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时代就读过保罗·约翰逊简体中文版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对那些已经成为如同希腊神话中高山仰止的众神一样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批判，对青年时代的我形成“独立的思想、怀疑的精神”功不可没。作为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偏偏拿自己的“同僚”开刀，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他所有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一本。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萨特等人光鲜的公众生活背后种种不堪入目的真相，以及思想观念中的谬误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巨大的灾难。
关于马克思的那个章节，在书中全部被被删去，我看到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版本。就像英国思想家波普的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初的简体中文版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的批判，包括“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的伦理学”等几个重要章节全部都不翼而飞一样。对于中共政权而言，对毛泽东的公开批判是不允许的，对马克思的公开批判也是不允许的。于是，这些内容成了在中国“成人不宜”的部分。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全本的台湾版的《所谓知识分子》时，这才发现，保罗·约翰逊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批判，正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虚荣和伪善是知识分子最大的邪恶”这一主题，亦印证了心理学家荣格的名言：“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即就是知识分子。”
以“科学”为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是胡编乱造的赝品
马克思对现实世界、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要大。马克思宣称他的主义是“科学”的，他找到了一种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方法和历史规律，名之曰“科学社会主义”。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中明显的犹太思想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天启观点。……它就是要把现在无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一下子颠倒过来，把被选择的人民从这个世界的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马克思使历史必然性的女神代替了耶和华全知全能神的位置，西方世界的无产阶级代替了犹太民族。他的弥赛亚王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后来的每一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而建立的共产党国家中，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无一例外地都会以坚信不疑的口吻宣布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而其他的哲学和理论都不是。在这些国家，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学科的教育和研究，都围绕这一原则展开。
然而，约翰逊发现，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胡编乱造的赝品。马克思虽然拥有博士学位，其学术成就却不足以让他在大学任教，只得为屈尊为报刊撰稿。马克思唯一的大部头著作《资本论》，不是一部有着严谨结构的学术著作，而是混乱无序的文章汇编。生活放荡、嗜好烟酒、作息毫无规律的马克思，缺乏自我管理和控制的能力，无法完成一部宏大的学术著作。约翰逊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垃圾之书，却激发了人内心深处的魔性，引发了二十世纪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并成为所有共产党国家数百万学者终其一生研究的对象。从臭气熏天的阴沟中能找到美食吗？
且不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偏颇，其引用的材料和论据大都不可靠。马克思常常引用十年、二十年前的二手材料和数据，还有计划地篡改所引用的资料，完全违背学术规范和诚信准则。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学者在一份书评中指出，马克思“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政府发布的蓝皮书，其目的是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实内容截然相反的结论”。明明当时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在提升，他却把工人的生活描绘成苦不堪言、一片漆黑。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很少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也从未深入工厂去调查和研究，那个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在大英博物馆读书破万卷乃至在地板上留下脚印的神话，只能说明他生活在抽象的、文字的、资料的世界中，对真实的、复杂的、变动的现实生活缺乏应有的关切和掌握。约翰逊一语道破天机：“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別人考察得来的事实。”
变态的人格源于虚荣心受挫后的怨恨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圣经，也是一道紧紧套在数十亿人头上的“紧箍咒”。尽管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种预言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但在中国，直到今天，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它仍然高倨于中国宪法的序言之中。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均提到要“特别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在共产党“党内修正主义”派别中，有人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以纠正过于残暴的毛泽东思想，也有人企图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挖掘符合人道主义的部分。然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一体的、一脉相承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用约翰逊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且由马克思主义主义政权的实际行为所不断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一种投射。”
在人品上，马克思是一个冷酷、自私、阴险的小人。他和每一个交往的人吵，除非他们接受他的完全支配。马克思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晚年抑郁而终，并导致与母亲彻底决裂。他的许多时间都用于巨细靡遗地收集政治对手的资料，并不惜向警方告密；除了与之臭味相投的恩格斯之外，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其他朋友了。一位普鲁士警方干员在一份关于马克思在伦敦活动的报告中写道：“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则评论说：“马克思不相信上帝，倒是很相信他自己，并且要每个人都服侍他。他的心所充满的不是爱，而是怨苦，他对人类非常缺乏同情心。”
文如其人。对于马克思的文风，约翰逊指出：“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氛围中，这些言词暴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成激烈的争吵，有时还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马克思对暴力乃至恐怖主义有一种变态的迷恋，在一份对普鲁士政府发表的宣言中他写道：“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不会掩饰我们的恐怖手段。”马克思还曾写道：“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要驳倒敌人，而且要消灭他们。”这跟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大亨本·拉登的豪言壮语何其相似！
尽管得到恩格斯的慷慨资助而衣食无忧，但马克思生前并未获得他企图得到的名誉和地位，他的生活中充满挫折感和沮丧感。这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心存仇恨和怨愤，这就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落榜后要大干一场的心态一样。约翰逊评论说，马克思从未取得足以发动大规模革命的地位，他把被压抑的怒气转移到他的书中，这些书总带着一种决不妥协与极端主义的语气，“不久之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以极大的规模，实现了马克思心中的所感受、其书中所激发的暴力”。
在这种心态下撰写的著作，必然缺乏基本的理性和客观性。正如波普所说，马克思告诉工人阶级只存在一种改进事情的方式，即彻底夺取政权的方式。然而，他忽略了民主的一项实际上很重要的职能，即民主能够制衡权力。因此，波普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尝试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马克思比薛蛮子更道德吗？
网络意见领袖薛蛮子狎妓被抓，中共官媒如获至宝，连篇累牍报道并大肆批判。左派文人孔庆东、黃纪苏也摇旗呐喊：看哪，这个拿美国护照的家伙，照样被关进了看守所！“五毛党”领袖、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更是在微博留言中泄露了国家机密：“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稅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网上则有人借薛蛮子事件论及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一段故事：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因而提倡“进德”，成立“进德会”。蔡元培将“进德会”的等第分为三种：甲种会员须遵行“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须遵行“五戒”；丙种会员须遵行“八戒”。当时，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爱逛红灯区“八大胡同”，拒绝加入“进德会”。后来，陈独秀嫖娼之事被记者报道，北大遂解除陈的职务。第二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可见，中共的创立，源于陈独秀嫖妓这一偶然事件。
不过，拿陈独秀来为薛蛮子开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中共党史上陈独秀是一个被驱逐出党的叛徒。但是，看看约翰逊笔下马克思的私德，人们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启发：马克思常常出没于烟花柳巷，甚至连家中的女仆琳蘅也不放过——既然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当对无产阶级代表之一的琳蘅怜爱有加。琳蘅为马克思生下一个儿子，是马克思唯一活下来的后代——燕妮为马克思生下的四个女儿，一个夭折，一个早逝，两个自杀。然而，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却被马克思丢给恩格斯为养子，自己从未尽过父亲的责任。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倒成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不过他并不知道父亲是谁。马克思的专制和冷酷毁灭了他自己的家庭，而马克思主义将毁灭千千万万无辜者的家庭。奉马克思为教主的共产党当局，有什么资格围剿薛蛮子呢？说到道德，马克思难道比薛蛮子更道德吗？
私德固然不是对一个人作出全面的、最终的判断的唯一标准，但对于那些口口声声强调道德、正义、崇高、爱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揭穿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真相是必要的。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除了革命导师马克思以外，布莱希特、罗素、萨特、海明威等赫赫有名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极权主义振振有词的辩护士和宣传家，而且长期玩弄女性，性生活紊乱，私生子众多。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用中共《人民日报》给薛蛮子的定位“对嫖娼和聚众淫乱几近痴迷”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
说到底，共产主义是一群失意知识分子的虚荣、伪善、野心、贪婪、仇恨等多种负面人格的产物。以追求至善之名，却带来最深重的罪恶。在通往乌托邦理想国的道路上，却是无以计算的纯真者的残骸。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已被抛进历史垃圾堆，在中国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中国告别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天来临时，全本的《所谓知识分子》就能在中国出版，而中国人也会欣然接受历史学家理查？皮佩斯在《共产主义简史》一书中的结论：“共产主义不但是一种企图建立假宗教的假科学，还希望藉此建立一个缺乏弹性的政治体系。由于它实在无法自我解释那些错误的观念，只好被迫放弃这个幽灵。如果说它还会再度复活的话，那不仅是对历史的蔑视，同时将是我们付出另一次惨痛代价。”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