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5-07

率真个性

先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人处事的圆滑和环境的钳制,率真和透明的近乎于孩子,绝对具有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因为他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都会站出来抱打不平,性急之处撸起袖子干仗都时有发生。他最见不得以权势压人的“学霸”、“学阀”,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建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物质暴力”和“心理暴力”的双重控制下(别尔加耶夫语)语言、思维、考虑问题的方式早已被“四S哲学”(Submit顺从、Sustain承受、Survive幸存、Succumb屈服)改造得可以,往往自己不自觉地自我约束。

先生却是一个很少的例外,当年他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大,后来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看不惯郭沫若和于立群对待副院长吴佑、陶孟和的颐指气使,屡发牢骚而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又离开科学院,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左的赵先生又因发表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被打成“右派”,从山东大学被发配到兰州。

但是多年以来先生“不接受教训”,一直保持着想说就说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鲜明的个性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说,他比年轻时候狡猾了许多,文章的风格也表现为胆怯,凡事想说又不敢说,又不甘心于不说,文风就表现得曲折了。

先生的率真还表现在从来就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挫折,对自己的经历既谈过五关斩六将也提走麦城,对别人的批评、对学术观点的争论都毫无掩饰,他在不断的更新自我中对自己过去的评价都十分犀利。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学联骨干,曾与姚依林、郑天翔、王瑶四人发起“抬棺游行”,抗战爆发后他与北平一批革命学生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装,担任营教导员。

建国后一般人说起这种经历都会津津乐道以为荣耀,如果在其中栽了跟斗则会引以为憾乃至引以为耻,但赵先生谈起当年事只是作为有趣的经历,一副平常心,无所隐讳也并不夸耀。说起在中条山打游击,他坦言自己很胆小,枪一响吓得腿肚子发抖,不是沙场建功的料。到了延安又回到西安,则是因为先天具有“自由主义性格”,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纪律,在延安呆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先生一直保持左派思想,并不认为当年投身革命是错了,但也决不遗憾自己重归学林是不对。“投笔从戎乃血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人”。他评论自己“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这些年来,“受客观与主观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学园地的一朵寒葩”。

先生作为老左派,在国民党时期作为反对派并不奇怪,而在“左派”得势时他更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女儿惨死,自己“失业”,九死一生,几乎魂断夹边沟。到了改革时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谓否极泰来,达于事业的高峰,可是他照样愤世嫉俗,痛恨时弊,可谓永远的批判者。不能说他的批判都是对的,但这种批判精神,在我们这个除了“奉旨批判”几无异端之容的国度,实在难能可贵。“学宗马列为求真,岂料违时竟渎神,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快人快语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刻。其一是当时全校闻名的“研究生答辩风波”。1978年先生复出后带的第一届研究生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基础课、选修课讲授辅导全由先生一人包揽,一幅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的架势,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为倾注了全部心血,赵先生对膝下的“七只九斤黄”,十足地像“护犊子”的农村老太太,看着他们眉里眼里都是笑,对他们的进步和特长更是充满了鼓励赞赏,先生的口才好,语言又形象,直率的夸奖却引来了一些教师心中的不快和妒嫉。

我们第一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最大的重头戏,基本上从一进校开始大家就着手毕业论文的准备,到论文答辩时个个都拿出了如同专著一般的长篇大作。但是听说那一年有一个规定,硕士授予率只能达到毕业研究生人数的60%,也就是说甭管论文多么优秀还是有一批会被无情地挡在门外。这项规定成了那些憋足了劲要找赵先生“九斤黄”好看的教师手中的“生杀予夺”的权力。

恰好这次担任中国史研究生答辩主席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著名学者,我们都知道赵先生在“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上与这位先生有分歧。对赵先生请这样一位学术见解与自己相左的人来主持答辩,在佩服先生的坦荡胸襟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当已经有了默契,既然能请他来,先生一辈之间的学术论争应当不会殃及学生。

但没想到心无芥蒂的赵先生根本没有与这位客人做什么沟通,而本系参加答辩委员会的某些教师却极力迎合这位客人的学术偏好,并顺着这些偏好给那几位师兄设计“绊子”。就在中国史师兄们信心十足准备答辩的同时,准备着实“卡”这几位赵门弟子一把的教师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资料室就看见参加答辩的某教师手捧着师兄的论文逐一核对史料寻找纰漏。

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论文答辩是个什么阵势,答辩的时候挤满了各级的研究生和77级本科生,以至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听众,上场的师兄刚开始还胸有成竹地宣布“科学的入口就像是地狱的入口”,但后来就架不住几个答辩教师一番番地唇枪舌剑轰炸,一个个用放大镜去挑瑕疵,顿时大汗淋漓,空气极为紧张。赵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嘀咕说,这哪里是答辩学生,导师也同样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样子真的要把我们送进地狱的入口了。

最后可想而知,这位师兄的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赵先生很是愤怒,但他罕见地没有发作,而是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后续的答辩。结果那位客人一连等了两个星期硬是不见下文,只好悻悻而返。

这次赵先生的“七只九斤黄”只有三个拿到了硕士学位。虽然当时初次授学位普遍比较严,但这么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见,从那几位师兄的资历(都是文革前老大学生)、当时的论文水准(应该说不亚于现在一般的博士论文)和后来他们的学术成就看,如此苛刻显然有失公平。

事后谈起,大家觉得赵先生未免太天真,请来自己的论敌又无任何私交,就让他“主审”自己的得意弟子,显然是相信他会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过,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导致如此意外结果。赵先生伤心之余,从此一连数年拒绝再招研究生!而那几位师兄也有幸成为先生仅有的嫡传弟子了。

还有一次我给赵先生去送一篇文章,正碰上有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在赵先生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谈到了一些先生不喜欢的人,先生误认为这位教师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用山东土话跳着脚地骂起来,火气之大差点能把房顶掀起来,谁劝也劝不下来。我可算真正领教了赵先生的脾气。但事后赵先生知道冤枉了这位年轻教师,又是写信道歉又是当面检讨。

赵先生就是这样,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对人不留情面,不考虑“关系”更不会搞小动作;对己也不饰非,责己严于律人。不相知者谓先生脾气大,深知者谓先生有童性而无心计,其实可爱可敬。

还听先生讲过的小事。一次先生在苏州讲学时,去邮局寄书,因为人多排了好长的队,快到先生时,柜台的工作人员硬要先办理排在后面一位老外的业务,名曰“外宾优先”。

因为先生还要下午赶回去上课,就动了脾气,把那一摞书往柜台上一摔,说既然排队就人人遵守这个规则,“外宾优先”你为什么不另给外宾开一窗口,或者挂一块牌子注明呢?又用英语对后面的老外讲了这个道理。

老外很明事理地认为,这里只有“顺序优先”,两人用英语攀谈甚欢,营业员见状只好按排队顺序来办理。这些小事都能反映出先生率真的性格来。现在的社会人人老于世故、城府高深,像赵先生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赵先生与师母高先生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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