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百亮:周舵眼中的“六四”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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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北京——1989年6月4日天将破晓时,周舵向一排排拿着枪的士兵走去。在他身后,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挤满天安门广场,生怕渐渐围过来的部队会在中国最神圣的政治场地屠杀他们。

接到早晨之前清理广场的命令而在当晚涌入北京的士兵,已向愤怒的人群肆意地开过枪,周舵盼着能给示威者谈出一条出路,他们很多是学生。他忍住恐惧,跟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说:“血流得够多了,不能再流血了。”

周舵是通过谈判让抗议者从广场撤离,帮助挽救生命的四名年轻知识分子之一。30年后,72岁的周舵是那场抗议活动少数依然留在国内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依旧守护着1989年运动的希望,虽然也为它的教训感到痛心。

周舵时常反思那些最终令他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决定。他说,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下,他的人生成了一场艰难的守夜,为点燃30年前那场抗议活动的民主理想祈祷。

周舵4月在北京。 THE NEW YORK TIMES

令人窒息的审查活动迫使那些努力保留抗议和屠杀记忆的人陷入缄默,并且从中国的互联网上抹去了那起事件的几乎任何指涉。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下,这个国家变得日益专制,政府逮捕了维权律师、劳工活动人士、学生和穆斯林少数民族。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孤独,”周舵在天安门镇压事件30周年纪念前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也没有多少人在关心‘六四’,年轻人根本知道都不知道。”他在北京北城的一家咖啡馆里说着这番话,周围其他顾客一般都盯着手机屏幕,似乎与抗议示威和流血事件的谈话相去甚远。

周舵的日常现实明确地提醒我们,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怎样成功地将经济增长与威权统治联姻,卓有成效地拒斥了要求更大政治自由的吁求。

但更出乎周舵意料的是,他曾视为自由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陷入了种种麻烦。特朗普总统统治下的政治分裂和英国的脱欧乱象都表明,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会沦为危险的民粹主义和煽动行为的牺牲品,周舵说。

1989年周舵在天安门广场发言。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你放眼四望现看不到什么亮色,”他说。

1989年,周舵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这是对示威期间参加绝食抗议,后帮助大家撤离广场的几位人士的亲切称呼。

另外几位是因民主活动于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刘晓波2017年服刑期间去世。另一位是高新,后来去了美国;第四位是台湾出生的音乐人侯德健,他已经放弃了异议。

1989年镇压事件后,周舵被关押了将近一年,但即便被释放后,他也处在严密监视之下。“现在想我是不是要无期活在这个大监狱,”周舵在秘密警察因为纪念日的到来把他偷偷带走之前说。

据人权组织称,最近几周,警察带走或软禁了几十名异见人士和政治活动分子。其中有“天安门母亲”的组织者,这是一个镇压遇难者或致残者的家属组织,他们发布了23条亲属的视频声明,敦促中国政府为杀戮行为寻求宽恕。

一名女性在帮助绝食抗议者。 DAVID TURNLE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已经过了三十年,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犯下的杀人惨案早就应该能够解决了,”张先玲在其中一段视频中说道。她不足20岁的儿子王楠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枪杀。“这是一个国家犯罪。”

1989年4月,天安门抗议爆发,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悼念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悼念活动发展成一场为期六周的运动,数十万人涌向广场,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并结束腐败。

周舵知道中国的政治会有多么残酷。他的家人曾在毛的统治下遭受迫害。但中国的未来也和他密切相关。他曾与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共事,之后在北京一家创新的电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周舵在抗议活动领导人和试图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温和派官员之间充当中间人。他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建立了出人意料的友情。当时,刘晓波是一位好斗的文学学者,也是学生们的热情支持者。周舵则并不那么确定。

1989年6月4日,安全部队士兵在殴打抗议的学生。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从始至终,就在里边感觉纠结了,不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周舵在谈到抗议时说。

然后,在6月3日晚,人民解放军涌入这座城市,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天安门广场。时间是紧迫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在数小时内拿下广场。周舵和他的三个朋友试图组织剩下的抗议者离开,但离开很危险,一些人想留下来战斗。

周舵和音乐人侯德健与士兵们谈判。周舵请求获得时间和通道,让抗议者安全离开。军官同意了。接近黎明时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居民鱼贯离开广场,一些人泪流满面,一些人唱着或喊着挑衅的口号。

“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周舵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1989年镇压事件两天后,北京街头的坦克。 THE ASAHI SHIMBUN, VIA GETTY IMAGES

镇压行动后,他被拘留一年,出狱后他开始尝试慈善事业,但当局让他无法继续经营那家支持贫困农村教师的慈善机构。

在过去30年里,周舵一直在国外旅行,还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但他在中国时会受到警方限制,使他无法在商业或教学领域从事新的职业。偶尔,他也会参与有关天安门事件教训的讨论。

现在周舵已经退休,依靠养老金生活,轮流住在北京和中国南方,撰写一些关于他的过去和时事的文章,他还教古典音乐课,这是他毕生的爱好之一。本周,他的回忆录在不受中国审查机构管辖的香港出版。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民主之路,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审慎。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许多富人出国旅游,但这并没有带来许多自由派人士所希望的那种反对政党控制的倾向。周舵说,中国的商界和知识界精英们太容易妥协,无法挑战共产党。

“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中共,”他说。“它的这种控制和打压的手段,再加上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喔,将来很可能是一个1984。”

周舵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渐进式的政治变革,从法律上限制权力,实现更大的政治多样性。他说,当公民生活改善、政治成熟时,这个国家才能做好准备,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就算你搞革命推翻了共产党,弄出一个自由民主制度,你能运转吗?”他说。“它一定是个曲折的、漫长的、艰难的过程。”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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