面捡拾贝壳、一面嬉戏逐浪花的小孩吴咏慧对哈佛的款款深情,在不知不觉之中,竟消融了我对哈佛的疏离和冷漠。在他的带引和讲解之下,我开始慢慢体味到了哈佛的各种各样与众不同之处。徘徊在罗伊斯、帕尔默、詹姆斯,还有桑塔亚纳曾散过步的‘哲人之路’,和怀特海对谈,和古代各大哲神交千载,上下与天地同流,原来是如许的神怡心旷;那条渐被毒水污化了的查理士河,在斜阳照晚、薄雾轻笼之际,原来竟会如许的楚楚可人;‘大学馆’墙壁的长春藤,在四季转换中,像变色龙一般,由青而墨绿,由墨绿而橙黄,由橙黄而火红,由火红而灰白,原来也不输伯克利四季葱绿的红木林;还有那在大师授课后拍烂手掌的滋味,以及偶被大师品题时的既惊且喜一切的一切,既遥远又贴近,既陌生又亲切,让人心旌摇摇,熏熏然有点醉意”。

1970年代后期,黄进兴之所以离台赴美读书是为了追随其时在哈佛任教的余英时先生。遗憾的是他到了哈佛没多久,余英时先生为了远离哈佛的喧闹就转到耶鲁任教去了。余英时先生本人也是“哈佛制造”,他1955年以无国籍人士(stateless)身份离港赴美,在哈佛读书、任教有年。他在晚年追述一生学思历程的文章《我走过的路》中这样评述哈佛学术训练对其一生治学之影响:“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 scholar)(正是我这次申请的哈佛燕京访学项目,可谓缘分),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陞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知识分子史,华人学术界的领袖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永远是最重要的参考书,因此能够来到余英时先生当年就读、工作过的知名学府访问,心中自然有一份难得的激动。诚然如张灏先生所言,在中国研究领域,哈佛已经没有了像史华慈教授这样的大师级学者,但哈佛至少还有像王德威教授、裴宜理教授这样的顶尖学者在这里执教,能够向他们请益也是学术之途上难得的机缘与幸运吧,王德威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知识分子,而裴宜理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20世纪革命的动员与历史记忆等问题,正好与我近些年的学术兴趣吻合,也真可谓机缘巧合。更何况100年前,赵元任、竺可桢、陈寅恪、汤用彤、梅光迪、吴宓等中国青年,都曾在哈佛求学取经,他们成了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群星闪耀的传奇。当我行走在哈佛的校园,经过前辈们学习或工作过的建筑,踩踏在他们曾经涉足的这片土地上,想象着他们在此地的言路与心路,《吴宓日记》里记载的那些留学往事就如层涛叠浪纷至沓来。个体的学术生命与轨迹,只有融入了前人所构建的历史谱系之中,才能找到安放灵魂的位置,也才能汲取到生生不息勇猛精进的精神动力。

(本文刊于广州《随笔》2019年第2期)

爱思想201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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