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最为心仪的“台湾文坛三杰”,而今已经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柏杨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悲情时代的终结,李敖的堕落让人叹息“从英雄到流氓只有一步之遥”,而只有龙应台继续笔耕不已,其批判视野遍及两岸三地,许多观点引发激烈争论。在马英九当选新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坊间一度传出与马英九关系密切的龙应台可能会“入阁”出任文建会主委的消息,后来这一猜测没有成为事实。龙应台继续保持其独立知识分子的超然身份。

长期以来,批评港台从不留情面的龙应台,对大陆事务始终发言谨慎。二零零四年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龙应台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恰好有一次应中大的邀请来演讲。于是,我当面置疑她说,为何回避对大陆现状的批评?我期望她能对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独裁政权展开批判,而不是在面对大陆时,仅仅不疼不痒地说说“上海男人”这样的话题。

那一次思想交锋,是友好而愉快的。虽然主持人试图跳过我的问题,但龙应台大方地作了回应。第二天,我们又在中大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过一次长谈。不久之后,龙应台应湖南卫视之邀,到大陆讨论城市文化的话题。该节目所选择的城市之一,便是我的老家成都。我推荐她与成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王怡会面,她也向电视台提出邀请王怡作为对话嘉宾,谁知成都市宣传部严禁王怡“上镜”,让她感到无奈与愤怒。龙应台私下里与王怡在大慈寺的茶馆中有过一次长谈,亦由此知晓了成都旧城改造的种种黑幕,并非节目中那些官员说所的“凯歌高奏”。这些经历,让龙应台对大陆社会的真相有了更多的体认,她终于对两岸问题和大陆问题中最“敏感”的部分发言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些文章同步发表在港台新马的中文媒体以及欧美的中文网站上,当即产生了新一轮的“野火效应”。后来,这些文字汇集成《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书。

在这本书中,我最欣赏的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二零零四年的台湾大选之后发表的《为台湾的民主辩护》,龙应台在此明确指出,中共的武力恐吓乃是对台湾民主的最大威胁。第二篇是同年六月发表的《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这篇文章以一名母亲的身份,表达了对那些十五年前被杀害的孩子的悼念。第三篇是二零零五年《中国青年报》之“冰点”周刊被封杀之后发表的《胡锦涛,请用文明说服我》,该文直言不讳地谴责以胡锦涛为党魁的中共政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这三篇文章,掷地有声、环环相扣,很快便脍炙人口、洛阳纸贵;这三篇文章是龙应台直接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也是她对两岸关系症结的深刻透视;这三篇文章使龙应台无愧于“大中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堪称三十年之后重新燃起的一把“野火”,这“野火”从宝岛烧到大陆,能否带来“冰点”的“解冻”呢?

在台湾的政治谱系中,龙应台比较偏蓝,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她曾出任文化局长;她不喜欢民进党官僚的暴发户面目,对陈水扁以下的各色人等严词批评。但是,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和妖魔化的时候,在中共嘲讽台湾的选举是“一个笑话”的时候,龙应台挺身而出为台湾的民主辩护,并骄傲地以台湾人自居。二零零四年的台湾大选,胜出者虽然是龙应台厌恶的陈水扁,但她仍然充分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当选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人物。有人因为不喜欢陈水扁而否定台湾选举的意义,于是龙应台在《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一文指出,民主已经成为台湾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主需要善意的批评,需要逐步的改进,需要鼓励,需要肯定,“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

龙应台并不回避台湾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但台湾的问题与大陆的问题相比,性质完全不同。台湾的当务之急是深化和巩固民主制度,大陆的当务之急则是废除中共一党独裁。即便是许多台湾人不堪回首的蒋氏当国的威权统治时期,也比今天中共的后极权主义要文明和温和得多。不可否认,当下台湾最严重的问题乃是民粹主义泛滥,缺乏一个成熟、理性、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台湾的民粹主义又是大陆的民族主义的“寄生虫”,如果大陆是一个民主政权,大陆的当政者和民众均以宽容、仁爱、平等的态度对待台湾的政府和人民,承认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那么台湾的民粹主义焉能坐大?换言之,台湾的民粹和悲情,乃是中共蛮不讲理的打压给逼出来的。中共口口声声说“相信台湾同胞的爱国之心”,却在国际上处处矮化台湾,不给台湾留一点空间和尊严。台湾连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都被中共剥夺,导致萨斯期间遭受疫魔之重创。如果设身处地站在台湾人的位置上思考,谁能无动于衷呢?

因此,龙应台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指责陈水扁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因为中共的威胁,实实在在,就在眼前。”由此,她得出如下结论:“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此分析宛如金针点穴,使人们在观察两岸三地政治生态的时候豁然开朗。香港回归十年,自由被侵蚀,法治遭践踏,普选更是遥遥无期,一国两制宛若泡影。台湾岂能接受此种非驴非马的“香港模式”?其实,龙应台所指出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拒绝中共对台湾的招安,方可捍卫台湾的民主成就;一旦回到中共的治下,台湾的民主将荡然无存。连战、宋楚瑜等无耻政客,为了个人的功名,却罔顾此种常识,不惜出卖台湾人民的基本权益,跑到大陆去对独裁政权顶礼膜拜。他们最终被台湾民众所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台湾已经是民主制度,而大陆仍然是专制制度。台湾的民主之火,任何人都无法熄灭之;而大陆的民主之火,仍然还是被冷冻在冰层之下的“地火”。海峡两岸的“政治文明”,存在“冰火两重天”之差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拿《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一文作为镜鉴,诸多关于两岸问题的看法,顿时显现出似是而非、逻辑混乱的本质来,如“民主导致动乱、独裁维持稳定”、“台湾的蓝绿对峙、议会打架,表明东方文化与民主制度不融合”、“两岸互相敌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削弱中国的阴谋”等看法,全都不攻自破、原形毕露。龙应台没有回避“暴君正握着发射飞弹的遥控器”的事实,正如王怡在《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台湾民主今天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大陆民主化之前共产党不会放弃台湾,不会放弃没落中的国家逻辑。”但我比王怡更为乐观,我认为台湾不必对“中国崛起”而望洋兴叹,台湾有自己的力量来“以小搏大”,那就是:以民主宪政之成就、以自由社会之优势,对抗中共的一党独裁、贪污腐败,未尝不能二两拨千斤,赢得大陆民众的敬重和全世界的支持。

《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是龙应台的文章中的最让我感动的一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内外出现了一个分享中国“经济奇迹”的既得利益群体。对这个群体来说,“六?四”是一个负面价值。“如果当年他们得势了,哪会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这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口头禅。当越来越多的人回避“六?四”、耻于谈及“六?四”的时候,当十多万拿着“六?四”绿卡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心安理得地否定“六?四”的时候,当昔日的学生领袖回国参与中共当局的网络封锁工程的时候,当中共依然强硬与强大、“六?四”的正名依然遥遥无期的时候,龙应台却站了出来,与那些孤独的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与那些无辜死难的孩子站在一起。此时此刻撰文谈“六?四”,不可能赢得多少掌声,也不可能分享其光荣与利益;但正是在此时此刻撰文谈“六?四”,才更加彰显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嶙峋风骨。

十多年来,中共让“六?四”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普通人噤若寒蝉的话题,让“六?四”从公共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当局的胜利呢?龙应台指出:“‘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颏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触目的绊脚石。”龙应台以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痛史表明:“掩盖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龙应台不仅是一位理性澄明、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名感情细腻、充满爱与悲悯之心的母亲,她的文章是写给母亲的,也是写给孩子的,母亲和孩子,是她最重要的两类读者。她动情地写道:“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最优秀的批评家,绝对不是那种仅仅局限于批评“无物之阵”的批评家。“不点名”是许多作者“自保”的底线,尤其是不能点出最高统治者的名字。换言之,可以笼统地、含糊地批评谁也不用负责的“中国共产党”或者“专制制度”,却不能点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们的名字来,特别是作为“今上”的胡锦涛。然而,龙应台毕竟还是龙应台,她没有辜负大陆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期许,在《请用文明说服我》一文中,她直接点出了那个潜在的“读者”的名字——“胡锦涛”。胡锦涛出身共青团系统,《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的机关报,所以“冰点”事件必定经过胡锦涛的首肯。以“冰点”事件为标志,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进入了一个肃杀的、漫长的冬季,海内外对“胡温新政”的幻想亦由此而破灭。在这中国政治走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龙应台将“野火”烧到了北京,让“野火”去融化“冰点”。当海外名流争先恐后地向胡锦涛献媚的时候,龙应台如此写道:“‘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胡锦涛及其代表的党,终将被自己打垮:“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显然,胡锦涛是不敢公开回应龙应台的喊话的,更不用说用文明来说服龙应台了。同时,龙应台那充满了理性与情感的、文明的劝说,亦不可能打动胡锦涛的“石头心”,因为“胡锦涛”这个符号已经成为盘根错节、牢牢扭结的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这个阶层只在乎手中的权力和眼前的利益,而对文明、民意以及历史的评价丝毫不感兴趣。那么,龙应台的文章难道是鸡蛋碰石头、毫无果效?事实上,龙应台的文章并没有随风而逝,并不是文人的自言自语,它巧妙地将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转化为两岸关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对傲慢的中国当权者的巨大压力,最终成为促使“冰点”复刊的重要因素——在中宣部口衔天宪、为所欲为的历史上,“收回成命”还是第一次。

当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台湾自由主义的先驱者殷海光在给学生的一封信中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的,坚持真理、坚持独立,必然要付出“四面受敌”的代价。正如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不仅受到中共的打压,而且受到海内外激进的反对派势力以及政治野心家的恶毒攻击一样,龙应台勇敢地批判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卫”,以及共产党的专制、暴虐与愚蠢,固然不必付出坐牢下狱的代价,却要付出被中共当局封杀、与大陆迷狂的愤青们为敌、乃至“千夫所指”的代价——极为吊诡的是,在台湾岛内,老左派、新左派与台独人士,如属于前者的陈映真、赵刚以及属于后者的林佛儿,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惟独在批判龙应台的时候却结成了“统一战线”。

如今,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政权已经实现了第二次轮替的台湾已然“起死回生”,一党独裁仍然蛮横暴虐的中国大陆尚且“病入膏肓”。大陆的民主化任重道远,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参与不可或缺。像龙应台这样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情结、既有民主理念又有行政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将批判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定可以提供若干富于刺激性的思路与建议。《请用文明说服我》便是这样一本值得大陆知识界重视的著作。由此可见,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中来——如果你有足够的良知、韧性和勇气的话。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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