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运动的理论与没有理论的运动——十年来的东欧左派(二)

一、极左派,还是“半社会党化”?

与前苏联不同,在东欧的特定条件下的所谓“反对社会党化的正统派前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他们尽管在当地被视为“极左”,甚至被攻击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实际上与剧变前的共产党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甚至比前苏联的一些号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如劳动人民社会党)都要更“右”些。这主要表现在:

1、他们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份决裂。

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是崇高理想的继承人。”它将遵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利益,从道义上“更新和重建这一理想,”“重建健康的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宣布,“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同一切使得社会抛弃统一工人党的工作方法决裂。”要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外来(指苏联)因素。”罗马尼亚社劳党的宣言强调坚决与独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极权主义彻底决裂。该党不是原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也不是原罗共的继承者;该党是左派,但不是极左派,它是左派民主党,同欧洲社会主义左派相类似。该党对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的剧变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场人民起义,是人民推翻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胜利,它结束了“使我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受到玷污和名誉扫地的现象。”只是它认为,“12月起义”只反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来某些政党煽动的。

此外,匈牙利社工党也强调要与过去“反民主的领导方法”决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即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也作过类似表示。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欧“极左派”中至少有一个党,即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与上述多数情况不同,它是从极左的角度而不是从“民主化”角度表示与旧制度决裂的。该党领导人、文学家布·基塔诺维奇早在1955年就因不满于铁托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而退党,成为“极左持不同政见者”。他在谈到新党的宗旨时指责“铁托消灭了党”,“老的南共即南共联盟的领导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党的逐步蜕变,官僚们的独裁取代了人民的热情,尤其是青年的热情”。他说,“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巴卡里奇等南共领导人逐步脱离了社会主义思想,1948年以后他们在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等方面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最粗暴地清算了那些反对他们的统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就必然导致南斯拉夫发生今天这种局面”。但这样的“极端斯大林主义”的党在今日东欧是极罕见的,即使在“极左派”中也是如此。当然在批判过去方面,几年来这些党也都经历了一些变化,一般说来,在剧变之初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它们对过去要否定得多一些。到了“左派复兴”之后便开始更多地强调与过去的继承关系,但完全回到过去则是很少有人主张的。

2.对待社会民主主义方面,这些党都以反对前共产党,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

如波共盟承认社民党与社民盟是“波兰左派的代表”,与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联盟中实际上接受了社民党的领导。罗马尼亚社劳党则宣称自己不是极左派而是“左翼民主党”,与欧洲社会党左翼类似。匈牙利社工党自以为是“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继承者”,它只是不愿变为“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而已。换言之,这些党大都自我定位为社会党左翼,所谓反对社会党化,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党右翼化。它们与自命为“民主化改造后的共产党”的捷摩共和自命为比原西德社民党稍左的原东德民主社会主义党这类“半社会党化”的组织实际上差不多。颇为有趣的是上述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它一方面以斯大林主义式的立场彻底否定铁托,另一方面却对改建后的塞尔维亚社会党评价颇高。在它看来铁托“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塞尔维亚社会党却“包含着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它的“社会主义”是带有强烈的塞族民族主义色彩的。

如果说在“左派复兴”后,这些党在否定过去方面有所反复,那么在与社会党化的新党之关系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欧西行”左派再度下野时,这些党大都批评左派联盟里的新社会党过于软弱。但这同样没有完全消除它自身的“半社会党化”特征。

3、这些党的“半社会党化”最突出地反映在组织原则上,它们几乎都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而实行党内民主化。

如前南地区的新共盟便宣称,正如它反对以“民族利益”来压制公民权利一样,它也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在国内,“多元化生活的中心是公民而不是民族。”在党内,“党员的个性和自由应得到充分的发展”,“党不会用纪律来约束党员,而是让党员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罗马尼亚社劳党党章规定各级地方组织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承认党内可以有派,党员有信教自由。匈牙利社工党宣布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认为党员是党的真正主人,要对尽可能广泛的问题实行民主,只对尽可能少的问题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来决定,并且这些决定还须与民主通过的政策相一致。实际上,几年来这些党也的确不断进行公开的党内派别争论,真正做到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种政治、经济主张比较激进但组织原则却很松解的状况,有点类似于第四国际系下的西方托派组织。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只有前南那个影响很小的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等很少几家。

4、在政治、经济纲领方面,这些党也有不少“半社会党”色彩。

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指导以及公有制计划经济等提法,而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内容。它们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但强烈抨击“右派专制”。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明显反感,但也很少明令禁止,而把重点放在强调国家调节、社会福利与劳动者利益上。如波共盟宣布“坚决反对斯大林关于使用暴力建立社会新秩序的主张,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罗马尼亚社劳党认为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所有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为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与民族压迫的、没有仇恨和歧视的、以民主和正义价值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而奋斗的人们共同活动的自由联盟。它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人权原则、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按市场经济原则重组所有部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竞争。党的思想源泉是”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和经验“,以及”基于具有广泛启示性和开放的哲学思想的当代人道主义学说。“党”像对待本国与外国所有进步科学学说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保留其”有生命力的“部分而”抛弃其乌托邦的、违反人权和损害社会主义基础的思想“。匈牙利社工党则声称代表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和自食其力的小所有者利益。1991年4月,该党发生党内争论,主张把党变为”中产阶层党“并实行”比较好的、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一派宣布退党,留下的一派则坚持”劳动者党“的立场。

总之,从这类政党的纲领看,把它们看作“传统党”只是十分相对而言的,作为“前共产党人”中不接受社会党化的所谓“保守派”,在当时90年代、地处欧洲的背景下,也很难完全拒绝社会民主主义。它们的“传统”姿态主要不是由其纲领,而是由其对转轨进程中一系列具体事情所持的、比新旧社会党更激烈的反对态度来体现的。但由于这些党没有参政机会,这种反对很难有实践意义,于是人们便力图赋予其理论意义。而这些党的“党内民主”、“党内自由”又使这种理论阐述可以不拘一格,旧体制下大量培养的理论工作者(无论这时是否加入新党)的参与更提高了这种研究的水平。这样,形形色色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便在东欧异彩纷陈了。

二、“现实社会主义”是否社会主义?

“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旧体制)是否社会主义之争。从字面上看这是个事实判断问题而非价值判断问题,是“是否”的问题而不是“好坏”的问题。但实际上关心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因为对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右派来说,旧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否定旧体制得出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对于拥护旧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旧体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肯定社会主义得出肯定旧体制的结论。而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本身毫无兴趣,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震惊的人,才会对自己提出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通行解释是把旧体制分解为各个部分,例如分解为经济与政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们对这些部分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认为,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现主席兹·维克多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了宗教。“‘同上帝作斗争’使我们远离信教的基本群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过去在上层建筑上最大的错误不是忽视了民主,而是敌视了宗教。这与俄共把与东正教和解当作反思过去的最重要之点颇类似。在“新社会主义”者中属于最“传统”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尔斯马诺维奇有所不同,他继承共盟原来的观点,对苏联集团的旧体制从经济到政治都持否定态度,但对铁托的自治模式则予以肯定。他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看起来却与众不同,我们最接近于克服冒牌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人物造成的裂痕。但是它却未能避免另一个陷井——化整为零,从而使各种利己主义控制了普遍利益,为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_显然,这也是一种“不完善”之说,虽然它与另一种“不完善”之说相反,即认为缺陷在于过份分权而不是过份集权。但这两种认识恐怕都难以解释这两种“不完善”何以互为因果,即“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

有人则相反,认为旧体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冒牌社会主义”。前引的克尔斯马诺维奇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就是如此,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带托派色彩的左派论著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见解认为旧体制经济上的国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而前南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斯大林主义专制”而非民主(前南的“工人自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克尔斯马诺维奇相反的是南“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的基塔诺维奇。他对铁托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经济、政治到外交都予以全面否定,而对“斯大林体制”则全面肯定。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东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前苏联并不罕见。

更多的人则把政治、经济分开。其中多数人都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专政)则是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他在剧变前被认为是非正统的异端,但又不同于库龙那样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剧变后他仍坚持宣传社会主义并拒绝认同社会民主党,因此他虽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认为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最有影响的“新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对旧体制在经济上虽有批评,但认为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他认为旧体制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这种“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早在剧变前就已形成,剧变后更在东欧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左派中影响极大。

沙夫宣称:“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因此他自问自答道:“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回答是肯定的。

为什么会产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如此大的反差?沙夫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搞早了。“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论述过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

沙夫对旧体制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内容,如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党的垄断领导权等等均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他却是计划经济的积极辩护人。在这方面他与前苏联与民主德国流行一时的所谓“电脑乌托邦”论者类似。这些论者崇尚数理经济学和最优化模型,相信电脑技术的发展会使处理巨量经济信息、提供经济控制的“最优解”成为可能。90年代俄、德等国这种理论已经衰落,而沙夫对此的信心却反而更高,他说:“前不久,我听到一种这样的说法(在波兰),认为电子计算机决不可能模拟市场上的‘波动’。这很像一个神话,它只能出自那些对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毫不了解的人之口。他们对于将在90年代投放市场的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电子计算机更是一无所知了。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从技术的角度看,实行经济计划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他还认为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个理论的虚构,当代西方也没有这种东西。相反,那里实行的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经济计划。而且随着全球化与微电子革命的进展,“在我们面前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经济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然,这种“电脑计划经济论”也会导出一个推论,而在没有发达电子信息处理与控制技术的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即没有现代通讯交通联系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的。尽管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还是采用了这种计划(多么无知啊!)。”这种“计划过早论”与“民主缺乏论”一起成为他认为的“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两大原因。

经济上肯定“计划”而政治上否定“专政”,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分解式评价的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最流行的观点。这与以下一点相联系:即在今日的东欧转轨中,人们主要是在“市场”问题上歧见突出,而对“民主”则较为认同。所谓社会党比自由派“左”,新社会主义者又比社会党更“左”,主要都是指对“自由市场”的保留与批评程度而言。这种“民主计划”论无疑是今日东欧左派思想的主流,“极左派”与社会党在这一点上只有程度的不同。

与此相反的“专政市场”论,即经济上否定计划体制而政治上肯定专政体制的人在东欧的社会党中是没有的,在“极左派”中虽有,但要比“民主计划”论者少得多,捷克的兹德涅克·穆拉奇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穆拉奇内剧变前为捷共中央副部长,剧变后是亲捷摩共(但未加入)的左派人士。他认为旧体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与否,而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在于“对消除差别过份强调”导致没能“贯彻个人和劳动集体按劳取酬的原则。”他现身说法称:“我曾在联邦中央机关担任了相当副部级的领导职务,属于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工资也是较高的。我担任的职务要求我一周工作65-70个小时,因此我爱人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平均计时工资甚至还达不到一个普通工人的水平。当然这仅仅是与手工业工人相比,而与工厂持平均计时工资(包括奖金)的工人相比,我的计时工资也还不到他们的两倍。这种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做法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毫不奇怪,尽管搞了种种五花八门的运动,但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仍然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穆拉奇内对1968年后的政治镇压扩大化也作了反省,但却不像今日“民主左派”那样完全肯定“布拉格之春”而否定胡萨克时代。

“民主计划”论与“专政市场”论之别还涉及到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穆拉奇内高度评价中国改革,誉之曰“全世界的榜样”。而沙夫既然认为只有到电脑化时代才谈得上社会主义,自然对“亚非拉的‘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持十分轻蔑的否定态度。

总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上,“新社会主义”者中存在许多歧义,这与他们对转轨的态度自然是相关的。

三、“民主与市场的矛盾”

如果说东欧各社会党无论新老,都对转轨大体认同的话,那么不认同目前的转轨便成为“极左派”多少都有的特点。其中,“极左派”对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抨击最厉害,对政治转轨则批评较缓和,其中多数批评都是针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议会民主制规范的“右派专制”行为的,而对议会民主制本身则非议较少。传统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连同“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在今日东欧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尔提及,也大都针对形式问题,如选举舞弊、金钱政治等。超越形式问题而从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哪怕十分规范的“民主”,则是罕见的。波共盟主席维克多就是这少数否定者之一。维克多指出波兰剧变后几届大选投票率逐次趋低,公众政治冷漠,参与热情下降等事实。1997年9月的议会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仅48%,“它说明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这是违背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而进入议会的5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得票均不过半,第一大党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仅得票33.8%,这表明“波兰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所谓‘左派’领导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越来越低。不管行使政权的是哪个执政联盟,都只是一些政治家的事情,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可言。”维克多由此认为,波兰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

维克多还指出,在此次选举中团结工会的选民中38%是工人(其中36%是失业工人),而支持民主左联的选民中工人只占27%(其中24%是失业工人)。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说明波兰还未形成反资产阶级的、亲人民的、亲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只能被别人用来当作工具,为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服务。资产阶级民主失败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投票率很低,而且也体现在人们不相信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通过一张小小的选票可以使生活变得好起来。”

维克多的确看到了波兰民主的缺陷,但他却没有论证“非资产阶级民主”是怎么回事。是一党制民主?无政党民主?另外他把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也令人难解: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政党”当选对这种“民主”而言不是很正常么?如果说这就是这种民主的“危机”,它岂不是一直处在“危机”中么?

多数“新社会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与维克多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肯定多党制议会民主,亚当·沙夫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而旧体制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搞好,它“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而陷入了“反民主的伪善”之中,使社会主义运动为此付出了“高的代价”。他对剧变后“民主”的批评主要在于:光有“政治民主”还不够,还必须有经济民主,即经济平等,否则“‘民主’与‘改良’的目的就成了掩饰现实”。

这与沙夫对“自由市场”制度(包括以此为方向的转轨)的批评显然是一致的。实际上它提出了一个“民主与市场相矛盾”的命题,这在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尤其是“民主计划”论者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对政治民主看法与沙夫有异的维克多,在这一点上不仅与沙夫一致,而且讲得更尖锐:

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它们之间与其说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不如说是相互排斥和斗争的。例如:

——民主社会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由。然而市场经济却把人当成商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个人才干的差异等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人往往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从而丧失了起码的自由;

——市场经济支持经济因素的不平等性,而民主原则要求遵守全体公民的平等需求原则;

——市场经济不承认凌驾于自己头上的权力,它激励人们的个人主义精神,反对结成帮派团体,而民主要求对事物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人,普遍承认命运的共同性;

——市场经济使人们过“游牧生活”,而民主要人们过“定居生活”。

有趣的是,这种看法自然与主张“市场与民主统一论”的自由民主派相冲突,但却与比自由民主更右的“保守主义自由派”颇有吻合之处,后者也极力强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民主相冲突,只不过它们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价值,强调平等、民主只能以不损及这些价值为限。

对维克多谈到的“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沙夫注意得更早,也讲得更多。他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党”的问题不仅剧变后、而且剧变前就长期存在,它是“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历史性困惑。在他看来,剧变前的统一工人党与剧变后的团结工会在此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显然,沙夫并未把团结工会看成“资产阶级政党”,这与维克多不同。但沙夫也未料到1997年大选中工人又投了团结工会的票。他的论述发表于“左派复兴”时期,当时工人是抛弃了团结工会政府的,犹如他们早先抛弃了统一工人党政府一样)。他指出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都自认为代表工人,但它们在改革中都陷入了严重的尴尬:“代表团结工会的理论家A.采林斯基在《华沙生活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成为改革事业的反对者。”而这个问题在80年代却曾由统一工人党提出,“当时,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党召开第三次思想理论问题大会之前的讨论中也指出,工人,特别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已经丧失其进步性,变得越来越保守了。正是他们把波兰的改革事业拉向后退,成为阻碍波兰经济改革的势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即现在的年轻一代,成了不断制造社会紧张的主要势力,正是他们的活动导致一个政府的更迭,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固定因素。于是,无论统一工人党还是掌权后的团结工会都提出了角色重新定位的问题,它们在考虑代表”全体劳动者“甚至全民,而不再仅仅”代表一个阶级“。

对这一问题,沙夫没有像维克多那样简单地归之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而是给出了两个原因,近因是制度缺陷导致的党的特权化,而根本原因则是新技术革命导致“劳动的消失”。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两人倒是有近似的提法,即改变转轨的方向。按维克多的说法是“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按沙夫所言,则是要向“新型社会主义”寻求出路。

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几乎任何前苏、东国家它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的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这又引出了他们对“后市场”体制即未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设想。

四、“新左派”运动:反资本主义的神圣同盟

与新旧社会党不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与前苏联地区的俄共一样对目前的转轨方向是否定的。但对未来的考虑,两者却有很大区别。俄共主流派认为目前的叶利钦体制是寡头独裁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人民民主”,重建社会主义是久远的事。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尽管也抨击“右派专制”,但总体上并不否定东欧已实现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们对“新型社会主义”更为关切。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尽管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但毕竟与旧体制乃至“俄罗斯思想”有更多的联系。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则更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希望实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传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有趣的是,尽管经典社会主义强调“国际主义”,但目前的俄共却是前苏东左派中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烈的。而在摆脱“苏联压迫”后的东欧,民族主义倾向最强的往往是极右翼,社会党人次之,“新社会主义”者最讲国际主义、全球主义,在这点上他们反比俄共“正统”。

虽然东欧“新社会主义”者更迫切希望搞社会主义,但另一个巨大的反差却是,他们的力量比本国的社会党和俄罗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问鼎政权,而他们中的多数党连议会的门槛尚未踏入。因此他们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遗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淡化党与未来社会主义之关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学者身份的无党派“新社会主义”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沙夫对以往的左派党,包括共产党和新旧社会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在党的机关工作就是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

而西方类型的社会党已变成了一种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政党组织。“它的危机所产生的广泛后果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从内容而不是名称上看)。自二战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整个左翼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一些老牌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们的革命语句,占据战前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阵地,而后者又占领了自由党的阵地(仍旧表示重视社会问题),并实际上把自由党完全挤出政治舞台。这样的党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为西方主流社会希望以它来抵制共产党的影响,”“正因为左派舞台上曾经有共产主义力量存在,第二国际的追随者们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左派党,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国国情会有很大差别,但沙夫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资格,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入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入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

五、“新型社会主义”与后工业文明

如果说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其经验参考主要来自改革前的苏联史和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当代社会批判思潮的影响只占次要地位。那么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尔斯马诺维奇就是个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论者,他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未实现,而应该说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失败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使自己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价值。不管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这个1/3的世界包括中国等未发生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与旧体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有关,但他们也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迅猛的新技术革命潮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变革,从而给“新社会主义”带来曙光,并且由于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这个过程并不遥远。克尔斯马诺维奇称:“当年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难以估计的推动力。据统计有90%的发明创造是近30年来出现的,可以预计今后10年到20年内。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将会增加一倍,在旧的关系条件下拥有这种能量,如果没有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这本身就蕴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就是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和冷酷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力量。

但这样一种“新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资本主义转轨而且经济尚在谷底的状况如何与技术革命的飞跃和“新社会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处于“没有运动的思想”状态的“新社会主义”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础上如何迎接“新型社会主义”的来临,更是事关实践的大问题。一些“左派”的领导人坦承:“目前还未找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即在利润还未成为基本推动力的社会里,如何既保证有效的生产,又保证没有剥削,没有屈从和没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会关系。”

总之,作为“没有运动的思想”,东欧“新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是认真的,但能否与实践相结合并接受检验,就要看今后的历史进程了。

文章来源:秦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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