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八九民运史》摘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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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邓保赵”舆论战中活跃的香港《九十年代》的总编辑李怡,则对会内会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区别:

“大会堂内高度赞扬胡耀邦一生,独独是回避了1987年1月他下台的事;大会堂外则紧盯着1987年1月的事,要求为当时的决定改正……大会堂内强调胡对党的忠心耿耿,强调他顾全大局,这两年来仍不辞劳苦地到处鼓励干部‘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大会堂外则强调他的自由、开放、宽松的政策,他在两年多前所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以及他两年多来的沉默……”

无疑,前者表达了本届党中央,尤其是赵紫阳本人的愿望,后者显然是与本届党中央和赵紫阳本人的意愿相抵牾的。

那么,赵紫阳将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呢?事后,他对此事的一些关节点作了交代: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经过同意”显然是在学生造成既成事实以后,政府退后了一步。正像后来的普京所认识到的那样,惩治闹事学生,就像给小猪剃毛——它的尖叫会把动静弄得很大,而你所收获的猪鬃并不多,所以得不偿失。赵紫阳的第一着眼点,自然也是投鼠忌器,顾及形象。这一点可以从李鹏4月20日的日记中得到反映。李鹏写道:

“昨天晚上学生冲新华门。许多同志认为性质正在变化。冲中南海,攻击领导人已超过悼念胡的范围。决定在追悼会期间实行局部戒严。乔石说,要把冲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状态。赵说,中国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得到世界好评。”[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0日,第55页。]

赵紫阳继续道: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赵紫阳对学运的以上描述和指示,显示这位“小诸葛”已经准确地把握了这次学潮初期的锋芒所向。而他也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其中两条有可能朝不利于他的方向转化:

一是胡耀邦下台的方式。虽说他在“倒胡”生活会上表现并不是最突出的;而且,作为胡耀邦的继任者,他是经过党的“十三大”确认的。但是,他毕竟在批评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说了很重、令胡耀邦终身耿耿的话。[ 见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版,第278、291、296、298、299页。本卷第一章 第一节 于光远的回忆;第一卷 第三章 第七节赵紫阳在倒胡生活会上的发言。]赵紫阳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留下心中负担。据陶斯亮回忆,在紫阳去世前,她去看望这位既是世交又是上司的老人时,挂着氧气瓶的赵紫阳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

“你批评我对知识分子不够关心,耀邦关心,我都记着哪!”[ 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在处理胡耀邦逝世后学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行动迟缓,不能说与这种负担的阴影有关。

第二个可能被引向不利于赵紫阳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他心里应当清楚,这些信息极大可能是通过一直伺机反扑的保守派散发到民间的。此时,如果他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很可能会引火烧身。

学生对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改革停顿,政治改革滞后不满,则很显然是针对李鹏阵营的,这也正是赵紫阳曾经流露、极不甘心的地方。因此,这是学运有可能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力量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对学运表现出的,似乎是一种轻视的态度。他认为学生的行为可以理解,也出不了什么大事。这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不同。据《中国“六四”真相》称,早在4月20日,中共元老彭真就打电话给北京市长陈希同说,要他“尽快”将事情背后的原因查清。王震则给邓小平打电话,说“学生要造反”,要“马上采取措施”。当天,邓颖超也对前去看望她的李鹏说,“一定要揭露少数别有用心利用学生闹事的人。”王任重则给李先念打电话,通报了武汉学潮的情况,担心“再不采取措施,全国看起来就不太平了。”这一天,宋平在见到姚依林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学生的闹事苗头已经很明显,方励之等人非常活耀,学生背后肯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操纵,中央要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姚依林则说,“这次学生是打着悼念耀邦的名义要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好多学生都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实际上,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就在等待时机,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正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所以,要尽快揭露真相。这几天的趋势表明,学生闹事有演变成动乱的可能。”[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出于对局势的真心忧虑,这一天上午,田纪云也专程求见赵紫阳,建议他改变原定23日对朝鲜的访问。但赵紫阳似乎胸有成竹,他对田纪云说:

“这个意见我也考虑过。不过,随意更改预定的国事访问,会让外界揣测我们政局不稳。所以,还是按预定计划执行。”[ 同上]

但是,根据事后披露的材料看,赵紫阳此时的心态,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的。就在他回避与李鹏过多地交谈学潮问题时,4月21日下午,赵紫阳在看了国家教委、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新华社等部门的报告后,绕过李鹏亲自给主管国家教委的李铁映打电话,“建议国家教委应及时与各地教育部门和有关高校沟通,各地各高校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疏导为主,避免激化矛盾。”同日,他又对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说:“新闻舆论要多宣传一些正面的东西,肯定学生爱国热情的同时,指出社会安定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防止激化社会矛盾。”[ 同上,,157页。]

“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 中纪委《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据事后披露的材料看,早在4月21日,赵紫阳就曾找到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 杜润生(1913-2015):山西太谷人。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中顾委委员。]谈学潮问题。4月25日晚,杜润生在科学会堂召开有胡绩伟、秦川、李昌、李锐等10多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赵“赴朝前”和他谈及的想法。

赵的意见是,“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参见《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第13条。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5日,第71页。赵紫阳对此未加反驳。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部分非法幽禁,与世隔绝。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这和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对学运的态度,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4月22日,大约11∶40左右,胡耀邦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除负责送灵的人员外,政治局委员皆恭立目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据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描述,此时:

“赵紫阳、杨尚昆走过去,扶着小平的手,(赵紫阳)说,‘小平同志,我明天就要到朝鲜去访问了,一个星期时间。您有什么指示?’邓小平说,‘代我向金日成同志问好。’赵紫阳说,‘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条建议,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要坚决劝阻学生游行,马上复课;二是对打砸抢行为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三是对学生疏导为主,可以开展多层次的对话。’邓小平说,‘好。’[ 赵紫阳的回忆中没有这个情节,相反,他说:“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一部分:1989年“六四”事件;一:学潮初起。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赵紫阳最后补充说,‘我出访时,李鹏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工作,有事,他会向您汇报的。’赵紫阳、杨尚昆送走邓小平回来时,所有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离开会场,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都在场。李鹏伺机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你明天就要出访了。是不是下午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李锡铭接着说,‘希望中央有个明确的方针,以便迅速制止北京学潮的发展。’赵紫阳说,‘时间比较紧,不专门开政治局会议了。这几天,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工作还得靠大家做啊。’他对李鹏、姚依林和李锡铭说,‘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刚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条建议,小平同志表示肯定。现在,我再把我的意见向同志们说明一下: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工常的轨道,要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并尽快使他们复课;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如果发生流血事件,就会给一些人以口实,但对打砸抢行为一定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三是对学生要积极采取疏导方针,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杨尚昆说,‘我赞同紫阳的意见。’赵紫阳看着李鹏说,‘在我出访期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负责主持。’李鹏说,‘我同意紫阳同志刚才讲的三条意见。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将随时向你通报。’说完,赵紫阳、杨尚昆、李鹏、姚依林等各自离开。材料表明,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虽然没有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但他的三条原则意见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164页。]

事后,赵紫阳的回忆并没有否认上述事实。不过,相关过程的场景和情节却与《真相》完全不同,他记得,他与李鹏们讲的那番话是在大家一同下电梯的过程中讲的。[ 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而李鹏《“六四”日记》4月22日则记载:

“追悼会结束后,我从大会堂上车时,碰到赵紫阳同志。我对赵紫阳同志讲,你很快就要出访朝鲜了,应该再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对学潮的方针。赵紫阳说,常委都议过了,不必再开会了。他又说,对学潮的方针,一条是追悼会后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条是党和政府与学生开展对话;一条是谁搞打砸抢,就依法处置。我针对当前学潮中已发生的几个原则问题要求紫阳同志有个明确表态。我说有些学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他说这不能答应。我又说,对正在成立的非法学生组织呢,他说那也不能承认。我试图再次说服他召开常委会,他已不愿再听我讲什么,匆匆上车离去。”[ 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4月22日,第59页。]

三种记录虽然存在很大差别,但都说明,大佬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天安门广场上十万学生和市民的存在。而且证实:赵紫阳所说的“追悼会后的三条意见”,是在一种非正式场合提出的。《真相》的叙述还透露了一个细节:赵紫阳在征求邓小平的意见时,说的是“我已向政治局提三条建议”,当取得邓小平同意后,他在向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传达这三条建议时,又说“刚才我向小平同志提了三条建议,小平同志表示肯定”。这是否说明,赵紫阳正在利用邓小平这个“太上皇”的存在,回避与政治局的正式见面?

赵紫阳的三条意见无疑是对的。但根据赵紫阳对待学运的态度和主张,这时,最有可能和学生达成沟通与谅解的,在高层,只有赵紫阳他本人。

但是,送走邓小平后,就在大会堂台阶上的学生代表长跪等待之时, 赵紫阳也并未因刚刚追念过战友的英灵而沉靡在伤感之中,更没有因宣读那冗长的悼词而显示出疲倦,而是很有兴味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楼顶,用望远镜观察眼前的局势。[ 任玉清《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5日,第2版。]事后,中央电视台甚至播放了仰拍赵紫阳微笑着向下俯瞰探头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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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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