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福德是美洲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二任总督,并连任超过三十年,直到去世;他也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和签署者之一,无疑是北美殖民地开拓历程的权威见证人,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撰写有关普利茅斯殖民地开拓的历史。布拉福德以“炉边谈话”的式的娓娓道来和历史学家“字字有出处”的严谨完成的《普利茅斯开拓史》一书,是关于美国早期历史和清教徒历史的重要著作。

可惜的是,在世俗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大部分美国人都将这段宝贵的历史遗忘掉了。这是特别需要弥补上的一课。通过这部著作,可以认清美国历史的起源,并进而认清美国当代政治纷争的是非曲折。而对于所有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中国读者、中国基督徒以及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来说,这本书讲述的并非单单只是一个“他者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厘清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成败得失,以及“大国崛起”需要建立在什么根基上才会是正义的并持久的。

认清美国历史的起源:“逆向移民”的天路客

作为一种革命纲领和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贯穿二十世纪,最终在全球范围内都失败了;但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知识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唯我独尊的话语霸权,体现在历史学界,就是“政治正确”的“左派史观”。这种“左派史观”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欧洲列强(包括后起的美国和日本)殖民侵略、种族屠杀、在全世界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历史。所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仅压榨和剥削本国的工农阶层,还靠着遍及全球的抢劫和杀戮,才催生了近代文明的“恶之花”。

这种“左派史观”通过对史料的选择和切割,将偏见塑造成了真理。然而,它无法解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开拓王室财源而在南美建立的殖民地,创建的时间更早并源源不断地产出黄金和白银,但这些地区却长期处于贫困和动荡之中。另一方面,获利甚丰的母国不久亦走向经济和社会的崩溃。直到数百多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南美诸国仍然问题重重。南美殖民地的衰败,普利茅斯及北美殖民地的兴盛,对比极为鲜明,原因何在?原因可以从《普利茅斯开拓史》中的若干书信、档案、合同等原始而鲜活的素材里找到,也可以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论概括里找到。

首先,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们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为了寻求宗教信仰自由和建立“山上之城”的异象才来到美洲的。今天的移民潮,几乎全都是“人往高处走”,由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是,当年的清教徒却选择了“水往低处流”的“逆向移民”。五月花号上的人们,先从英国移居荷兰,在荷兰很快便安居乐业,却又发现荷兰的享乐主义氛围威胁到下一代信仰的纯正,于是产生移居北美新大陆的意愿。许多移居新大陆的人,而不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中坚力量的“无裤党”人,更不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推崇备至的“痞子”阶层,而是信仰虔诚、家境殷实、婚姻美满的清教徒。克伦威尔一度也计划移民美洲,甚至打算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不过,最后上帝没有让他到美洲,却让他成为英国清教徒革命的领袖。

荷兰是当时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具备了勤劳和节俭品格的清教徒移民群体,生活质量又高于荷兰的平均水平。他们深知当时的新大陆只是一片蛮荒之地,跨越大洋的旅途还充满了各种危险与威胁。但他们仍然决定启程,并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价——登陆之后,“一方面因为长途远航和狭窄的船舱空间导致的坏血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有一半同伴死去了,总共一百零几人只剩下五十人,有时一天之内就有两三个人去世。”[1]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自找苦吃呢?对于乡土情结浓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门“逃荒”的诸国人来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这些清教徒显然不是没有目标的“盲流”,而是有明确的异象的“天路客”。

其次,这个群体大都来自于同一个教会,形成了一个真正“风雨同舟”的团契。是什么因素让他们“风雨同舟”呢?不是所谓的“缘分”,而是共同的信仰以及由此信仰而产生的《五月花号公约》。该公约指出:“在本公约上署名的众人,蒙上帝的恩典,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信仰及国王与国家的荣誉,远航至弗吉尼亚北部地区开辟首个殖民地。根据本公约一同在上帝面前庄严盟誓,彼此联合,共同组成公民政治体,为了保持良好秩序及推动实现前述的目标,需不时制定、颁布法案或拟定公正、公平的法律、法规、法令、宪法框架及设立管理机构,并对殖民地普遍适用,我们承诺完全服从并遵守。”可以说,没有《五月花号公约》,就没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五月花号公约》才是美国宪政共和理念的起源。

那么,《五月花号公约》是布拉福德等人一拍大脑就凭空想出来的吗?《五月花号公约》并不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隙里蹦出来的,而是来自《大宪章》的历史传统,以及加尔文主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践。历史学家阿兰?麦克法莱指出,英格兰从未有过类似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阶级,或是广泛建立的国教,或是强势的君主制。因而,比起其他集权的、等级制的、封建的欧洲国家,英国社会具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英国社会最具个人主义的一点在于其持异议的革新教派新教徒,正是这些人成了五月花号及其络绎不绝的后继者队伍的主体,英国政治家、保守主义的开山鼻祖柏克指出,这些到北美的东海岸人“代表了异见派中的异见者和清教的支持者”。而将这些个人主义者凝聚起来的粘合剂,是回归《圣经》本源的清教徒精神,以及此作为精神的最集中体现的《五月花号公约》。

认清美国当下政治纷争的是非曲折:生生不息的保守主义

二零一零年秋,上万美国人在林肯纪念堂外参加了知名保守派评论员格伦?贝克召集的集会。贝克说,集会是为了恢复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迷失方向已经很久了,“今日美国开始远离上帝”。他更是尖锐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各项政策,认为奥巴马背离了美国的立国根基。这次集会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应该让保守派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个梦想》的演讲的地方举行这种集会。而上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茶党的领袖萨拉?佩林在这次集会上指出,这次集会同马丁?路德?金的那次集会一样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美国精神”呢?

近年来,美国政坛的左右对峙让人眼花缭乱:伊拉克战争的功过、奥巴马上台之初的超高人气以及支持率的迅速低迷、医疗保险计划的修改与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引用欧洲标准、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的利弊、体现草根精神的茶党影响国会中期选举……美国是像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靠拢,还是继续保持其“例外”的特征?我们又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分歧乃至分裂?对历史的了解越深刻,才能对现实的洞察越透彻。所以,需要在一个历史的大视野中透视现实问题——从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开拓史》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着几个争议巨大的议题:堕胎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持枪权、死刑。对这四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野。当自由派占据“政治正确”的立场之后,保守派的所有答案都被命名为“政治不正确”。前面加了一个“不”字,似乎就理不直气不壮了。比如,死刑问题,支持死刑的人往往被妖魔化成冷血动物。事实是非真的如此呢?与其就事论事,不如诉诸历史。《普利茅斯开拓史》中记载:一六三零年,老约翰?毕灵顿,第一批来美洲的成员之一,受到大、小陪审团指控犯有故意谋杀罪,证据确凿,事实清楚,被执行死刑。这是在农场第一次执行死刑。殖民地的领袖人物们,“都同意死刑判决,以清除这块地上的血污。”[2]由此可见,执行死刑在圣经中是可以找到移居的: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流出。

用学者沈阳的话来说,所谓的美国精神或美国价值,就是在“正义一元论”之下的“多元”。没有“一元”的前提,“多元”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保障。这种“一元”就是基于清教徒传统的对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家庭责任的坚持。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理查?洛瑞、拉梅在《美国保守派认为奥巴马是美国精神的敌人》一文中指出,美国保存了最显著的民族精神,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美国民众对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一数字大大高于西欧国家。美国式的爱国主义,不是爱政党、政府、种族、地理、历史和文化,而是爱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来自清教徒的信仰。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加虔诚。在没有国教的竞争性环境中,美国激发了更多的宗教情感,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福音教徒的地方。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改革运动、废奴运动、民权运动之中,基督教获得了权威和活力,成为美国自我批评与重建的源泉。根据《财经时报》的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美国人明确表示自己信仰上帝,而这一数字在英国是百分之三十五,在法国则是百分之二十七。在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拥有青春活力、充满希望和不断进取的国家精神,与其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实体和最长久的民主体制的稳定性相匹配。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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