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当代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是一部处处充满断裂、遮蔽和扭曲的历史，而那些断裂之处、遮蔽之处、扭曲之处，对后人来说恰恰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如历史学者朱学勤所说，史家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高尔泰正是这样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吾生也晚也，未能赶上高尔泰的着作风行一时的八十年代，知道高尔泰的名字，还是从九十年代后期在成都结识的友人、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那里。李亚东每每谈起高尔泰，有一种焚香沐浴般的尊重与景仰，在这个老师变身“老板”、教授蜕化“叫兽”的年代，此种师徒关系堪称绝响。于是，我就想，这位高尔泰老师究竟是何许人也？
后来，在与刘晓波的交谈中，才知道高尔泰是当年应王元化之邀参与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学者之一。高尔泰在一篇回忆王元化的文章中写道那段历史：“刘晓波离经叛道，不受控制，国家教委想治他一下，安排了几个他们认为是忠于党和马列的学者进入答辩委员会，使委员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消息传出去，来旁听的很多，有好几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辩的地点，由会议室搬到了小礼堂。”高尔泰在会上读完评语，多说了几句话：“现在不是五四时期，但仍然有一个救亡问题。那时是救国家，针对外国侵略。现在是救自己，针对国家压迫。所以现在的文化运动，需要更多的刘晓波。这种能独立思考而且勇于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两年以后，“六四”屠杀发生，作为广场“绝食四君子”的刘晓波被捕入狱；而并未深切卷入学运的高尔泰，也在南京大学教授任上以“煽动反革命宣传罪”被秘密抓捕，关押四个多月，而他在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这几句讲话也被揭发出来作为罪证。
我断断续续从网上读到高尔泰写的自传性文集《寻找家园》中的一些篇章，爱不释手，心醉神迷。后来，此书前两卷的删节版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亦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但是，我从来拒绝阅读这类被“掏空心肺”的删节版，所以一直等到我也走上“寻找家园”的漫漫长路，才找到由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的全本《寻找家园》，置于案头细细阅读。
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高尔泰是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幸存者。在这个以关押“右派”为主的劳改农场，在大饥荒的那几年，饿死了数千无辜者。有关夹边沟的作品，近年来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与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以及王兵导演的电影《夹边沟》。夹边沟因而成为“中国的古拉格”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名。
“反右”运动开始时，高尔泰刚刚从美院毕业，二十出头的他被分配到兰州的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爱写作、爱思考，发表过一篇受到批判的美学论文，让他落进了“反右”的天罗地网。然后，就是押送夹边沟劳改，虽然没有判刑，身份跟判刑的囚犯差不多。改造盐碱地、戈壁滩的强体力劳动，恶劣的饮食，以及人人提防和仇视的人际关系，让夹边沟成了人间地狱。
有一次，高尔泰发现工地上有几棵小小的沙枣树，收工的时候，偷偷跑去摘沙枣，结果在荒漠中迷了路，好不容易才赶上大队伍，却累得晕倒过去，藏在衣服里的沙枣也被大家分而食之。追赶大队伍的那一小段时间，让他终身难忘，如果没有追上，他有可能在荒漠中饥渴而死，或者被管教人员冠以逃犯的罪名；而追上了，无非是恢复囚徒的身份而已——“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这一场景，岂不是中国人的缩影？
高尔泰之所以死里逃生，幸亏他毕业于美院、拥有绘画技艺，当饥荒刚开始蔓延不久，被抽掉到兰州为“建国十周年展览”作画。在那里，他得以吃饱穿暖，恢复了体力。他也胜任这份救命的工作，画了一幅名为《社员之家》的大油画，深得领导赏识。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红光满面笑口高张。高尔泰承认，他不是像林昭那样的决绝的反抗者和殉道者，那时候生存是第一选择——“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不，有时也想到一下，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如此坦诚的文字，在中文世界里十分罕见。
与此同时，夹边沟正在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关押在此的三千多名“右派”，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死掉了。其中，有学富五车的学者，有热心支边的工程师，也有从美国赶回来报效祖国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的弟弟。他们并没有反对这个政权的意图，最多就是提点善意的意见。他们的生命在专制的铁拳下如尘土般卑微，“尸体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呢，望都望不见，可列车上来来往往的旅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弄不清是哪里来的。”
多年以后，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已经在兰州大学任教的高尔泰与诸多幸存者，想抗议而不得，只能感叹说：“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侩、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哪一个人家，没有血泪斑斑的历史？
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不在于它残害反对者——出于独占权力的私欲，所有独裁者都会迫害反对者；共产党政权的邪恶，更在于它残害大多数良民、顺民，用鲁迅的话来说，你想坐稳奴隶而不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这个政权唯一没有改变的一点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高尔泰的父亲是一位民间教育家，即便在抗战硝烟弥漫的难民生涯中，也念念不忘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一群读书种子。然而，就是因为有学校、有田地，这个老实安分的读书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一九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的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父亲的死亡不是这个家庭的悲剧的结束，而是开端。“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而此时，高尔泰已被打成“极右分子”，下放夹边沟。
高尔泰的第一任妻子林茨出身于一个基督徒和医生家庭，嫁给高尔泰之后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文革”风暴袭来，高尔泰再度被关进牛棚，医院院长的林茨的父亲也成了“反革命”，林茨带着幼小的女儿被下放到沙漠边上的一个小村庄，一病不起。高尔泰赶到的时候，她已经停止了呼吸，遗体尚温。
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女儿高林聪明伶俐，八十年代中期考上南开大学，却因为父亲是“自由化分子”，被南开大学退了回来。女儿受此刺激，患上精神分裂症。“八九”屠杀之后，高尔泰踏上逃亡之路，先把女儿托付给姑姑照料。谁知，他被“黄雀行动”接到香港后不久，就得到了女儿因为失去父亲的消息而离家出走、自杀身亡的噩耗。
每一个亲人的死亡都不是偶然，他们都是共产党暴政的牺牲品。这是一本蘸着亲人的血，朋友的血，同胞的血写成的自传。写作是高尔泰生命的支柱，无论遭受多少苦难，他都没有停止给他带来无穷苦难的写作。在风沙扑面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鬼影飘忽的古道观，“不知不觉，又写起来。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寐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即便是玩火自焚，他也禁不住燃烧的诱惑。
正如高尔泰的学生李亚东所说，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是独立写作，是苦难叙事，“是披麻带孝的写作，多少作品都是哭出来的。读者也是边读边哭、边哭边读。读着读着，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说它不唯美不要紧，说它不文学不要紧。重要的是，活生生的人。眼睁睁看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消失。”这就是写作对于高尔泰这样的幸存者的意义。他们死去了，你还活着。你活下来，不单单是为自己，乃是为着将他们的命运写下来。于是，那些夹边沟的骨头，成了高尔泰的火把，照亮他脚下的路，照亮他案头的纸。
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地方吗？
读《寻找家园》，宛如一部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而且更为沉痛、更为厚重。长歌当哭，泪中带血。高尔泰就是安迪，有一颗不羁的心灵。安迪说：“懦怯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安迪又说：“世上还有不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地方，你的内心还有你自己的东西，他们碰不到的东西。”这不正是高尔泰的“夫子自道”吗？
在很多文人学者为之神往的八十年代，高尔泰虽然也有过三五年的“好日子”，但是他从未乐观过，因为权力始终在共产党手上。像他这样天生就热爱自由的人，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必然都是被整肃的对象。在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高尔泰再次成为箭垛——“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面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所以，他并不认为“回到八十年代”是拯救中国的妙方良药。
八九学潮初起，方励之、温元凯等知识分子领袖都乐观地预测中国的转机将要到来，高尔泰的学生刘晓波更是全身心投身其中。偏偏高尔泰置身事外，被友人们批评为“落伍”。多年以后，他如此解释说：“六四的屠杀，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历史舞台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广大的黑暗深处，四十年来无声无息的大小屠杀从未间断。我没有预见能力，但我来自那黑暗深处。”
即便如此，高尔泰仍然被一群便衣秘密抓捕。在官方的眼中，他倡导的“因审美得自由”，堪称一颗埋在青年学子心中的定时炸弹。“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那么，以中国之大，还有容身的地方吗？高尔泰想过到偏远的乡下去当一名与世无争的文物管理员，但当他到深山古刹中看到那些高僧大德亦在共产党干部面前唯唯诺诺的时候，便彻底断了这个念头。这个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的国家，哪里不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地方？出了一个小监狱，又是一个大监狱。
于是，过了大半辈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一九九一年，五十六岁的高尔泰以毅然决定逃离中国。“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对他来说，不过是“轭下的奴隶”而已；而拥抱自由，永远不算晚。
在自由女神的庇护下，晚年的高尔泰总算可以安心写作、画画。祖国没有丹书铁券，自由才是阳光雨露。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与其叫《寻找家园》，不如叫《寻找自由》，或者叫《寻找那飘扬着自由旗帜的家园》。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