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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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系列之一

算起来,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大老郑不过四十来岁吧,是我家的房客。当时,家里房子多,又是临街,我母亲便腾出几间房来,出租给那些来此地做生意的外地人。也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这个小城渐渐热闹了起来,看起来,就好像是繁华了。

原来,我们这里是很安静的,街上不大看得见外地人。生意人家也少,即便有,那也是祖上的传统,习惯在家门口摆个小摊位,卖些糖果、干货、茶叶之类的东西。本城的大部分居民,无论是机关的,工厂的,学校的……都过着闲适、有规律的生活,上班,下班,或有周末领着一家人去逛逛公园,看场电影的。

城又小。一条河流,几座小桥。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

谁家没有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东家长西家短的,谁家婆媳闹不和了,谁离婚了,谁改嫁了,谁作风不好了,谁家儿子犯了法了……这些事要是轮着自己头上,就扛着,要是轮着别人头上,就传一传,说一说,该叹的叹两声,该笑的笑一通,就完了,各自忙生活去了。

这是一座古城,不记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项羽打刘邦那会儿,它就在着,现在它还在着;项羽打刘邦那会儿,人们是怎么生活的,现在也差不多这样生活着。

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也许是,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老了,可是人却还活着:如果你不经意走过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这家的门洞里坐着一个小妇人,她在剥毛豆米,她把竹筐放在膝盖上,剥得飞快,满地绿色的毛豆壳子。一个静静的瞬间,她大约是剥累了,或者把手指甲挣疼了,她抬起头来,把手摔了摔,放在嘴唇边咬一咬,哈哈气……可不是,她这一哈气,从前的那个人就活了。所有的她都活在这个小妇人的身体里,她的剥毛豆米的动作里,她抬一抬头,摔一摔手……从前的时光就回来了。

再比如说,你经过一条巷口,看见傍晚的老槐树底下,坐着几个老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什么。他们在讲古诫。其中一个老人,也有八十了吧,讲着讲着,突然抬起头来,拿手朝后颈处挠了几下,说,日娘的,你个毛辣子。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

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时代讯息最惊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我们小城女子的身上。我们这里的女子多是时髦的。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州妇女开始化妆了,涂口红,掸眼影,一些窗口单位如商场等还做了硬性规定,违者罚款。广州是什么地方,可是也就一年半载的功夫,化妆这件事就在我们这里流行起来了。

我们小城的女子,远的不说,就从穿列宁装开始,到黄军服,到连衣裙,到超短裙……这里横躺了多少个时代,我们哪一趟没赶上?

我们这里不发达,可是信息并不闭塞。有一阵子,我们这里的人开口闭口就谈改革,下海,经济,因为这些都是新鲜词汇。

后来,外地人就来了。

外地人不知怎么找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在这里做起了生意,有的发了财,有的破了产,最后都走了,新的外地人又来了。

最先来此地落脚的是一对温州姐妹。这对姐妹长得好,白皙秀美,说话的声音也温婉曲折,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她们的打扮也和本地人有所区别,谈不上哪有区别,就比如说同样的衣服穿在她们身上,就略有不同。她们大约要洋气一些,现代一些;言行淡定,很像是见过世面的样子。总之,她们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缕时代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们想起诸如开放,沿海,广东这一类的名词。

也许是基于这种考虑,这对姐妹就为她们的发廊取名叫做“广州发廊”。广州发廊开在后街上,这是一条老街,也不知多少年了,这条街上就有了新华书店,老邮局,派出所,文化馆,医院,粮所……后来,就有了这家发廊。

这是我们小城的第一家发廊,起先,谁也没注意它,它只有一间门面,很小。而且,我们这里管发廊不叫发廊,我们叫理发店,或者剃头店。一般是男顾客占多,隔三差五地来理理发,修修面,或者叫人捏捏肩膀、捶捶背。我们小城女子也有来理发店的,差不多就是洗洗头发,剪了,左右看看就行了。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烫发的,若是在街上看见一个自来卷的女子,她的波浪形的头发,那真是能艳羡死很多人的,多洋气啊,像个洋娃娃。

广州发廊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场革新。就像一面镜子,有人这样形容道,它是一个时代在我们小城的投影。仅仅从头发上来说,我们知道,生活原来可以这样,花样百出,争奇斗艳。是从这里,我们被告知关于头发的种种常识,根据脸形设计发型,干洗湿洗,修护保养,拉丝拉直,更不要说烫发了。

等我知道了广州发廊,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有一天放学,我和一个女同学过来看了,一间不足十米见方的小屋子里,集中了我们城里最时髦漂亮的女子,她们取号排队,也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或者手里拿着一本发型书,互相交流着心得体会……我有些目眩,到底因为年纪小,胆怯,踅在门口看了一下就跑出来了。

我听人说,广州发廊之所以生财有道,是因为不单做女人的生意,就连男人的生意也要做的。做男人的生意,当然不是指做头发,而是别的。这“别的”,就有人不懂了,那懂的人就会诡秘一笑,解释给他听:这就是说,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听的人这才似懂非懂,恍然大悟,因为这类事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人的见识里也是没有的。因此都当做一件新奇事,私下里议论得很有劲道。

倘若有人怀疑道,不可能吧?派出所就在这条街上……话还没说完,就会被人“嘻”的一声打断道,派出所?怎见得派出所里就没她们的人?说着便一脸的坏笑。或者由另外的人接话道,你真是不灵通,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事在广东那边早盛行了。

大老郑是在后些年来到我们小城的,他是福建莆田人,来这里做竹器生意。当时,我们城里已经集聚了相当规模的外地人,就连本城人也有下海做生意的,卖小五金的,卖电器的,开服装店的。

广州发廊不在了,可是更多的发廊冒出来,像温州发廊,深圳发廊……这些发廊也多是外地人开的,照样门庭若市。那温州两姐妹早走了,她们在这里呆了三四年,赚足了钱。关于她们的传言没人再愿意提起了,仿佛它已成了老黄历。总之,传言的真假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却是真的,人们因为这件事被教育了,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一切已见怪不怪。

大老郑租的是我家临街的一间房子。后来,他三个兄弟也跟过来了,他就在我家院子里又加租了两间房。院子里凭空多了一户人家,起先我们是不习惯的,后来就习惯了,甚至有点喜欢上他们了,因为这四兄弟为人正派乖巧,个性又各不一样,凑在一起实在是很热闹。关键是,他们身上没有生意人的习气,可什么是生意人的习气,我们又一下子说不明白了。

就说大老郑吧,他老实持重,长得也温柔敦厚,一看就是个做兄长的样子。平时话不多,可是做起事来,那真是既有礼节,却又不拘泥于礼节,这大概就是常人所说的的分寸了。当年,我家院子里结了一株葡萄,长得很旺盛,一到夏天,成串的葡萄从架子上挂下来,我母亲便让大老郑兄弟摘着吃。或者她自己摘了,洗净了,放到盘子里,让我弟弟送过去。大老郑先推让一回,便收下了;可是隔一些日子,他就瓜果桃李地买回来,送到我家的桌子上。又会说话,又能体贴人,说的是:是去乡下办事,顺便从瓜田里买回来的,又新鲜,又便宜,不值几个钱的,吃着玩吧……一边说,一边笑,仿佛占了多少便宜似的。

他又是顶勤快的一个人。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就起床了,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扫院子,又为我家的花园浇浇水,除除草……就像待自己家里一样。我奶奶也常夸大老郑懂事,能干,心又细,眼头又活……哪个女人跟了他,怕要享一辈子福呢。

大老郑的女人在家乡,十六岁的时候就嫁到郑家了,跟他生了一双儿女。我们便常常问大老郑,他的女人,还有他的一双儿女。大凡这时候,大老郑总是要笑的,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总之,那样子就是好了。

我们说,大老郑,什么时候把你老婆孩子也接过来吧,一起住一段。

大老郑便说好,说好的时候照样还是笑着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信了大老郑的话,以为他会在不经意的某天,突然带一个女人和两个少年到院子里来。尤其是我和弟弟,整个暑假慢而且昏黄,就更加盼望着院子里能多出一两个玩伴,他们来自遥远的海边,身体被晒得黝黑发亮,身上能闻见海的气味。他们那儿有高山,还有平原,可以看见大片的竹林。

这些,都是大老郑告诉我们的。大老郑并不常提起他的家乡,我们要是问起了,他就会说一两句,只是他言语朴实,他也很少说他的家乡有多好,多美,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总浮现出一幅和我们小城迥然不同的海边小镇的图景,那儿有青石板小路,月光是蓝色的,女人们穿着蓝印花布衣衫,头上戴着斗笠,背上背着竹筐……和我们小城一样,那儿也有民风淳朴的一瞬间,总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善良地生活着,善良而且安宁。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像,也许这一切是缘于大老郑吧。一天天的日常相处,我们慢慢对他生出了感情,还有信任,还有很多不合实际的幻想。我们喜欢他。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也都个个讨人喜欢。就说他的大弟弟吧,我们俗称二老郑的,最是个活泼俏皮的人物,又爱说笑,又会唱歌。唱的是他们家乡的小调:

姑娘啊姑娘

你水桶腰 水桶腰

腔调又怪,词又贫,我们都忍不住要笑起来。有一次,大老郑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托我母亲替他的这个弟弟在我们小城里结一门亲事,我母亲说,不回去了?大老郑笑道,他们可以不回去,我是要回去的,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呢。

大老郑出来已有一些年头了,他们莆田的男人,是有外出跑码头的传统的。钱挣多挣少不说,一年到头是难得回几次家的,我母亲便说,不想老婆孩子啊?大老郑挠挠腮说道,有时候想。我母亲说,怎么叫有时候想?大老郑笑道,我这话错了吗?不有时候想,难道是时时刻刻想?我母亲说,那还不赶快回去看看。大老郑说,不回去。我母亲说,这又是为什么?大老郑笑道,都习惯了。他又朝他的几个兄弟努努嘴,道,这一摊子事丢给他们,能行吗?

大老郑爱和我母亲叨唠些家常。这几个兄弟,只有他年纪略长,其余的三个,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岁。我母亲说,书也不念了?大老郑说,不念了。都不是念书的人。我母亲说,老三还可以,文弱书生的样子,又不爱说话,又不出门的。大老郑说,他也就闷在屋子里吹吹笛子罢了。

老三吹得一手好笛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他就把灯灭了,一个人坐在窗前,悠悠地吹笛子去了。难得有那样安静惬意的时刻,我们小城仿佛也不再喧闹了,变得寂静,沉默,离一切好像很远了。

有一阵子,我们仿佛真是生活在一个很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夏天的晚上,我们早早地说完了饭,我和弟弟把小矮凳搬到院子里,就摆出乘凉的架式了。我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在幽暗的星空底下,一边拍打着莆扇,一边听我父母讲讲他们从单位听来的趣闻,或者大老郑兄弟会说些他们远在天边的莆田的事情。

或有碰上好的连续剧,我们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两家人一起看;要是谈兴甚浓的某个晚上,我们就连电视也不看的,就光顾着聊天了。

我们说一些闲杂的话,吃着不拘是谁家买来的西瓜,困了,就陆续回房睡了。有时候,我和弟弟舍不得回房,就赖在院子里。我们躺在小凉床上,为的就是享受这夏夜安闲的气氛,看天上的繁星,或者月亮光底下梧桐叶打在墙上的影子;听蛐蛐、知了在叫,然后在大人切切的细语中,在郑家兄弟悠扬的笛声和催眠曲一样的歌声中睡去了。

似乎在睡梦之中,还能隐隐听到,我父亲在和大老郑聊些时政方面的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江苏的乡镇企业,浙江的个体经营……那还了得!——只听我父亲叹道,时代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两家人,坐在那四方的天底下,关起院门来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不管谈的是什么,这世界还是那样的单纯,洁净,古老……使我后来相信,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场遥远的梦里面,而这梦,竟是那样的美好。

有一天,大老郑带了一个女人回来。

这女人并不美,她是刀削脸,却生得骨胳粗大。人又高又瘦,身材又板,从后面看上去倒像个男人。她穿着一身黑西服,白旅游鞋,这一打眼,就不是我们小城女子的打扮了。说是乡下人吧,也不像。因为我们这里的乡下女子,多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的打扮,她们不洋气,可是她们朴素自然,即便穿着碎花布袄,方口布鞋,那样子也是得体的,落落大方的。

我们也不认为,这是大老郑的老婆,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这样带老婆进家门的。大老郑把她带进我家的院子里,并不作任何介绍,只朝我们笑笑,就进屋了。隔了一会儿,他又出来了,踅在门口站了会儿,仍旧朝我们笑笑。

我们也只好笑笑。

我母亲把二老郑拉到一边说,该不会是你哥哥雇的保姆吧。二老郑探头看了一眼,说,不像。保姆哪有这样的派头,拎两只皮箱来呢。

我母亲说,看样子要在这里落脚了,你哥哥给你们找个了新嫂子呢。二老郑便吐了一下舌头,笑着跑了。

说话已到了傍晚,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从那半开着的门窗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女人,她坐在靠床的一张椅子上,略低着头,灯光底下只看见她那张平坦的脸,把眼睛低着,看自己的脚。她大约是坐得无聊了,偶尔就抬起头来朝院子里睃上一眼,没想到和我们其中一个的眼睛碰个正着,她就又重新低下了头,手不知往哪放,先拉拉衣角,然后有点局促的,就摆弄自己的手去了。

她的样子是有点像做新娘子的,害羞,拘谨,生疏。来到一个新环境里,似乎还不能适应。屋里的这个男人,看上去她也不很熟悉,也许见过几次面,留下一个模糊美好的印象,知道他是个老实人,会待她好,她就同意了,跟了他。

那天晚上,她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婚嫁的感觉,这感觉庄重,正大,还有点羞涩,仿佛是一对少年夫妻的第一次结合,这中间经过媒妁之言,一层层繁杂的手续……终于等来了这一天。而这一天,院子里的气氛是冷淡了些,大家都在观望。只有大老郑兴兴头头的,在屋子里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他先是扫地,擦桌子……当这一切都做完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在离她有一拳之隔的床头坐下了。他搓着手,一直微笑着,也许他在跟她说些什么,她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就笑了。

他起来给她倒了一杯水。

再起来给她搬来一只放杯子的凳子。

那么下面还能做些什么呢?想起来了,应该削个苹果吧,于是他就削苹果了。他把苹果削得很慢很慢,像在玩一样技艺。有时他会看她,但更多的还是看我们,看我和弟弟,还有他家的老四。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站在院子正中的花园里,一边说着玩着笑着,一边装做不经意地探头看着……隔着花园里的各种盆盆罐罐,两棵冬青树,我们看见大老郑半恼不恼地瞪着我们,他伸出一只腿来把门轻轻地挡上了。

那天晚上,这女人就在大老郑的房里住下了。原先,大老郑是和老四住一间房,后来,老四被叫进去了,隔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他卷着铺盖从这一间房挪到另一间房,他又嘟着嘴,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我们就都笑了。

那天的气氛很奇怪,我们一直在笑。按说,这件事本没有什么特别可笑的地方,因为我们小城的风气虽然保守了些,可是在男女之事上,也有它开通豁达的一面。大约这类事在哪里都是免不了的,一个已婚男子,老婆又常不在身边,那么,他偶尔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也是正常的。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我们唤做李叔叔的,最是个促狭的人物,因常来我们家,和大老郑混熟了,有一次他就拿他开玩笑说,大老郑,给你找个女朋友吧?

大老郑便笑了,嗫嚅着嘴巴,半晌没见他说出什么来。李叔叔说,你看,你长得又好,牙齿又白,还动不动就脸红——

我母亲一旁笑道,你别逗他了,大老郑老实,他不是那种人。

可是那天晚上,我母亲也不得不承认道:这个死大老郑,我真是没看出来呢。她坐在沙发上,很笃定地等大老郑过来跟她谈一次。她是房主,院子里突然多出来一个女人,她总得过问一下,了解一些情况吧。

原来,这女人确是我们当地的,虽家在乡下,可是来城里已有很多年了。先是在面粉厂做临时工,后来不知为什么辞了职,在人民剧场一带卖葵花籽。我母亲说,我们也常去人民剧场看电影看戏的,怎么就没见过你?

女人说,我也常回家的。——当天晚些时候,大老郑领女人过来拜谒我母亲,两人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女人不太说什么,只是低着头,拿手指一遍遍地划沙发上的布纹,她划得很认真,那短暂的十几分钟,她的心思都集中到她的手指和布纹上去了吧?大老郑呢,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偶尔,他和我母亲聊些别的事,常常就沉默了。话简直没法说下去了,他抬头看了一眼灯下的蛾虫,就笑了。我母亲说,你笑什么?

大老郑说,我没笑啊。

这么一说,禁不住女人也笑了起来。

女人就这样来到我们的生活里,成为院子里的一个成员。这一类的事,又不便明说的,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此混过去算了。我母亲原是极开明的,可是有一阵子,她也苦恼了,常对我父亲嘀咕道,这叫什么事啊!家妻外妾的,还当真过起小日子来了。——又是叹气,又是笑的,说,别人要是知道了,还不知该怎么嚼舌呢,以为我这院子是藏污纳垢的——

其实,这是我母亲多虑了。时间已走到了1987年秋天,我们小城的风气已经很开化了。像暗娼这样古老的职业都慢慢回头了,公安局就常下达“扫黄”文件,我父亲所在的报社也做过几次跟踪报道。当然了,我们谁也没见过暗娼,也不知她们长什么样子,穿什么样的衣裳,有着怎样的言行和作派,所以私下里都很好奇。我母亲因笑道,再怎么着,大老郑带来的这个也不像。我奶奶说,不像,这孩子老实。再则呢,她也不漂亮,吃这行饭的,没个脸蛋身段,那股子浪劲,那还不饿死!我父亲笑道,你们都瞎说什么呢?

总之,那些年,我们的疑心病是重了些,我们是对一切都有好奇、都要猜嫉的。那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年代吧,人心总是急吼吼的,好像睡觉也睡不安稳。一夜醒来,看到的不过还是那些旧街道和旧楼房,可是你总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变了,它正在变,它已经变了,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而我们是看不见的。

无论如何,女人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住了下来。起先,我们对她并不友善,我母亲也有点忌讳她和大老郑的姘居关系,可是她又不能赶的,一则和大老郑的交情还不错,二则呢,这女人也着实可怜,没家没道的。乡下还有个八岁的男孩,因离了婚,判给前夫了。

她待大老郑又是极好的,主要是勤快,不惜力气。平时浆洗缝补那是免不了的,几个兄弟回来,哪次吃的不是现成饭?还换着花样,今天吃鱼明天吃肉的,逢着大老郑兴致好了,哥几个咂二两小酒也是有的。他们一家子人,围着饭桌坐着,在日光灯底下,刚擦洗过的地面泛着清冷的光。

有时候,饭是吃得冷清了些,都不太说话,偶尔大老郑会搭讪两句,女人坐在一旁静静地笑。有时却正好相反,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吧,气氛就活跃了起来。老二敲着竹筷唱起了歌,他唱着哩哩啦啦的,不成腔调,女人抿嘴一乐道,是喝多了吧?

老三说,别理他,他一会就好了。

两人都愣了一下,可不是,话就这么接上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提防。郑家几个兄弟都是老实人,他们对她始终是淡淡的,淡不是冷淡,而是害羞和难堪。就比如说她姓章,可是怎么称呼呢,又不能叫嫂子或姐姐的,于是就叫一声“哎”吧,“哎”了以后再笑笑。

女人很聪明,许是看出我们的态度有点睥睨,所以轻易不出门的。白天她一个人在家,她把衣服洗了,饭做了,卫生打扫了,就坐在沙发上嗑嗑瓜子,看看电视。看见我们,照例会笑笑,抬一下身子,并不多说什么。从她进驻的那一天起,这屋子就变了,新添了沙发、茶几、电视……她还养了一只猫,秋天的下午,猫躺在门洞里睡着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照下来,使整个屋子洋溢着动物皮毛一样的温暖。

有一次,我看见她在织手套,枣红色的,手形小巧而精致,就问,给谁的?织给儿子的吗?她笑道,儿子的手会有这么大?是老四的。她放下手里的活,找来织好的那一只放在我手上比试一下,说,我估计差不多,不会小吧?

几个弟弟中,她是最疼老四的,老四嘴巴甜,又不明事理,有一次就喊她做“姐姐”了,她愣了一下。一旁的老二老三对了对眼色,竟笑了。没人的时候,老四会告诉她莆田的一些事情,他的嫂子,两个侄儿。他们镇上,很多人家都住上小楼了,她就问,那你家呢?老四说,暂时还没有,不过也快了。

她又问,你嫂子漂亮吗?这个让老四为难了,他低着头,把手伸进脖颈处够了够,说,反正是,挺胖的。她就笑了。

她并不太多问什么的,说了一会儿话,就差老四回房,看看他二哥三哥可在,老四把头贴在窗玻璃上说,你呆会来打扫吧,他们在睡觉。她笑道,谁说我要打扫,我要洗被子,顺带把你们的一块洗了。

她虽是个乡下人,却是极爱干净的,和几个兄弟又都处得不错,平时帮衬着替他们做点事情。她说,我就想着,他们挺不容易的,到这千儿八百里的地方来,也没个亲戚朋友的,也没个女人。说着就笑了起来。她的性格是有点淡的,不太爱说话,可是即便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房间里也到处都是她的气息。就像是,她把房间给撑起来了,她大了,房间小了。

也真是奇怪,原来我们看见的散沙一样的四个男人,从她住进来不久,就不见了,他们被她身上一种奇怪的东西统领着,服从了,慢慢成了一个整体。有一次,我母亲叹道,屋里有个女人,到底不一样些,这就像个家了。

而在这个家里,她并不是自觉的,就扮演了她所能扮演的一切角色,妻子,母亲,佣工,女主人……而她,不过是大老郑的萍水相逢的女人。

她和大老郑算得上是恩爱了。也说不上哪恩爱,在他们居家过日子的生活里,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不过是在一间屋子里吃饭,睡觉。得空大老郑就回来看看,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陪陪她,一起说说话。她坐在床上,他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门也不关。——门一不关,大方就出来了,就像夫妻了。

慢慢地,我们也把她当做大老郑的妻了,竟忘了莆田的那个。我们说话又总是很小心,生怕伤了她。只有一次,莆田的那个来信了,我奶奶对大老郑笑道,信上说什么了?是不是盼着你回去呢?我母亲咳嗽了一声,我奶奶立刻意识到了,讪讪的,很难为情了。女人像是没听见似的,微笑着坐在灯影里,相当安静地削苹果给我们吃。

也许我们不会意识到,时间怎样纠正了我们,半年过去了,我们接受了这女人,并喜欢上了她。我们对她是不敢有一点猜想的,仿佛这样就亵渎了她。我母亲曾戏称他们叫“野鸯鸳”的,她说,她待他好,不过是贪图他那点钱。后来,我母亲就不说了,因为这话没意思透了,在流水一样平淡的日子里,我们看见,这对男女是爱着的。

他们爱得很安静,也许他们是不作兴海誓山盟的那一类,经历了很多事情了,都不天真了。往往是晚饭后,如果天不很冷的话,他们就出去走走,我母亲打趣道,还轧马路?怎么跟年轻人似的。他们就笑笑,女人把围巾挂在大老郑的脖子上,又把他的衣领立起来。有时候他们也会带上老四,老四在院子外玩陀螺,他一边抽着陀螺,一边就跟着他们走远了。

或有碰上他们不出去的,我们两家依旧是要聊聊天的,说一说天气,饮食,时政。老二依在门口,说了一句笑话,我们便“喷”地一声笑了,也是赶巧了,这时候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清亮的笛音,试探性的,断断续续的,女人说,老三又在吹笛子了。我们便屏住了声息,老三吹得不很熟练,然而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忧伤的调子,在寒夜的上空,像云雾一样静静地升起来了。

我家的院子似乎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甚至比从前还要好的。一个有月亮光的晚上,人们寒缩,久长,温暖。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知道另一间屋子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沙发上织毛线衣,猫蜷在她脚下睡着了。冬夜是如此清冷,然而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岁月悠长的东西,这东西是安稳,齐整,像冬天里人嘴里哈出来的一口热气,虽然它不久就要冷了,可是那一瞬间,它在着。

她坐在哪儿,哪儿就有小火炉的暖香,烘烘的木屑的气味,整间屋子地弥漫着,然而我们真的要睡了。

有一阵子,我母亲很为他们忧虑,她说,这一对露水夫妻,好成这样子,总得有个结果吧?然而他们却不像有“结果”的样子,看上去,他们是把一天当做一生来过的,所以很沉着,一点都不着急。冬天的午后,我们照例是要午睡的,这一对却坐在门洞里,男人在削竹片,女人搬个矮凳坐在他身后,她把毛线团高高地举起来,逗猫玩。猫爬到她身上去了,她跳起来,一路小跑着,且回头“喵喵”地叫唤着,笑着。

这时候,她身上的孩子气就出来了,非常生动的,俏皮的,像一个可爱的姑娘。她年纪并不大,顶多有二十七、八岁吧。有时候她把眼睛抬一抬,眼风里是有那么一点活泼的东西的。——背着许多人,她在大老郑面前,未尝就不是个活色生香的女人。

逢着这时候,大老郑是会笑的,他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又是一个长者对孩子的,他说,你就不能安静会儿。

她重新踅回来坐在他身后,或许是拿手指戳了戳他的腰,他回过头来笑道,你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他们不时地总要打量上几眼,笑笑,不说什么,又埋头干活了。看得多了,她就会说,你傻不傻?大老郑笑道,傻。

这时候,轮着他做小孩子了,她像个长者。

第二年开春,院子里来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大约有四十来岁吧,一身乡下人的打扮,穿着藏青裤子,解放鞋。许是早春时节,天嫌冷了些,他的对襟棉袄还未脱身,袖口又短,穿在身上使他整个人变得寒缩,紧张。

按说,我们也算是见过一些乡下人的,有的甚至比他穿得还要随便,不讲究的,但没有像他这样邋遢、落伍的……他又是一副浑然无知的样子,看上去既愚钝又迂腐,像对一切都要服从,都能妥协的。那些年,我们这里的乡下人也多有活络的,部分时髦人物甚至胆敢到城里来做买卖的,开口闭口就谈钱,经济、回扣,十足见过世面的样子。可这个男人不是,看得出来,他是属于土地的,他固守在那里,摆弄摆弄庄稼……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进城吧?

他像是要找人的样子,有点怯生生的,先是站在我家院门外略张了张,待进不进的。手里又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不时地朝门牌上对照着。那天是星期天,院子里没什么人,吃完了午饭,大老郑携女人逛街去了,其余的人,或有出去办事的,到澡堂洗澡的,串门的……因此只剩下我和母亲在太阳底下闲坐着。老四和我弟弟伏在地上打玻璃球。

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生涩地笑着,瑟缩而谦卑,仿佛怕得罪谁似的。我母亲因勾头问道,你找谁?他低下头,微微弯着身子,把手抄进衣袖里说道,我来找我的女人。我母亲说,你女人叫什么?并向他招招手,他满怀感激地就进来了,轻声说了一个名字,我母亲扭头看了我一眼,噢了一声。

他要找的是大老郑的女人,这就是说,他是女人的前夫了?

我们再也不会想到,这辈子会见到女人的前夫,因此都细细地打量起他来。他长得还算结实,一张红膛脸,五官怕比大老郑还要精致些,只是肤质粗糙,明显能看出风吹日晒的痕迹,那痕迹里有尘土,暴阳,田间劳作的种种辛苦……也不知为什么,这乡下人身上的辛苦是如此多而且沉重,仿佛我们就看见似的,其实也没有。

他一个人站在我家的院子里,孤零零的,显得那样的小,而且苍茫。春天的太阳底下,我们吃饱了饭,温暖,麻木,昏沉,然而看见他,心却一凛,陡地醒过来了。我母亲说,要么,你就等等?他笑笑。我母亲示意我进屋搬个凳子出来,等我把凳子搬出来时,他已贴着墙壁蹲下了,从怀里取出烟斗,在水泥地上磕了磕。

无庸讳言,我们对他是有一点好奇的。就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来找女人,是想重修旧好吗?他们现在还有密切的联系吗?他们又是怎么离的婚?我们对女人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只知道她的好,他也是好的……可是两个好人,怎么就不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

起先,他是很拘谨的,不太说什么。可是也就一袋烟的工夫,他就和我母亲聊上了。原来,他是极爱说话的,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沉稳又活泼的声色,使我们稍稍有些惊诧,又觉得他是可爱的。他说起田里的收成,他家的一头母猪和五头小猪,屋后的树……总之加起来,扣除税和村上的提留,他一年也能挣个几百块钱呢!——不过,他又叹道,也没用处,这几百块钱得分开八瓣子用,买化服和农药,孩子的书学费,他寡母的医药费……所以,手里不但落不下什么钱,反倒欠了些债。

我母亲说,这如何是好呢?

他没有答话,把手伸进腋窝里挠了几下,拿出来嗅嗅,就又说起他们村上,有两家万元户的,他们凭什么?不就因着手里有点余钱,承包个果园,鱼塘……他哼了一声,看得出有点不屑了。他们丢了田,他咕哝道,天要罚的。他说这话时有一种平静的声气,很忧伤,而且悲苦。

我母亲打趣道,依我看,你要解放思想,那田不种也罢。

他打量了我母亲一眼,嗡声嗡气说道,种田好。

我母亲笑道,怎么好了?种田你就当不上万元户。

他的脸都涨红了,急忙申辩道,种田踏实。自从盘古开天以来,哪有农民不种田的,你倒跟我说说!也就是这些年——可这些年怎么了,他一下子又说不出来了——再说,我不当万元户,也照样有饭吃,有衣穿,也能住上新瓦房。不过——他想了想,把手肘压在膝盖上,突然羞涩地笑了。他承认道,造瓦房的钱主要是女人的,她在城里当干部,每月总能挣个三四百,够得上他半年的收入了。

我们都愣了一下,我母亲疑惑道,当干部?当什么干部?我一个月都挣不了三四百,问问这城里,除了做生意的——再说,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他扶着膝盖站起来了,睁大眼睛说道,你听谁说的?

看他那眉目神情,我们都有点明白了,也许……我们应该怀疑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被蒙蔽了。他不是女人的前夫,他是她的男人。我母亲朝我努努嘴,示意我把老四和弟弟领到院外去,她又笑道,瞧我说的这是哪门子胡话,因不常见着你,小章又一个人住,就以为你们是离了婚的。

男人委屈地叫道,她不让我来呀。再说了,家前屋后的也离不开人,要不是细伢子的书学费……这不,都欠了一个月了。老师下最后通牒了,说是再不交就甭上学了。也是赶巧了,那天二顺子进城,在这门口看见了她,要不我哪找她去?

他絮絮地说着,抱怨起这些年他的生活,又当爹又当妈的,家也不像家了;但凡手里宽绰些,他也不会放她出来。当什么干部?——他哧地一声笑了,我还不知道她那点能耐?双手捧不动四两的,也就混在棉织厂,当个临时组长罢了。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面粉厂,棉织厂,人民剧场卖葵花籽……这么一说,都是假的了。我母亲且不敢声张,又拐弯抹脚的问了他一些别的。总之,事情渐趋明朗了,它被撕开了面纱,朝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方向转弯了。

男人一说竟滑了嘴,收不住了。那天晌午,我们耳旁嗡嗡的全是他的声音。那是怎样的声音啊……一说起他的婆娘,他显得那样的罗唣,亲切而且忧伤。他时常想她吗?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否常常就醒过来,看窗格子外的一轮月亮。一天中难得有这样的时刻,能静下来想点事情吧?白天下田劳作,晚上锅前灶后地忙碌,一年年地,他侍候老母,抚养幼子……这简直要了他的命!他的女人在哪?这当儿,她也睡了吧?一想起她在床上的熊样子,他就想笑。想得要命。她是顾家的,哪次回来没给他捎上好的烟叶,给儿子买各式玩具,给婆婆带几样药品?可他不如意,也不知为什么,有时简直想哭。他就想着,等日子好了,他要把她接回来,安派她做份内的事,让家里重新燃起油烟气。

呵,让家里燃起油烟气。那一刻,他坐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慢慢地眯起了眼睛。

他停顿了一下,许是说累了,不愿再说下去了。在那空旷的正午,满地白金的太阳影子,我家的院子突然变得大了,听不到一点声音,人身上要出汗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寂寞、荒凉的一瞬间,我们一点点地沉了下去,在太阳地里坐得久了,猛地抬起头来,阳光变成黑色的了。

丈夫最终没能等来他的女人,他兴高采烈的回去了。他知道,隔几天他的女人就会把工资如数上交,他要用这笔钱给细伢子交书学费。他又从门洞里拖出半袋米,托我们转交,说,这是好米,在城里能卖不少的价钱呢,留着她吃吧;我们在家里的,能省些则省些。

女人是在晚上才回的家,她跟在大老郑的后头,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我母亲趋前问道,都买了什么?大老郑笑道,随便给她买了些衣服。女人立在床头,把东西一样样地抖出来,皮鞋,衣裙……又把一件衣料放在膀子上比试一下,问我母亲道,也不知好看不好看?我就嫌它太花哨了,都是他主张要买。大老郑笑道,这几样当中,我就看中这一件,花色好,穿上去人会显得俏丽。

凭心而论,女人的作派和先前没什么两样,可是我们都看出一些别的来了。就比如说她是细长眼睛,大老郑说话的当儿,她把眼睛稍稍往上一抬,慢慢的,又像是不经意的……反正我是怎么也描述不出来,学不出来的。——就这么一抬,我母亲拿手肘抵抵我,耳语道,真像。

原来,我母亲早就听人说过,我们城里有两类卖春的妇女,说起来这都是广州发廊以后的事了。就有一次,有人指着沿街走过的一个女子,告诉她说这是做“那营生”的。那真是天仙似的一个人物,我母亲后来说,年轻且不论,光那打扮我们城里就没见过;我母亲因问道,不是本地人吧?那人淡淡笑道,哪有本地人在本地做生意的?她们敢吗?人有脸,树有皮,再不济也得给亲戚朋友留点颜面,万一做到兄弟、叔伯身上怎么办?

还有一类倒真是我们本地人,像大老郑的女人,操的是半良半娼的职业。对于类似的说法,我母亲一向是不信的,以为是谣言,她的理由是,良就是良,娼就是娼,哪有两边都沾着的?殊不知,这一类的妇女在我们小城竟是有一些的,她们大多是乡下人,又都结过婚,有家室,因此不愿背井离乡。

这类妇女做的多是外地人的生意,她们原本良善,或因家境贫寒,在乡下又手不缚鸡,吃不了苦,耐不了劳;或有是贪图富贵享乐的;也有因家庭不和而离家出走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她们找的多是一些未带家眷的生意人,手里总还有点钱,又老实持重,不寒碜,长得又过得去,天长日久,渐渐生了情意,恋爱上了。

她们用一个妇人该有的细心、整洁和勤快,慰籍这些身在异乡的游子,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说话;在他们愁苦的时候,给他们安慰,逗他们开心,替他们出谋划策;在他们想女人的时候,给他们身体;想家的时候,给他们制造一个临时的安乐窝……她们几乎是全方位的付出,而这,不过是一个妇人性情里该有的,于她们是本色。她们于其中虽是得了报酬的,却也是两情相悦的。

若是脾性合不来的,那自然很快分手了,丝毫不觉得可惜;若是感情好的,那男人最终又要回去的,难免就有麻烦了,总会痛哭几场,缱绻难分,互留了信物,相约日后再见的,不过真走了,也慢慢好了,人总得活下去吧?隔一些日子,待感情慢慢地平淡了,她们就又相中了一个男子,和他一起过日子去了。

做这一路营生的妇人,多由媒人介绍来的,据说和一般的相亲没什么两样,看上两眼,互相满意了,就随主顾一起走了。而这一类的妇人,天性里有一些东西是异于常人的,就比如说,她们多情,很容易就怜惜了一个男子;她们或许是念旧的,但绝不痴情。她们是能生生不息、换不同男子爱着的……或许,这不是职业习性造就的,而是天性。

和我们一样,她们也瞧不起娼妓,大老郑的女人就说过,那多脏,多下流呀!而且,也不卫生。她吃吃地笑起来,那是早些时候,她的“前夫”还未出现。她们和娼妓相比,自然是有区别的,和一般妇女比呢,就有点说不清楚了。照我看来,惟一的区别就在于,在通过恋爱或婚嫁改善境遇方面,她们是说在明处的,而普通妇女是做在暗处的。因此,她们是更爽利,坦白的一类人,值不值得尊敬是另一说了。

我们家对过,有一户姓冯人家的老太太,我们都唤做冯奶奶的,最是个开朗通达的人物。长得又好,皮肤白,头发也白,夏天若是穿上一身白府绸衣褂,真是跟雪人一般。这老太太是颇有点见识的,大概因她儿子在监察局做局长、女儿在人民医院做护士长的缘故吧,她说起天文地理来,那是能让人震一震的。常常是坐在自家门口剥毛豆米,隔着一条马路就朝我奶奶喊过来,你家今天吃什么?两个老太太一递一声地说着话,末了她端着一个竹筐子,一路颠颠地就跑过来了。看见我,就笑道,阿大下学堂了?看见我弟弟,就说,小二子,今天挨没挨先生批?她是很得人缘的一个,凡是认识她的没有不尊敬她的。她的风流事在我们这一带是传遍了的,年轻时因男人跑台湾,单单丢下她娘儿三个,两张嗷嗷待哺的嘴,怎么活呀?就找相好呗,也不知找了多少个,才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出息了,成家了。倘若有人跟她做媒,她大凡是回绝的,说的是,她男人一天不死,她就要等他回来。有人背地里取笑她,这叫什么等?比她男人在时还快活。无论如何,她是抚养了两个孩子,不是含辛茹苦,而是快快乐乐。

我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在大老郑的女人和冯奶奶之间,到底有何不同,可是我们能谅解冯奶奶,而不能谅解大老郑的女人。我母亲很快下了逐客令,当天晚上,她就找大老郑过来摊牌了,大老郑如实招供,和我们了解的情况没什么出入,不过他说,她是个好人。我母亲通情达理地说,我知道。你也是好人,可是这跟好人坏人没关系,我们是体面人家,要面子,别的都好说,单是这方面……你不要让我太为难。

我母亲又说,你是生意人,凡事得有个分寸,别让外人把你的家底给扒光了。大老郑难堪地笑着,隔了一会儿,他搓搓手道,这个,我其实是明白的。

大老郑携女人走了,为眼不见心不烦,我母亲让他的几个兄弟也跟着一起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也没听到过他们的任何讯息了。

这一晃,已是十五年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大老郑和他的女人,他们过得还好吗?他们是不是早分开了?各自回家了?在他们离开院子的最初几个年头,每到夏天,我们乘凉的时候,或是冬天,我们早早缩在被子里取暖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那是怎样安宁纯朴的时光啊,像我们幻想中的莆田的竹林,在月光底下发出静谧的光……现在,它已经遥不可及了;或许,它压根儿就没存在过?

而这些年来,我们小城是一步步往前走着的,这其中也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有一次,我父亲因想起他们,就笑道,这叫怎么说呢,卖笑能卖到这种份上,还搭进了一点感情,好歹是小城特色吧,也算古风未泯。我母亲则说,也不一定,卖身就是卖身,弄到最后把感情也卖了,可见比娼妓还不如。

唉,这些事谁能说得好呢?我们也就私下里瞎议论罢了。

2002/12/17

爱思想20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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