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帅”，是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一批中国学人在华盛顿为包遵信先生举办的追思会上的发言的题目。这个题目极为准确地概括出了包遵信先生的性格、学术与成就。如果说五四运动先驱者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那么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旗手包遵信则是“但开风气不为帅”。在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包遵信主要不是以一名思想具有原创性的学者的面貌出现的，而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学术活动家和组织者的角色出现的。包遵信参与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平台，如“走向未来”丛书、《读书》杂志、中国文化书院、太平洋论坛等等，他像园丁一样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些丛书、杂志和学术机构的茁壮成长，在草创时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包遵信从来没有将某一项事业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像某些“学阀”和“学霸”那样占有和把持之；相反，他往往是在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之后，便邀请其他人来接手并让其他人来享有此种荣耀，自己则迅速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之中。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像包遵信这样毫无自私之心的忠厚长者，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故而他赢得了最多的朋友。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是包遵信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郊外的一座公墓里，亲朋好友为其举办了一个简朴的骨灰安葬仪式，参加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友和学人多达五十多人。其中既有包遵信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也有虽然与包先生没有见过面、却受惠于先生颇多的后辈学子。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可能彼此并不一致至互相对立，但他们都是出于对包先生的敬重，从四面八方次第赶来，向先生表达最后的敬意。所有的参与者每人都执铲为先生的墓地铲上一捧土，在人情薄如纸的今天，大家自发前来参加一名被囚禁与被隔离十八年之久的“边缘人”的骨灰安葬仪式，这本身就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是对一颗朴实而纯洁的灵魂的敬仰，这是对一种价值的持守与坚持，正如一副挽联所说：“走向未来，未竟神州启蒙业；囚居京城，锻造华夏自由魂。”
在香港出版的《包遵信纪念文集》一书，收入数十篇怀念包遵信先生的文章，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包遵信的思想、学术、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值得感佩的是，包遵信先生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所起的筚路蓝缕的作用和“八九”民运失败之后长达十八年时间坚韧不屈的持守。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两段角色迥异的人生，都同样精彩、同样高贵。以一九八九年为界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昔日《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的王岐山，如今已经攀上了国务院主管财经大权的副总理的高位；比如昔日与包遵信一起站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某些战友，已经转而奴颜婢膝地歌颂“汉唐盛世”。包遵信却始终保持不变，或者说以不变应万变。中国多产“变色龙”，而少有鲁迅所说的“拼命硬干”的人。包遵信为此不得不成为一名“隐形的人”，即便身后也是如此：《包遵信纪念文集》只能在香港出版，这本身便表明了当代中国新闻出版的不自由状况。包遵信先生身后的一些追悼和纪念活动，也多次遭到北京警方的压制与骚扰。一名已经去了彼岸世界的老人，居然让这个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军警宪特队伍的共产党政权感到杯弓蛇影、坐立不安，这既表明了思想本身所拥有的力量，也显示出中共政权的外强中干。所谓“死诸葛吓退活司马”，一个已经丧失了统治合法性的政权，害怕农民，害怕工人，害怕杨佳，害怕天安门母亲，当然也害怕手无寸铁的包遵信。
在这本纪念文集中，作者的年龄从比包遵信还要年长的八旬老人一直横亘到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比包遵信年长一代的于浩成先生，在《送别老友包遵信先生》一文中指出：包遵信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先知和导师，最可贵的是，他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闻道后就“起而践行”。于老还谈及关于包先生的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就在去世前两个月，在得知《胡适日记全编》出版的消息之后，他不顾大病之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立即乘坐公共汽车去附近的一家书店去购买。可见包先生至死都保持了读书人的本色。作为包遵信的同代人，丁子霖和蒋培坤先生在《他留给了我们寂寞和孤独》一文中写道，他们在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儿子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热心读者，就是读着这套书长大的。在日常交往中，他们也发现，包遵信总是以长者的身份给青年人乃至中年人十二分的关爱，而且也总是寄厚望于他们。这样的长辈如今已不多见了。作为比包遵信年轻一代的中年人，刘晓波在《包包，我们爱你！》一文中，回顾了他与包遵信先生之间二十多年如一日、风雨兼程的交往，“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胜似亲人”。包遵信对刘晓波而言，不仅是师长和友人，更是亲人、是超越血缘关系的亲人。而作为天安门一代的马少方，在《如刀秋风中的送别》一文中，彰显了包遵信先生对“六四”的基本态度：包先生认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事，但要正名，作为历史事件要正名，那么多冤魂不能没有家园。这种努力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乃是为了捍卫人的尊严……这本文集中的每一篇文字都情深意切。当我读到这些不同年龄、职业和学术背景的作者一致对包遵信先生的敬仰与怀念的时候，不禁感叹：大部分学者至多只能影响他的同代人以及他的下一代人，像包先生这样既影响到他的上一代人、他的同龄人，也影响到比他年轻一代、两代的人的学者，此前少有，此后也不多见。
在包遵信先生的学术思想中，最令我敬重的是持之以恒的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和倡导启蒙主义的立场。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在海内外均甚嚣尘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为填补此一真空，中共方面重新对儒家产生了兴趣，认为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提供思想资源。于是，中共一改毛泽东时代批判和打击儒学的做法，试图重新将儒学打造成一种地位显赫的官学。投入巨资的“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推行其“软实力”的关键项目，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遍地开花；祭孔大典及祭祀皇帝、炎帝的仪式，均由地方大员代表党政机关出席；帝王崇拜充斥电视电影屏幕，雄才大略的帝王将相成为舞台的中心人物，至于“一将功成”背后的“万骨枯”，则无人关注。在年轻一代学人与大学生当中，也有人以所谓的“汉服”为时髦，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升温。于是，所谓的“新新儒家”粉墨登场，或以帝王师自居，或以王道政治为号召，不仅学术超女在电视上歪讲论语，便是作为梵语专家的季羡林也施施然地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相见甚欢。从昔日的“追香”到今日的“逐臭”，真的如同川剧的变脸那样迅速与从容。
但是，包遵信先生决不是那种墙头草式的、趋炎附势的人物。在知识界放眼望西洋的八十年代，他致力于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到了儒学成为香饽饽的九十年代，他同样不改初衷，继续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作清理与反思。换言之，包遵信认为，在“整理国故”的工作之中，首先要做的便是“去其糟粕”，然后才谈得上“取其精华”；在尚未“去其糟粕”的前提之下，自以为是地“取其精华”，很可能导致一种“误将糟粕当精华”的结果。此种思路在这个“学得帝王术，卖与帝王家”的时代，显得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但对于包遵信来说，他所求的乃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以及忠于真理本身，所以他完全不在乎官方的打压、商家的漠视以及大众的敌对。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反专制、求自由”的声音堪称空谷回音，如李慎之、包遵信、刘晓波、王小波、韩寒等人，皆是其中的佼佼者。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回归国故，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与政治秩序，而是继续五四未完成的启蒙事业，确立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实现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和鲁迅所说的“立人”，进而建立宪政与共和制度。以包遵信的思想路数而论，他是沿着梁启超与鲁迅的方向奋勇前行。
在这个讲实惠的时代里，包先生除了一屋子的书之外一无所有，但他对九十年代之后的生存处境安之若素，他曾经对身边的年轻朋友说过：“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勇于承担这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们选择，而当强力逼着我们选择只能如此的时候，可以选择妥协，也可以选择抗争。当然选择抗争风险很大，但既然选择，就不该后悔，既还要承担，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个人要永远忠于自己的良知和理想，可以说是“知易行难”。这些年来，我看惯了若干当年与包遵信持同样立场、追求同样的目标的知识界前辈的“变脸”——李泽厚、刘再复、甘阳、麦天枢……这些人的“与时俱进”让我惊讶不已，也让我认识到了人性的软弱与局限。但是，包遵信先生却让我对人性保有一份温暖的希望，让我确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正的“大写的人”，还有不低头、不屈膝的人。诚然，一个包遵信提升不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素质，但是，中国知识界有或者没有包遵信，人们在回顾近三十年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时候，书写方式必定会有所差异。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都像以上的那些人物一样善变、一样曲学阿世、一样“反认他乡是故乡”，那么这个时代便只能用“耻辱”来标识了；但是，包遵信的存在，如同一颗钉子一样钉在专制制度华丽的外衣上的存在，足以让这个时代被我们所怀念与尊重。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