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一)

什么是左、中、右?这一组概念有很强的相对性。在19世纪,右翼(保守派)维护等级制度、秩序和传统,左翼(自由派)倡导个人自由。但在20世纪,右翼渐渐支持个人自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的自由放任,而左翼则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在斯大林时代,像布哈林那样的布尔什维克就算是“右翼”了。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在“左即美”的旧逻辑与“变即美”的新逻辑构成大小前提并衍生出“变即左”的推论时,则正统的苏共“保守派”被社会称之为“右派”,而推动剧变的激进改革派却被视为“左派”,然而它们各自代表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政坛的左右排列的位置完全是相反的。按传统的区分,大致是“右翼”一般指保守主义,在东欧尤其特指所谓拉丁式保守主义,西方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早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产生之时就有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保守主义与拉丁式保守主义之别。前者以伯克等英国人为代表,其“保守”主要是针对激进主义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个人自由的价值,后者以法国王党为代表,其“保守”主要针对自由主义而言,所“保”所“守”的主要是传统秩序下的整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价值。前者实质上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即由此而来),后者实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经济上则是统制主义)。它倾向于传统教会价值与民族主义,往往有政教合一与反犹倾向,较多地照顾共产党人执政前的传统强势集团利益,剧变后表现出较强的清算与报复欲望。“中翼”一般指自由主义,倾向于市民社会价值与个人权利,往往有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中产阶级与知识界的意向,剧变后表现出较强的向前看的改革欲望,也就是既反对滞于现状又反对一味“反攻倒算”,向“前共产党时代”回归。“左翼”一般指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它倾向于“结果平等”与社会保障,往往有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倾向,较多地反映弱势集团与雇员阶层的利益,剧变后较倾向于考虑继承性的和较缓和的改革,也就是既反对反攻倒算又反对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的激进冲剌。当然,这些标准也是非常相对性的。因此许多人反对在东欧使用“左”与“右”的划分,认为所有这些概念都很混乱,极易产生歧见,混淆视听。_正如波兰共产主义者同盟主席维克多所说:“人们对左派的理解五花八门,有的说凡是前共产党人的组织都是左派,有的说右派的反对者就是左派,有的说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是左派。在社民党的纲领和领导人讲话乃至该党提出的口号中,都不使用‘社会左派’这个概念,这不是偶然现象。”_但因我们的论题所涉及的内容,且故妄以统一标准衡量东欧各国。

从我们大致的区分看,波兰的“中间派协议会”和其他“亲教会”政党、匈牙利的*、捷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斯洛伐克民族党、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基督教民主党、乌克兰的“鲁赫”、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和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等可以归入右派。而波兰的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大会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罗曼派)、匈牙利的青民盟等可以归入各国的中派阵营。因而剧变后上台的东欧各国政府有右派执政和中派执政之分。

至于各国的左派阵营则情况更为复杂,其组织也是形形色色,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旧社会党,或“重建”的社会党,即1945年前东欧各国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它们在1945年后一部分与共产党合并,一部分流亡西方,成为社会党国际支持的“中东欧社会党联盟”成员。剧变后它们中的一些党回国“重建”,成为多党议会制下重现的“历史党”之一。如捷克的社民党、波兰社会党、罗马尼亚社民党、匈牙利社民党、保加利亚社民党等,现已与西德社民党合并的前民德社民党也可算做这类势力。此外几乎所有前苏东国家都出现了得到社会党国际承认的、与“前共产党”无瓜葛的“真正的”社会党。但这些党除捷克社民党在1998年6月大选获胜外,其余均尚在野,多数甚至进不了议会的“门槛”。

2.新社会党或“改建”的社会党,即由原来共产党解散后另建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从1993-1995年“复兴”而一度执政的波、匈、保、立、罗五党和一直在台上的新南斯拉夫两个社会党(塞尔维亚与黑山)均属此类,俄罗斯的劳动人民社会党也近似于这类政党。应该说,此类政党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不仅都已与本国的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国际无什区别,它们也自称是“类似西欧、北欧的社民党或社会党”,而且为了急于摆脱历史包袱,洗刷过去多年执政的“红色污点”,有时还往往走得比旧社会党和西方的社会党更远。

3.“半社会党”,即那些已宣布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组织原则上也放弃了集中制,但没有通过“解散——改名——重建”的秩序而直接从剧变前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党,主要有捷摩共、蒙古人民革命党等。

它们与新社会党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历史旧帐的认识不同,对过去传统还保留一定继承性,与剧变后的许多“新”人“新”事的距离也更远些。由于没有改名重建,它们不能像已经“解散”后又“新生”的那些党那样对过去不负责任,一笔骂倒。但就正面的纲领而论,它们与社会党已无太大的实质区别,因此视为“半社会党”是比较恰当的。

4.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以1993年恢复的俄联邦共产党为典型,“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的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此种性质。

这类政党虽在剧变后的大气候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远未像“新社会党”那样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使它们的面貌截然与前不同的是另一种倾向——民族主义倾向。以俄共为例,恢复后的俄共在组织原则上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党内有派,在经济上主张恢复行政命令体制,在国体上主张恢复前苏联,但其它方面则与过去的共产党截然不同:它完全拒绝国际主义,主张“人民政权,国家观念,爱国主义”,提倡“俄罗斯民族利益”优先,建议以为“民族利益”的团结来取消阶级斗争。该党一些成员表示,在其执政后,一切罢工的企图(包括在私营企业内)和“煽动阶级仇恨、唆使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呼吁都将被视为“破坏国家团结”而受到“无情制止和严厉惩罚”。一些人甚至称阶级斗争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的臆造之说”。该党在反对外资的同时要对本国私人资本彻底取消利润所得税。俄刊指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从未向自己的资本家们赠送过如此优厚的礼物”。_该党否定无神论,认为把东正教立为“新俄罗斯”的国教是可能的。俄共对东正教神职人员敞开大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则“取决于它们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加强俄罗斯国家观念”。该党与俄罗斯其他“共产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联共布”龃龉很深,却一度同“俄罗斯民族统一”等公开反共的民族主义团体关系亲密,有时甚至与哥萨克军官联盟也能和睦相处,与日里诺夫斯基的自民党一方面在口头上保持谨慎的距离,一方面却又在议会中与街头行动中有着事实上的合作。法国《费加罗报》对此不无讽剌地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发出了最后一个号召:全世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当然,俄共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塞尔维亚社会党的这种“民族主义化”倾向,在不同时期有强弱之分,但总体而论,比起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则要突出得多。

5.“正统派”共产党。

如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联共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以及前南各国的“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等。这些党是原来的共产党解体后既不愿接受社会民主化,又不愿走上民族主义化道路的那部分力量的集合。但所谓“正统”也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剧变前各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就远非统一——如苏共与南共盟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众所周知——剧变后更是如此。上述各党中的波、罗两党在其纲领中接受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即已接近于“半社会党”,而俄国的“联共布”则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组织,连赫鲁晓夫的改革都不在它的认同之列。此外东欧各国还有一些参与《平壤宣言》的“极左派”小党,但其影响就更微不足道了。

6.工联主义者与左派农民党,包括对剧变后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工会与参加左派联盟的农民政党。

它们一般都奉行“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但很少用“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典型的工联主义(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左派)一般都既反对国有制也反对私有制,而要求工人自治,“民主治厂”。但在私有化成为大势所趋时,有的工会团体却会出于公平的理由而成为最极端的“大众私有化”主张者,并极力排斥“有利于富人与权贵”的拍卖方式。如罗马尼亚全国工联就以倡导“100%的无偿分配”著名。由于对企业家、知识界与官员表示不信任,有的工会组织往往表现的很“左”,频频发动工潮,是促使中、右政府跨台,造成“左派复兴”的重要力量(虽然在左派政府上台以后,它们仍可能坚持反对派立场)。但这些组织往往又为维护“道德”形象而坚决与共产党的后继者划清界线,如团结工会左翼(所谓“后团结工会”势力)劳动联盟就表示可以接纳一切工人和前共产党个人,但坚决不同波兰社民党合作“,而在缺乏政党后援的情况下,教会往往得以介入,从而使其又带有某些”右翼“色彩,如1997年9月波兰议会选举,在支持”团结选举运动“的选民中,38%是工人,支持民主左联的选民中27%是工人。因此,这种类型的力量实际上是可”左“可”右“的民粹主义势力,但在它们反对中、右政府时,就在客观上成为政坛上左翼力量的一部分。

7.实用主义的“国家主义”政党,这里特指中亚4国的(哈萨克类似俄罗斯,此不具论)执政党。

中亚的政治格局是另一种模式,可以说是西方意义上的左、中、右都很难成气候,而处于执政地位的前共产党人及其组织,如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民主党与塔吉克共产党等,从历史渊源看它们似乎应当说属于“左派”,然而东欧“左派”阵营构成中的任何一种成份都与其大异其趣。在东欧各国作为“左派”运动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亚地区、尤其是中亚诸国的土著民族中没有传统根基。因距西方和东欧剧变的中心地带很远,地缘政治因素也使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前共产党影响很小。与民族主义化的前共产党不同,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地缘政治因素都决定了民族主义的旗号主要控制在伊斯兰宗教势力手中,因而前共产党只能以族际主义的旗号与之相抗衡。同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乃至国防上都对俄罗斯依赖很重,国内的俄罗斯族等非本地民族又在经济、政治诸领域拥有优势,这也严重地制约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但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也与“正统的”共产党人如俄罗斯的联共(布)很不相同。它们虽“出身”于原来的共产党,但多已通过改名而宣布了“新生”,即使唯一未改名的塔吉克共产党,也已大大地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不管真心还是假意,它们都在其纲领中加进了大量“跟上形势”的内容,诸如多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等等,而在实际上,则奉行有利于集中权力的实用主义政策,一方面对内压制“民主派”与民族主义——宗教势力,另一方面却在独联体范围内与俄罗斯的民主派当局结盟反对“苏联主义”的强硬势力。作为独立国家的执政者,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与在野的、一心想恢复苏联的“正统派”共产党人已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在俄罗斯几次关键性政治冲突中,他们都一致声援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当局镇压左翼或左、右翼联合反对派。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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