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人在中国,价值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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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19

重庆市人大代表陈中林和四十名其他代表,上书中央,要求今后死刑判决应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定,而不要再由各省高级法院决定。这封信在《中国青年报》的周末版上登出来了,里面有一句话,”最后核查和核准的权利,是与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一万名死刑犯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应引起每个人的关注。”写信人没想到,他们这一来就不小心地泄漏了一个重大国家机密。

中国很少公布处理死刑犯的数目。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只能根据间接材料来估计。前些年的数字,是一年处决两千多人,那已经超过世界各国处死犯人的总和了。现在泄露的这个一万人的数字,竟然是世界总和的五倍了。这就叫人纳闷了,中国政府如何向世界解释这件事呢?邻国日本,一年处死犯人的数目,我只见过一年的,是二十几人,当时已经认为是很高的了。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又实行社会主义五十年了,每年必须杀死的人为什么就比日本多出四百多倍呢(去掉两国人口的差别,也还比日本多杀了四十几倍人)?别看不过是一个数字,对于中共却是一个难题。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人和对于人的生命的态度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把不同时期里的问题分开来看,苏区时代有所谓”富田事变”和AB团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早期有意陷害和大规模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所谓”肃托”问题;几次战争时期中的人海战术问题;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土改和镇反中的有意无意扩大地主富农打击面和随意处死无辜者的问题;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饿死四千万农民的问题;最后,就是1989年六四在北京对和平示威者开枪屠杀数以千计的市民的问题。所有这些事件加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把人的生命当回事,几十年来屡次和不断地大量杀害好人或者因自己的错误而把好人置于死地的问题了。我还没有把两件大事算进去,一是把人当作工具,在生产建设中不必要地使很多人丧失性命;再一件是几次发动不义战争,使一百多万大好男儿命丧疆场。

严重的是所有上述错误和罪行都是一贯地一犯再犯,从来不改,一直继续到今天。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那些东西后面有一个主导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和他所创造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灵魂。那就是反人性和反人道主义。那三十年里,作为人的本性的爱,人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成了有害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就从我们的生活里和语言里消失了。因为他们都妨碍革命,而毛泽东所倡导的革命,就是要大家都来受苦和牺牲;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永远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快乐和幸福有害,苦难和死亡倒成了最神圣、最高尚的东西。本来,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提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口号。那就应该对于毛泽东思想来一个彻底否定。但是结果是仅仅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经济政策上的错误,毛泽东思想里最反动的部分根本没有去触动。

结果就是:改革25年之后,经济虽然上去了,共产党也面目全非了,但是这个政权对于人的那种残酷无情一点也没有改变。专政的性质是变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了;从前是为了政治,现在是为了金钱。但是对群众说打就打、说抓就抓、说杀就杀,那是和过去没有两样的。不然的话,还能每年杀掉一万人吗?中国人就真地比日本人坏四十倍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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