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
1989年6月4日的中国大陆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民主发展契机。1980年代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却未同时推动政治民主，社会发展失去了平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重于一切，却又不愿意放弃共党专政统治，因而走上了“政左经右”的路线，为了维系这条政治路线，他甚至不惜亲手罢黜自己提拔的两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六四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登辉甫接任总统一年多即面对此变局，为支持中国大陆学生民主运动登辉于是日当晚即发表声明：“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为什么要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原因就在于学生运动的本质既热情又单纯，不是为了哪一个个人谋求利益，而是为国家找出路，希望走上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中共领导人原本应该多听听年轻人的声音，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这原本是一次珍贵的契机。当时中共政府封锁了所有消息，南京、四川、广东等很多地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登辉与国安团队认为必须要让更多大陆民众知道实际内情，所以用了许多方法，把消息发送到大陆各地。
经济自由化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弊病，必须依靠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因此有人把当前“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即由政府垄断资源及利益分配，藉此刺激经济发展的途径，错误地视为一种良好典范。因为政府垄断了资源，除了贪腐问题外，更会扭曲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当中产阶级无法扩大，社会上下对立的情形会日趋严重；此外当经济发展由出口转向内需发展时，中产阶级无法做为消费主要族群时，社会与经济状态无法匹配，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政府为维持稳定就必须投入大量的维持稳定经费。根据媒体报导，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年年增加，这显示维持稳定是中共政府最重要的挑战。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17年中共十九大北京市甚至有市场不得在中共重要会议期间贩售菜刀等民生用品的“禁刀令”；还有新疆、西藏、山东省、内蒙古、贵州等地，均被通知全省“维稳”进入“战时状态”。这就是经济高度发展，但是政治民主制度没有跟上，所导致的社会恶果。
台湾民主发展是跟随经济成长而来，登辉执政时期是经济发展最为顶峰，同时也是民意要求民主政治的转折时期，当既得利益群体及党的利益与公民社会利益相左时，登辉勇敢地挑战了既有框架，以公民社会为先，而有两个重要改革：国会全面改选以及总统直选等。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转型工程，具体落实华人的民主共和，因此国际社会称此为“宁静革命”并称呼我为“民主先生”。
承蒙杨建利博士就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垂问登辉的浅见，回想当年六四若能够顺利带动中国民主化的运动，现在的中国绝对不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邪恶帝国，而两岸关系也不会如同今日的冷漠甚至对立，而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或者应该这样说，中共当年拥有权力的人选择了极权，致使今日中国大陆社会必须承担经济的苦果。中国大陆或可借镜我们当时怎么处理二二八事件。1990年登辉担任总统，指示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小组并提出调查报告，1991年接见受难者家属意味着政府能够同理受难者的悲痛，1995年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落成时，更代表政府为当时犯的错误向受难者公开道歉。同年也成立二二八基金会，完成平反补偿共做。二二八事件能够在台湾达到和解，就在于由民间发起，政府良性回应的方式，才能共同推动转型正义。
当下大陆的经济发展实在需要民主政治才能有效的分配各项资源，社会也才能稳定发展。登辉在此呼吁中共政府与习近平先生，进行大陆的政治转型正义工程，更要以台湾民主化为师，效法中国国民党当年开放政治自由民主的勇气，以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逐步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此才能让中国同胞共享市场经济的成果，而习先生所翘盼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成功之实。
（李登辉先生是中华民国第8、9届总统，也是首位公民直选产生的总统，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民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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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