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为改变中国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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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06-05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抹掉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赫贡献,或者干脆颠倒黑白,恐怕是历史叙事中最大的一场犯罪。他们是近现代中国一切文明因素的源头,远不仅仅是来中国传某种宗教。他们带来全新的世界观、全新的道德、全新的价值体系、全新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动地试图以一整套现代文明来影响并改良中国,比史上任何一群中国爱国者都更加深爱这一古老国度和她的人民,并坚信中国人必将拥有一场远大的前程,在世界舞台上承担起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配得上她悠古的历史与壮美的河山。

那些道德、价值、理想,对于中国人来说系全新之物事;但对全人类来说,却是自宗教改革或更遥远时代以来,历经许多世纪演化积累的珍贵财富。新教传教士们手捧这些财富来到中国,渴望这里的人民共沾其利。但若是浇灌生命之树的伟大工作没有中国人民的参与,它将无法生根茁壮。这事业不是历史的一瞬,而近乎永恒,终有一天这一古老民族将为人类输出她的责任感、勤奋、忠诚、谦逊和友善,赢得来自世界的尊重。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分不清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介绍它们篇幅巨大,在此我们默认读者诸君已经熟谙。和天主教士们要么沦为中国皇帝的囚徒,以换取传教的缝隙;要么躲到山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半地下地传教不同。新教的传教士们追求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传教。

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差会给他的指令是: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尝试翻译《圣经》,为进一步开展传教活动作准备工作。"谨慎从事、自主行动"。马礼逊于1807年取道美国来到中国海岸,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禁止外国人进入,他只能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进入广州的"十三行"。那是帝国境内唯一允许外国商人居留的区域,大约有一个半足球场大。

马礼逊主要在南洋华侨、澳门和广州十三行活动,他按照南洋客家人的习惯,称中国人为"华人",区别于葡萄牙人的歧视性称呼"Mandarin"(满大人、官僚、清国人)。他创办了"马六甲华英书院"――后来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前身,既教授外国人学中文,也教授中国人学英文;编写了第一部《华英字典》;翻译了大部份《圣经》;在澳门、广州开办医院……作为一位先行者,马礼逊不仅被视为新教向中国传播的开端,亦是全面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创始人。他几乎孤身一人在中国边缘活动二十余年,成功地为后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人和外交官们关心的是商业利益,航道安全,他们希望中国走向文明开放,承担起大国责任,繁荣中国市场的同时也繁荣全球市场。而传教士们则真正关心这里人民的生存现状,在新教伦理看来,俗世的关怀与终极关怀密不可分,一个人不可能对眼前的苦难和不公不义无动于衷而奢谈属灵追求。中国有世界上最驯顺的人民和世界上最虚伪、腐败和残酷的政府,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传教士们关心这一切并试图改变它们――培养民间自强而独立的人格,促进政府的开明和责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关怀,新教的传教士们是后世中国一切爱国者们的导师,他们赋予这片土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关怀,他们直接或间接的中国学生们继承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怀,但总体格局仍与老师相去甚远。

(裨治文)

这一事业真正的开创者,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18世纪前期,西方人普遍认为赴中国传教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远胜过赴刚果。闭关锁国的中国有数千年的异教文明史,中国人自认为活在宇宙中心,无论道德、文化、物质……任何外来事物都是低级货色,只会污染自己无以伦比的优越文明。这其实带有误解成份:中国文化故然有浓厚的排它色彩,但只是到了清代才步入极端化。中国人有漫长的对异文化开放史,因为地理原因导致文化交流、碰撞太过于贫乏。

作为一个异族王朝,清王朝不具备先天的正统性,想要统治中国又文化自卑,因此拼命地强调自己的"中国"属性。清王朝(在汉人地区)采取文化极端主义,打击一切非儒家的事物,以此宣示自己是儒家最忠实的信徒,以获得统治汉人的资格。(类似的状况也同样在西藏上演)这是个很可笑的现象,后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实际上是清王朝的继承者:一群不具备中国道统和法统传承性的人,拼命地通过排外、排它,想夺取"中国"这一概念据为己有。

马礼逊多次希望英国教会给自己派来援手未果后,转而求助美国教会,美部会遂派出禆冶文和雅禆礼两位传教士来华,二人能够成行,得到了奥利芬特兄弟公司(同孚洋行)的有利支持。奥利芬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徙,他的公司是唯一一家不涉鸦片的公司。由于不熟悉中国情况,差会没有给二人具体的指令,只是希望二人"永如兄弟般团结"。雅禆礼主要在南洋活动,而禆冶文则长驻广州和澳门。

裨治文迅速认定在中国传教最大的阻碍不是文化差异,而是一个既鼠目寸光,又目空一切的腐败政府,它试图将人民永远压制在无知状态以实施长久统治。"这是一场现代化对抗无知的战争",他决心"以智慧为武器","中国人民有权享受到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

(倡导庚子退款,帮助中国建立起高等教育体系的明恩溥,实际上类似提议早在1862年便由卫三畏提出,退还《北京条约》的对美20万美元赔款,用于在中国建立新式教育体系,但被清政府拒绝。)

禆治文的思想和理想奠定了新教在华传播的基调,他的后继者之一杨格非写道:"我们经常受到指责说将带来专制秩序的瓦解,进而引发它对所有西方人的抵抗。无需讳言,(瓦解专制)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如果我们应该受到指责的话,那么商人们也同样应该受指责,因为自由贸易同样会瓦解专制……因此必须接受它的抵抗,无论那些抵抗会有多强烈……"

禆治文来华次年创办了英文杂志《中国丛刊》,向西方报导中国,因为滴水不漏的严谨编缉,这份刊物成了研究鸦片战争历史最重要资料。但裨治文真正要做的远不仅仅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而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揭开"无知之幕"的伟大历程自裨治文始。他接下来又创办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名"中华益智会",出版中文科学书籍。"(传播科学)有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这对西方和中国都有利。"起步阶段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编写地理及科普类书籍,后来中华益智会成为英国皇家学会远东分会,设在上海,由专业的科学家翻译、编写了一整套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博物学等著作,现代自然科学就此传入远东。

通过服务于中国人民以赢得好感,创办教育事业培养具备现代人格的中国学生,是禆治文认为改造中国的根本途经。"(教育)将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没有任何事业比它更影响深远。"他向耶鲁大学求助后,耶鲁大学派来两位博士:医生彼得.伯驾和教育家布朗。

(伯驾博士的医院,后来多次被暴徒砸毁,因而对传教和医疗心灰意冷,改行当外交官,因主张用武力强行改造中国政府,“使之适应普遍诉求及19世纪的进步”,被美国国务院召回。)

1835年,彼得.伯驾在广州开办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博济医院(中山大学前身),他废寝忘食,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免费救助中国病人。著名的行商伍浩官说:"你对我同胞的好,胜过我对自己的父母。"

而布朗则任"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中学,后来因为最重要的支持者奥利芬特去世而被迫停摆,她大名鼎鼎的学生有改革家容闳、中国现代企业之父唐景星。

来华30年后,禆治文于1861年病逊于上海。他的后继者们一代代继承着拓展着他所定调的事业。在新教传教士们眼中,基督教与现代文明不可分割:传教即意味着同时传播整套现代文明;传播现代文明的终极理想亦是传播耶稣启示的真理。从卫三畏、玛丽.爱尔德塞、戴德生到胡美、司徒雷登……中国拥有了商务印书馆、协和医院、湘雅医院、格非书院(华中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有了知识份子阶层,有了地方自治实践,有了现代民法体系,有了民主化理想……一个现代中国的雏型似乎正在酝酿。但是,对她的抵抗之强烈亦举世罕见。只有当这里的人民能够独立自强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向她前行之时,生命之树方可风雨无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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