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培礼（Milo Thornberry）是一位温和内敛的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一九六零年代末期到一九七零年代初在台湾传教。除了传教士、神学院教师的身份之外，他长期参与募款和转交善款救援政治犯家属的事务，还帮助彭明敏逃离台湾岛，由此成为第一个被国民党政权驱逐出境的美国传教士。个中诸多内幕，唐培礼一直掩埋于心，台湾和美国官方也都低调处理，以致不为世人所知。
接近半个世纪以后，台湾走上了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唐培礼才在回忆录《飞蛾扑火》中，将白色恐怖时代的生活经历，以及在特务环伺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细节一一娓娓道来。美国汉姆莱大学教授柯义耕评论说：“这本回忆录应被视为两个层面的经典文件，其一是身处镇压迫害环境下的传教经验，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是为更广泛的政治活动人士而写。兼具侦探小说的惊悚情节和回忆录的叙事风格，书中人物的对话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和当时的环境而尤显独特。每一章节都紧紧抓住读者，深入作者神秘的困境及其友人的恐惧。通篇回忆录里，一路连贯着神学和道德论辩，讲故事更显普世意义。”
早在唐培礼的少年时代，耶稣就拣选他成为一名“对抗不公不义、对抗愚昧无知”的基督徒。在其青年时代，他又蒙召成为一名全职牧师。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如烈火燎原，也冲击到教会内部。唐培礼前去聆听过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并深受激励，当时很少有白人牧师参与黑人的集会。唐培礼的祖父是南北战争期间反对黑奴制度的联邦军战士，所以，当他听到马丁？路德？金“终于自由，终于自由”的呼喊时，不禁为之热血沸腾。不久之后，这位年轻的牧师有了到国外宣教的异象。一开始，他的选项是香港、新加坡或菲律宾，但上帝偏偏将他带领到最不愿去的台湾。
“吉诺维斯症候群”与“房间里的大象”
在美国，唐培礼就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腐败略有所知，对于许多美国人对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打造“基督教国家”的幻想不以为然。但是，当他抵达台湾之后，才深切地感到白色恐怖是如何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
本来，唐培礼可以过悠游自在的生活，只限于跟在台湾的美国传教士、记者、外交官以及国民党官员中的基督徒这个特殊的圈子来往，享有特权，备受尊敬。但他偏偏选择跟那些“不可接触的人”成为朋友，比如彭明敏等国民党政权的“眼中钉”，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彭明敏曾告诉唐培礼，调查局的官员对他说：“你知道，你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而死。”唐培礼听了之后，觉得脊梁发出一股寒颤，由此发现了美丽岛的真相。正如柯义耕所说：“这趟深入台湾政治迷宫之旅，让他体认到台湾人在蒋介石戒严下的苦难。基督教卫理公会支持统治台湾的外省政权，也服膺美国的外交目标。结果，唐培礼逐渐痛苦地质疑作为一个献身耶稣对人类承诺的传教士，在这当中的道德伦理角色。”
这就牵涉到福音与之政治的关系。在教会内部，存在“圣俗二分”的神学观念，源于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圣经经文的错误解读。政治并非一个外在于福音的“麻风病人的领地”，福音若是真正的福音，必然充满“全地”，当然包括政治领域。因此，作为政府管理与权力分配意义上的“政治”，若不符合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原则，批判与反抗政治的专制与独裁，捍卫上帝赋予人类之自由与人权，乃是基督徒不可推卸之使命。
唐培礼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年他去台湾前夕，纽约发生的一起名叫吉诺维斯的女子被杀害的案件。凶手杀人持续行凶长达三十分钟，邻居都听到受害者的哭喊，却无动于衷。所谓“袖手旁观效应”或“吉诺维斯症候群”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人们都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些冷漠的邻居，唐培礼却敏锐地发现，“他们有可能就是我”。这种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对邪恶的沉默，用一句英国谚语来说，就是“房间里的大象”。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专著，他认为，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人们否认大象的存在，使得大象成为庞然大物；而一旦人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大象便会奇迹般地变小。中国青年作家韩寒也有一句名言：“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用人们的沉默铺成的。”
吉诺维斯事件的震撼，在唐培礼到达台湾之后继续发酵，使他尽一切努力去帮助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他如此反问说：“我在台湾遇到的各种事实，让人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神职人员、美国学生、美国军方和大使馆人员，当他们听到台湾人民的哭喊时，竟能像吉诺维斯的邻居一样，合理化自己的袖手旁观。”唐培礼常常研读神学家尼布尔的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尼布尔认为，要反抗任何不公义或压迫之前，需先揭穿合理化基础的谎言，让人看清其真面目。由此，唐培礼坦言：“在台湾，一个野蛮又腐败的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完全是因为美国提供相当不小的支持。我爱我的国家，也爱我的教会派我去台湾服务，但是我的良心无法让我不涉入政治。”
如何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唐培礼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与彭明敏等人权活动家交往的细节。对于彭明敏等人所持的台独理念，他并未清晰地表明态度。唐培礼对这批人的支持，不是因为他们坚持台独的观点，而是他认为，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受到政府的迫害。
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上，有的基督徒站在凯撒一边，有的基督徒站在被逼迫的弱者一边。哪一种基督徒是耶稣所爱的呢？在圣经中，耶稣明确教导门徒说，要做那个拯救受伤的路人的“好撒玛利亚人”。在唐培礼眼中，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等人，“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基督教教义核心的活的见证，在圣经里，耶稣以‘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表达其意。而我在吉诺维斯的邻居所看到到的冷眼旁观不作为，则是这个教义的反证。”以党外运动的先驱彭明敏为例，彭出生名门，留学西方名校，四十岁上下就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授和系主任。彭曾当选为杰出青年，受命出使联合国，甚至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当局暗示彭，只要加入国民党，就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但彭明敏偏偏逆向而行，发表挑战独裁政权的宣言，成为“国家的敌人”。一般人都不理解其“自毁前程”的做法，但唐培礼知道，彭明敏心中一定有一种高于世俗功名利禄的价值存在，这种价值与唐培礼从小就知道的基督教教义核心和慈悲的理想境界非常接近。所以，他毅然加入他们的行列。
做一名“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唐培礼冒着巨大风险担任转送政治犯难属救济款的联络人，多次奔波在香港与台湾之间。他深知这是雪中送炭之举，故而义不容辞。他付出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更是自身的安全与自由。最后，他因为帮助彭明敏逃出台湾而被迫中止在台湾的宣教事业。他的侠义行为，如同今日帮助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的南京女教师“珍珠”。唐培礼无怨无悔，且从不张扬此功绩。多年以后，彭明敏在为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写道：“真正扮演关键角色的外国宣教士们，几十年来，若无其事，没有一个人言及其所作的贡献，尤其唐牧师不但被国民党政府从台湾驱逐出镜，还被国民党政府污蔑为‘恐怖分子’，又美国官僚似不无报复心态，其返美以后，十数年间，无法领到美国护照，未能踏出美国一步。对此莫大冤枉，他无一句怨言，甚至也不让我知道。十数年后，与其谈论当中，偶然窥知此事，使我大为惊愕和感动，也深感歉疚。”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本分。
流泪播种的，必欢呼收割
每一天，唐培礼和家人都在等候着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那一刻终于来临。四名警察将唐培礼带到警局，局长向其宣读驱逐出境的命令，却没有给出具体的罪名，仅仅含混地说，他做出了“对中华民国政府不友善的行为”。唐培礼拒绝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当局给他四十八小时的离境时间，且将他们软禁在家，以免消息传出，引发抗议。由于美国驻台的外交官早就不满唐培礼的“出格”行为，故而默许了国民党政府将其驱逐的决定。
唐培礼一家携带行李离开神学院的住所，在到松山机场八公里的路上，每二十米就站着一个士兵。然后到了机场门口，一进入机场前面的圆环，灰色制服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把整个圆环全部围起来。唐培礼感概说：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手无寸铁传教士，当局值得这样如临大敌吗？
在贵宾室，情治人员再次仔细检查唐培礼一家的行李。带队的是一名此前常常跟踪唐培礼的、彼此都很眼熟的便衣。当他们翻开唐培礼的公文包的时候，发现一篇用罗马字撰写的讲道稿，便猜想是某种密码。于是，唐培礼对他们念出了这篇讲道词。“最后，他们决定我说的没错，同意我把这些纸张放回公文包。我在台湾的最后一刻，竟然是对着警察传道，真是相当讽刺。”连警察都被上帝用这种特殊方式召聚来听福音，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显然出自上帝的安排。通过这一戏剧性的一幕，上帝让唐培礼认识到，他的传教事业并未失败。
这本书是个人的心灵史，也是逝去时代的见证。三十二年之后，唐培礼获邀回到台湾，昔日是冷酷的驱逐，今日是英雄的凯旋。在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晚宴上，由彭明敏亲自给唐培礼颁发表彰他为台湾人权奋斗的奖牌。唐培礼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是的，每一线的光明都与你、与我有关，我们不能在黑暗中守株待兔，寻求光明是每一个在黑暗中的人的使命。如果你不流泪撒种，你就等不到欢呼收割的那一天。
无论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而言，都值得细细阅读此书：基督徒可以借此深入辨析自己的信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爱与公义如何获得平衡；非基督徒则可以从中思索人何以能够超越现实功利的束缚，进而梳理真理与自由之关系。无论对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而言，这也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台湾人由此可知民主的来之不易，并倍加珍惜与呵护之；中国大陆人则可以由此反观中国大陆今日之现实，因为今天“红色恐怖”下的中国大陆犹如四十年前“白色恐怖”下的台湾，而台湾的今天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