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有一个奇特的传统，那就是罢黜与羞辱自己的总书记，从夺取政权之前的陈独秀、瞿秋白到夺取政权之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均是如此下场——只要这个总书记稍稍有点良心，或者对民主自由有一定的认知，他试图改变这个政党的风格与特色，就必定不能见容于中共内部一直在运行的“比赛谁更心狠手辣”的潜规则。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与日渐走上斯大林式独裁道路的中共决裂之后，重新回到五四的民主自由传统之中，成为一名“终身的反对派”；瞿秋白的书生意气根本不能驾驭中共这样一个比黑帮更黑的黑帮，最后被当作替罪羊送入国民党的虎口，在就义之前留下了一篇并不多余的话；胡耀邦被誉为中共党内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因提倡结束老人政治而被邓小平非法罢免，他的突然逝世成为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导火线；而赵紫阳则坚决反对“老人帮”对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动用武力的决定，不惜付出了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涯的代价，他失去了权力乃至自由，却赢得了历史和百姓的尊重，他的晚年比孤家寡人的邓小平更加幸福。
“六四”屠杀之后，与赵紫阳一同遭到清洗的，是党内开明派官员群体和党外改革派知识精英，这一清洗使得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中共党内不再有一个具备了理想主义和改革热情的群体，中共完全沦为一个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遭到清洗的人士当中，便包括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中央委员鲍彤。鲍彤是因“六四”事件入狱的中共党内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是文革结束之后惟一的一名因持不同政见而下狱的中央委员。在此意义上，说鲍彤是“中国的吉拉斯”毫不过誉。鲍彤虽然未能像吉拉斯那样提出“新阶级”这样一个对共产政权鞭辟入里的概念来，但他在《中国的忧思》一书中对中共及中国现状的若干分析和评论，堪称中国当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具深度和广度的部分。
讨论鲍彤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与价值，便不能不论及吉拉斯之于昔日南斯拉夫的意义与价值。米洛万?吉拉斯，是南斯拉夫革命时期和战后初期南共主要领导人，是铁托的密友，曾任南共政治局委员、共和国政府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一九五三年，吉拉斯强烈批判共产党的制度与作风，主张南共必须成为一个多党制框架下的竞争性的政党。当吉拉斯的言论超过铁托的底线之后，他被撤消党内外所有职务。不久，吉拉斯宣布退党，走上持不同政见者道路。一九五七年，吉拉斯宣称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剥削阶级，这个“新阶级 ”正是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阶层。
“新阶级”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谓石破天惊。首先，吉拉斯在此概念中引入权力这个重要因素，提出官僚特权阶层是由于垄断了国家权力，才能够使用、管理和控制国有化的财产。对此，英国学者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把权力关系附属于所有权，而吉拉斯倾向于把所有权附属于权力。”其次，吉拉斯求助于罗马法的观念。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因此，官僚特权阶层对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财产的实际使用、管理和控制就是罗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这样一来，实际的控制权便转化成了法律层面上的所有权，吉拉斯据此断言：苏东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成了“新阶级”。
吉拉斯认为，“新阶级”是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的官僚，即政治官僚。“新阶级”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领域，苏东国家是“党国”，党在政治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切重要事务为当会议或党控制下的机构的马首是瞻”；在经济领域，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是官僚特权阶层图谋私利的重要的手段，“权力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谁掌握了权力也就拥了特权，间接地掌握着所有权。”经济的发展成了共产党政权本身蜕变的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新阶级”把自己的信仰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理论，并通过国家机器将这种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最终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共产党的强迫意识形态一致……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共产党最根本的特质”。
与吉拉斯一样，鲍彤原来是体制内的高级官员。在十三届政治家常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便首先通过决议任命鲍彤为政治局秘书，此后他得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所以，他的权力甚至在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之上、在当时与他有着较多工作联系的中办主任温家宝之上。鲍彤参与起草了若干重要的中央文件，是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他也是赵紫阳时代聚集了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的“三所一会”的实际领导者，是赵紫阳与党内外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在此意义上，鲍彤是八十年代中国艰难的改革历程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入乎其内，方能出乎其外，在今天的异议人士群体当中，可以说没有人比鲍彤对中共高层的运作模式有着如此深切和透彻的了解。他不像某些海外民运人士那样，对中共充满刻舟求剑式的想像以及屈原式的怨妇情结；他也不像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书斋中的、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具体操作茫然无知。在《中国的忧思》一书中，鲍彤对中共的分析，沿袭了吉拉斯在《新阶级》中的某些思路，同时又对具有“中国特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共特色”的部分，作出了颇多独到的剖析和阐释。
首先，鲍彤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鲍彤从赵紫阳的悲剧和他自己两次坐共产党的牢房的经历中悟出，“一个国家，最高权力不受控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高兴了，百花齐放；不高兴，反右派；高兴了，改革开放；不高兴，重新问你‘姓社姓资’；今天文化大革命，明天天安门；今天反这个超级大国，明天反那个超级大国；稳定性，连续性，责任心，到底在哪里？”中国的问题，不是某个政治人物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党对权力的垄断，而且是党自身的章程也被肆无忌惮地破坏。
鲍彤认为，邓小平部分地破除了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却又制造了对他本人的更为隐蔽的偶像崇拜。虽然鲍彤被邓小平金口一开就送进了监狱，但他个人对邓并无刻骨仇恨。他所思考的重点在于：为什么作为一名退休的普通党员的邓小平，可以幕后操纵政局，甚至在家中召开元老会议推翻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为什么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其权力可以溢出军队的范畴而控制党、政、军所有的领域？这这难道不是“枪指挥党”的前现代政治的特色吗？鲍彤支出，邓小平之所以悍然作出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决定，是因为他将个人和家族的面子及利益看得比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更重要。这固然是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但如果中国有民主制度，这一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便可以受到有效的制约，邓小平至多只能在自己家中充当说一不二的家长的角色，而不至于成为骑在整个国家和民族头上的暴君。
其次，鲍彤是赵紫阳时代开启的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如果说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新阶级的形成是利用计划经济的漏洞和缺陷，那么今天中国的新阶级的形成则是利用畸形的市场经济完成了一夜暴富。那么，是否因为腐败的滋生便停止市场经济的进程呢？鲍彤认为：“有人说，市场经济是腐败的罪魁祸首。不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是客观的、公正的。受竞争规律支配的市场，是发展经济的基地，不是腐败的根源。市场加上民主，本来是人类进步的康庄大道。……问题在于有市场而无民主，是官场插手市场，市场成了官场。受官场操纵的市场不可能不异化成为权钱交易的乐园。腐败的产生，不是多了市场经济，而是少了民主政治。”也就是是说，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受益于赵紫阳时代确立的经济改革的方向，虽然赵紫阳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但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同时，今天中国出现贫富悬殊、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等严重弊病，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的不充分和权力对某些特定领域的垄断和干预造成的，比如官权最霸道、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如能源、铁路、通讯、银行、保险、土地、房地产等，恰恰正是腐败现象最严重的地方。
鲍彤还发现，六四惨案之后，中共当局已经不具备昔日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那种将意识形态灌输到全民之中的信心了，他们一方面提出“三个代表”之类的似是而非的新理论，以取代传统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扩大其统治基础和赋予自身统治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煽动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潮，并将长期以来致力于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产党，重新塑造成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在此背景下，鲍彤率先提出，中国应当在公民权利与民主政治方面向世界公认的理念和规则接轨。他是较早清醒地确立普世价值高于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所以，他在《中国的忧思》一书中多次强调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重要性，并呼吁民众尽快促使全国人大批准之。就如同当年苏东国家的民众和异议人士将《赫尔辛基人权条约》当作他们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资源一样，今天中国的公民也应当将此类人权条约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运用到维权活动中，使之成为“全面启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契机”。
从在朝到在野，从前呼后拥的高官到受到密探日夜监视的异议人士，鲍彤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在世俗的观点看来得不偿失的巨大代价。但是，他以身体的不自由换来了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比昔日的同僚温家宝要自由得多。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他便彻底自由了。鲍彤比被囚禁至死的赵紫阳更为勇锐的是，他在出狱之后便开始自由地、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中共建政之后，曾经担任过中共高官的人当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言不讳的说真话的人。鲍彤的这些言说和文字，也成为他超越了个人私欲的高尚人格的见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家中
正值亚欧领袖峰会在北京举办，便衣特务再度在门口站岗，并限制我的出入自由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