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土耳其的卡辛姆坐在一起。在他的身边坐下来，看到他，马上就喜欢他，因为他长得像我的好朋友林木，只不过比林木大两号。甚至他们说话的方式，那种安静的说话方式都像。我看着卡辛姆，问，嗯，林木怎么在这里？多年前我介绍我的朋友美国印第安人蘑菇去中国见林木。蘑菇和林木也很像。总之，我的结论是林木不像中国人，总像老外。
中午是自我介绍，聊天的时候，知道卡西姆的题目后，答应去听他的文章。吃罢饭，跟两个伊朗来的男学者聊天，这两个男学者专做伊朗同性恋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看到时间了，我去卡辛姆小组。卡西姆的题目是“男女在阶级社会中角色的重要性以及同性恋的自由”。这个题目让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个组讨论的标题是“全球化时代的性别研究”。一个希腊教授讨论全球化怎样改变了家庭关系。一个保加利亚教授讨论全球化的保健文学的多重文化含义，以及卡辛姆的讨论。
卡辛姆到了讲台，声音仍然安静，说的话却惊天动地：“我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比起目前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来说。五月三十一日，土耳其我的朋友们抗 议此次国会选举，我的朋友在抗 议死去了。我今天演讲完，明天回去，我回去后也可能要坐牢，也可能会死去。”我楞了，如此英雄主义，土耳其发生了什么？
从这个小组出来我去了一个经济组。经济组结束后我去找卡辛姆，想跟他聊天。今天晚饭跟一个德国人约好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卡辛姆，决定不去赴德国人的约，跟卡辛姆吃饭得了。我实在喜欢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也想知道土耳其来的卡辛姆到底是做什么的，听起来像地下党一样危险和英勇。我对地下党的故事，从小就感兴趣。
卡辛姆站在门外吸烟。他自己卷烟抽。一包烟丝，一叠小纸片，一只香烟一只香烟地卷着吸。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块头高大，一脸浓鬚，一双蓝绿的眼睛，笔直的鼻子，嗯，男人的美也不过如此了。我想。我走过去直接问：“你的朋友怎么了”？他给我讲，他是一个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人，他的朋友大前天有一千多人抗议政府的选举。结果警察用瓦斯弹驱散他们。他的朋友有心脏病，当场被瓦斯弹熏得倒地而死。
我说，“啊，你是环保积极分子，跟1999年西雅图的人们一样。”他点头，“我们必须反对资本主义。G8，反对全球化征服世界。”我看着他，他的大胡须，我觉得他从侧面看很像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嘴里说出反对资本主义的话，我一点也不吃惊。
我们在街上的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布加列斯特到处都是这样露天的咖啡馆，非常悠闲，也非常美好。要了咖啡，他继续卷他的烟，一个流浪的吉普赛人走过，找他要烟。卡辛姆认真地给他卷好烟，还给了他更多的。我听卡西姆说话。他不停地抱歉他的英文不好。他非常有礼貌，礼貌到了我觉得太贵族气了。他已经写了两本书。在土耳其，他因为领导反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相当有名。他现在组织很多抗议。谈起生活，他说，他没有生活。反对资本主义控制一切就是生活。我微笑地听他讲，好像我是生活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永远这样重复生活和历史？
他不知为什么谈到马克思，他好像听到我的内心独白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我惊异：“浪漫主义者？因为马克思跟他的佣人有孩子？”我不解地问。他吃惊：“你哪里听到这样的故事？我说的浪漫，是因为马克思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他要人们不做资本主义的奴隶。他没有钱，他每天到图书馆看书，写书。他要每个人都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与列宁不一样。马克思要是看到苏联和中国，他会摇头。那不是他的设想。《共产党宣言》写得多么好啊，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他背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
我忍不住惊异地几乎不可相信地笑起来。我昨天刚在博客上写了共产主义的幽 灵，结果被通知不能这样写。删我的博客的人不懂我是在模仿马克思。绝没有想到，此刻遇到一个人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声地在布加列斯特的大街上朗诵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满怀浪漫的豪情。世界真小，小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聊天，他谈到土耳其政府是多么恶劣。给我讲土耳其的几个政治党派以及争论的缘由。他生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不信宗教。宗教是毒害人们的鸦片。他还是引用马克思。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问我是什么，相信不相信马克思。我微笑：“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我觉得都很重要，重要得成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马克思对改造世界抱期望，我对改造世界不抱希望。”
他点头：“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没有战争。我觉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持续长了，很难说未来。”我使劲点头，拍起手来，“这也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未来是一定要打仗的，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是能源危机，比如人口过涨，比如水危机。石油危机不算危机，因为没有石油，人类可以活。要是没有水，人类一定会打仗。中国缺水。非常严重。”
“中国多好啊。我很高兴中国的强大。过去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什么都美国说了算。我很高兴中国成为大国，跟美国抗衡。”他赞美中国。我摇头：“中国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中国还没有强大到美国的地步。一旦中国强大，中国比美国要可怕得多。美国有民主制度保证这个国家不至于太坏。中国是没有底线的，所以很危险。”他惊异地听着我的观点，问，“我是不是把中国想得程式化了？我不了解中国。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土耳其政府很坏。美国政府也很坏。都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我笑，“中国政府也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他有点不相信，想了想说，“要是马克思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今天，他一定会哭吧。”
我不置可否，想不出马克思会怎样看今天的中国，也从来没想过。他谈到土耳其政府对他们示威游行的镇压。我对他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合法的示威。他甚至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好像比赛着竞争哪个政府更具有压迫性，好像谁赢了，谁光荣一样。
布加列斯特到晚上八点还有阳光。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一直聊。这个安静的非常英俊的土耳其马克思主义者，我似乎知道他要说的每一个观点。他羡慕嬉皮士的生活，羡慕六十年代的美国的反文化的一代。卡西姆对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是我能理解却不完全苟同的。他指责资产阶级的(bourgeoisies)的洋洋自得，对贫苦人的生活状态视而不见。他对资本家极端仇恨，认为资本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我甚至感到我就属于那洋洋自得的阶级，对贫困人民的利益想得不多。
人类的革命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就是重复历史。我们总是美化昨天。我胡思乱想，一百五十年前在布加列斯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他们讨论的却是世界革命？
天黑了，他说他有一个罗马尼亚朋友要做罗马尼亚饭给他和从肯尼亚来的南希吃，要我跟他一起到他住的大学生宿舍去开晚会。他来开会，拒绝住在饭店，而是住在大学生宿舍，免费，是由这里的大学提供的。“我要跟人民在一起”。他宣布。我微笑。我很好奇大学宿舍什么样。肯尼亚的南希现在在印度的尼赫鲁大学教书，我已经在会议上认识了，我想去跟大家玩也不错，就跟他去了。
6/4/2011
（图片是卡西姆的书的封皮，题目是《对一个思想者的判决》）
文章来源：沈睿的博客
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