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于一九七六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后者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华盛顿邮报》评论道：“如果说凯恩斯的精神主导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整个后半叶。”
与“自由麦卡锡主义”作战
作为哈耶克的衣钵传人，弗里德曼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因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长期受到孤立、嘲讽和打压，如他自己所说：“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我的观点都与这两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在公共政策领域与福利国家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是与凯恩斯主义争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伟大的少数派”。
在美国，“反共扩大化”的麦卡锡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但另一种自由派压制保守派的“自由麦卡锡主义”却仍然大行其道。一九七七年，弗里德曼在旧金山俱乐部发表题为《自由麦卡锡主义》的演讲，从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应用于左派和右派的双重标准。左派占据“政治正确”的位置，“政治不正确”的保守派不得不承受道德上压力。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五十年代在杜克大学念书的学生写信告诉弗里德曼，他的著作居然不在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上。杜克大学有一个筛选系统，由与之相关的系来筛选新的资料，这个系统认为弗里德曼的著作不值得进图书馆。对于此种“逆向麦卡锡主义”，整个学术界的表现极为怯懦。
弗里德曼一生中最受人诟病之处，是他与智利军政权之间的关系。由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为皮诺切特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他们被视为独裁者的帮凶，弗里德曼更是首当其冲。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奖典礼时，场外有五千名抗议者，他不得不从侧门进入大厅，典礼上甚至出现一名青年高声抗议的插曲。弗里德曼写道：“对于指责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操纵智利经济，我从来弄不清是该觉得可笑还是气恼。”
其实，弗里德曼仅仅访问过智利六天时间，与皮诺切特见过一面，讨论持续了四十五分钟，他发觉“很难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他从未从智利军政权那里收取任何“好处费”。他一直认为，“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政策”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他始终坚信，“自由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
“芝加哥男孩”为智利提供经济政策的建议，并非为巩固独裁政权，而是为促进智利走向开放社会。自由经济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由此开启民主政治。评论家鲁伊斯指出：“真正能证明芝加哥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和政党）。也就是说，惟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在后来的大选中，民众抵制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让许多批评智利的人吃惊的是，皮诺切特接受了人民的裁决。”并非皮诺切特比走上绞刑架的萨达姆和横尸街头的卡扎菲更为睿智，而是智利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让独裁者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
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与离群索居、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的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满足于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常常应邀访问列国，发表演讲，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
在七十年代末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兴起之后，弗里德曼得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甚至对总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里根在当选总统之前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信徒，就像撒切尔夫人随身携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样，里根常常在午餐前阅读弗里德曼写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撒切尔夫人相信“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里根也相信“凯恩斯错了，罗斯福错了，弗里德曼是对的”。在竞选期间，里根成立了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弗里德曼成为十三名委员之一。里根当选总统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弗里德曼是其十二名成员之一。里根执政期间，推行经济复兴计划，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减少税收，降低通胀和削减社会福利，这些大都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符。里根卸任之后，弗里德曼给予其最高的评价：“在我的一生中，没有见过一个总统像里根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自由社会的原则。”难怪当下的一份民调显示，如果选择一位卸任的总统“回归”，百分之三十六的美国人选择里根，里根的受欢迎程度居所有总统之首。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弗里德曼最突出的成就是：退休后主持制作十集电视专题片《自由选择》，并出版专著《自由选择》。此前，他花费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使自由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局限于书斋中，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而他可以把这些思想传递给普通人。一九八零年，公共广播系统在全美的七十二个电视台播出了《自由选择》，根据标准的收视率，节目平均吸引了三百万观众。弗里德曼还相信，将系列片用于教育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人是在年轻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极少有人在三十几岁以后还改变自己的观点。年轻时是受教育的最佳时间。”
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拖向经济衰退和社会主义的深渊，弗里德曼所忧虑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反倒越发严峻：“在这个世纪里，政府越来越广泛地卷入经济领域，美国富裕得足以负担一个庞大而浪费的政府。这个政府花掉了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再加上立法与控制，这一切正在破坏美国经济。”那么，美国下一步何去何从——不妨听听弗里德曼的忠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可自由选择是继续在‘奴役之路’──正如哈耶克那本深刻而有影响的书的标题所示——上快跑呢，还是对政府作更严格的限制，并更多地依赖自由的个人之间的自愿合作以达到我们的若干目标？我们的黄金时期是否将结束，我国是否会故态复萌，倒退到人类大多数一贯而且至今仍然处于其中的专制和苦难的境况中去呢？抑或我们是否将有大智大勇和远见卓识去改变我们的路线，汲取经验教训，从‘自由的复活’中获益？”
旁观中国的变化与停滞
弗里德曼先后于一九八零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三次访问中国，既有机会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见，又细致入微地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虽然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比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深刻而富于前瞻性。
一九八零年，弗里德曼首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中国为他提供了一个观察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引入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的前所未有的范本。他发现中国的经济活力已经被激发出来，但在中国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的一个细节，也让他看到非市场的因素仍然相当顽固：当他们进入酒店的时候，搬运工在一边束手旁观，他感叹说：“这就是不给小费的服务标准的好例子。”在上海，弗里德曼与汪道涵有一番长谈，发现“他坚决支持改革，而且很有兴趣在经济中引进很多的竞争机制并使之更多地依靠市场”。在那时，弗里德曼已经预见到中国改革将面临巨大困难，他指出：“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终止改革。”
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二度访问中国。在上海，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会面。弗里德曼回忆说，江侃侃而谈，“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政治上的困难”。弗里德曼还出席了《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晚宴。主编钦立本说，一九八零年创办了这份周刊，希望它成为经济改革的论坛。
一九八零年该报发行两千份，一九八八年则发行三十万份。“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人非常赞同自由市场改革而且对促进经济改革产生了影响。”然而，让弗里德曼没有想到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在一九八九年被江泽民下令关闭。而在与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高管的会谈中，弗里德曼也发现，腐败已经出现，美国公司最有用的贿赂方法是为中国官员的子女提供奖学金去美国读书。钱会消失在美国，桌子下收到的钱决不会有记录。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弗里德曼还与赵紫阳有过一次会面，并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认为，赵是最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
一九九三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同行的有香港商人黎智英，黎智英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信奉者，与弗里德曼相似，创办《苹果日报》，通过大众媒体来普及这些理论。在北京，弗里德曼与已经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会面，与之谈了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多少为对方所吸收，不得而知。
弗里德曼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更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者。对于今天中国运行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他一定不会认同。既然他否定了关于在智利可以通过独裁政治推行市场经济的观点，他对中国问题也会持同样的看法。可是，有多少掌握中国的权力和财富的人愿意倾听这位伟大的少数派的声音呢？连在美国愿意倾听的人都不多，遑论中国了。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