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制度把某一群体、某一阶级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难上,那么,这种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以赛亚·伯林

阮铭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四年之后,我也选择了离开。我离开的二零一二年的中国,比阮铭离开的一九八八年的中国更加不堪——大国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污染,人性败坏,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产党正在转型为纳粹党,法西斯主义露出了尖锐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铭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辈的人物,他在回忆录中条分缕析的流亡之路,于我而言,未尝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书。英国作家沃(Evelyn Waugh)认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热爱自由并追寻自由的人啊,哪一个,不是走在放逐与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邓小平道路跟毛泽东道路有多大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阮铭曾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身边工作过,并参与起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密辛,对毛、邓两个时代都有深切体认,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扎实的代表作《邓小平帝国》。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旗帜与道路,暧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为习近平向毛泽东鞠躬的举动而欢呼,右派为习近平向邓小平致敬的行为而叫好。于是,左右逢源的习近平,赚到的金山银山比青山绿水还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评,也不值得我给予任何一句评价。而所谓的“右派”——或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改良派、宪政民主派、普世价值派及自由主义者们——一厢情愿地为新君唱赞歌的表现,则让我大跌眼镜,禁不住有话要说。人们看到习近平重走一趟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线”,就把习近平看做是又一颗“大救星”。然而,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真有本质的差异吗?真是针尖对麦芒吗?

惟有读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铭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个时刻,更需要读一读他的有关着述,包括这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在阮铭看来,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叛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义者”而已。在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一“核心利益”方面,毛与邓并无二致。胡耀邦与赵紫阳从未有过取邓小平而代之的意图,邓为何要罢黜胡、赵,转而选择江泽民为接班人呢?阮铭分析说:“邓小平只是在开创改革大业时,才需要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有新思维的开创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邓小平担心的正是开创型新领袖的新思维,会改变他邓小平帝国的旧路线,特别是他”绝不能让“的政治思想领域。它需要的正是另一个”华国锋“,遵循他邓小平的”凡是“永远不变。”这个看法如老吏断狱,切中肯綮。此后的胡锦涛、习近平都算是“盗版的江泽民”,才可能被此种“优败劣胜”的体制选中而上位。

习近平强调,“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都是共产党的荣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邓是共产党体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邓一命;而邓执掌大权之后,果然保留毛泽东纪念堂、天安门毛像以及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毛、邓的治国之道虽有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却都是“铜墙铁壁”。

这一点类似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异同。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论及西方对周恩来的误解。很多西方人认为,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周代表的是“好人”这一边。但李洁明清楚地指出:“周恩来是个强悍、坚贞的革命党员,过去曾有过动用暴力的纪录。他之所以开启和美国沟通的管道,并非因为他喜欢或欣赏美国人,或是美国的制度,而是因为中国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苏联的力量。”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是要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为拯救共产党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内部,仍有那么多人对邓小平的崇拜五体投地,甚至为习近平倾向邓小平多一点而祈祷。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写的关于邓小平传记,甚至为“六四”屠杀辩护——傅高义曾经当过阮铭在哈佛访学期间的房东,却不曾吸纳阮铭对邓小平鞭辟入里的批评性看法。

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吗?

阮铭以海外流亡者中的“乌鸦”自诩,虽然这个名字是别人为他取的,他本人却甘之如饴。从这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参与过一些海外民运活动,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美国各大学和基金会之间,读书、写作和研究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动的弄潮儿,只是偶尔涉足其间,不小心打湿了鞋子而已。

没有人喜欢听乌鸦的声音,没有人喜欢听批评性的言论。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的路越走越窄,不仅几乎在西方主流社会销声匿迹,也基本不受海外华人社群的认同和欢迎。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与组织,享有清末时康梁、孙中山的那种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与经济崛起的中共政权相比,确实实力悬殊。但是,反省与检讨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评意见都不愿听取,而是热衷于“抓特务”的游戏,民运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差别呢?

在这本回忆录中,阮铭对九十年代初期民运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之下潜在的败相已有所觉察。他写道:“讨论到”民阵“的组织属性,会上的”三巨头“,陈一谘和万润南两位”实力派“领袖一个代表”体改所“派、一个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倾向列宁式政党.”用共产党的模式能战胜共产党吗?既然你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了,为什么还要反对它呢?短短几年之间,阮铭又发现:“无论乐观的旧梦、悲观的新梦,都是不愿或不敢直面现实,丧失了民运前进的目标。而愈无目标,愈内斗;愈内斗,愈无目标。没有了理想的追求,争斗的都是权和钱.”毛的斗争哲学深入到每一个反对共产党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书中有几处涉及作为流亡者群体的精英组织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内部分歧与兴衰史。书生的争斗,亦堪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与好几位当年的学社成员是交往颇深的朋友,对学社的历史与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并不完全认同阮铭对诸多人事、理念的纷争与纠葛的判断,但我觉得,学社虽小,可作为透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化的病症的一个标本,也可以作为分析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个案。所以,阮铭书中披露的部分内容,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渊源更为深厚的苏晓康,在《离魂历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学社当时的光景:“普林斯顿收留的‘精英’、名流,因为不懂英语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团,遂成一‘中国城’,派对每周必有,还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风采》。没有谁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却常常要办学术讨论会,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惭,预言中国,还都会侃几句文化;否则怎么叫‘访问学者’?”老实说,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皇帝的新装,谁也不敢戳破,戏还得演下去。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可是这些流亡者的心灵真的得到了自由吗?未必。苏晓康感叹说:“这班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拥有一辆破车和不再拥有崇拜者之外,仿佛并没有生活在美国。”若非经历生离死别之劫难,苏晓康的自我反省与解剖,又岂能如此痛彻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开端

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的时候,阮铭本是想暂时出来透透气,未曾料到次年发生了“六四”惨案,从此便有家难归。这本回忆录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国的生活,美国的大山大河,在其笔下妩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状态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两不厌”。对于接纳无数流亡者,让他们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说的美国,作者充满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并非“惟美是从”,对于从老布什到乔布斯等向中国暗送秋波、“与狼共舞”的美国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评。

阮铭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狱里,三分之一飘泊在地狱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来,不知道要快乐、幸福多少倍。阮铭离开中国时,已五十七岁,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龄。但在这本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种化不开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绪。二十多年来,阮铭着述十余部,在美国和台湾的大学开课数十种,紧张、忙碌、充实,开辟了堪称“笑傲”的“人生下半场”。思想家伯林说,流亡是一条康庄大道,阮铭当有同感。

所以,就连失去中国护照和中国国籍的那一刻,阮铭也轻轻写来,一笔带过:“中国领事馆的答覆是拒绝延期。我问为什么?回答是:”政府不满意你写的文章。“我再问:”难道文章观点不同,就可以剥夺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这个我们不能回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这样,我就成了无国籍的漂泊者。”此刻,并无斑驳之血泪,更没有地动山摇之痛。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家国情感可谓“千年一贯”,如棺材盖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阮铭却能做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从美国到作为美丽岛的台湾,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园,何必对那个早已沦为烂泥潭的中国牵肠挂肚呢?比“叶落归根”更高的价值,是与自由为友、与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错,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国家和制度的错。英国历史学家理查?皮佩斯在《共产主义简史》一书中指出:“为了追求全体一致,共产党政权使用了流放与监禁等办法,企图让那些无法与其一致的人保持缄默,但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与创造精神。其结果是,由于能存活下来的通常是最依赖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创新行为几乎无法出现;因此,既然共产社会无法让最好的人才留下来,日复一日地陷于困境也就无可避免。”一个被土匪绑架的国家,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我只能预测,哪一天,睿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流亡他乡;哪一天,中国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乡。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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