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7-07-22

——“解放区”的下层造反

这样的“革命”生活到1967年2月“夺权”之后便结束了。1966年冬蜂起的群众组织,到“夺权”时便进入了“大联合”阶段。当时“盾牌兵”之类的“老保”已经崩溃,“造反派”的大批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然而“造反大军”夺权之后立即发生内讧,“广西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等联合“工总”内部的反对派在解放军广西军区支持下砸烂了“工总”,并引起了其他一批造反派组织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以原各“老保”组织成员为基础成立了被称为“新保”的联合组织“无联”。“造反大军”与“无联”形成了初步的对峙。接着由于军队介入、领导干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来”造反,局势更加复杂。“大联合”很快变成了“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并最后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

这期间,“造反派”内部在工总问题上的分歧得到弥合,而他们与广西军区的关系却急剧恶化;被称为“保皇”的“无联”由于得不到军区的支持,不久便被冲垮,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很快又在与“造反派”关系恶化的军区的支持下重新联合起来。

到了1967年四五月间,以《广西日报》社事件为契机、“广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军”的力量为主)与“广西联指”(以原“无联”的主要力量加上在军区支持下由“造反大军”中分离出去的部分力量联合组成)这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这时“杂牌军”大多已不复存在。一是因为“夺权”以后的掌权者已不像那见人矮三分的原校领导那样是个山头就认,他们以反对“经济主义”为由,对不附己者不给房子和物资经费;二是在各主要组织分别参与发起组建两派阵营之后,被抛在一边的“杂牌军”迅速分化,由于不是成“建制”地发起加盟,他们中间甲亲此派,乙亲彼派,意见难于一致,很快趋于瓦解。

南宁四中的无数个组织到4月间便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广西两大派在四中的基层组织:“广西联指”的四m中“三•七”战斗团与“广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联”。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血统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

这个时期我的“革命”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我不再能与几个“小伙伴”一起以小山头的名义自主地说话了,四中革联这个大组织自然是高年级学生说了算的。何况作为广西“四•二二”的基层组织,他们本身也要受总部领导——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总部与基层组织的关系都逐渐科层化、制度化乃至军事化了,再不像“主义兵”那样任凭“四中分部”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

但我的“革命热情”却并未减少,因为这时虽已没有了自立山头“办报”的乐趣,却多了另一份刺激:随着“派战”的日益升级,“革命”一天天地显得悲壮起来。如果说我对“主义兵”的热情主要出于好玩的话,那末我对四中革联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

南宁四中位于“联指”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行政机关区,四中本身又是军区在南宁搞的两个中学军训点之一,正规军人组成的军训团进驻我校掌握权力,实际上是对四中实行了军管。而军训团是完全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

广西在文革时是一个特殊的省份。在其他省份,大大小小的造反派或多或少都掌过权,但在广西,他们从来没有得势,文革前的一把手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仍是一把手,这在全国是唯一的。可能是因为韦国清和越南有密切的关系,中共为了维持和越南的关系,是保韦国清的。因此,广西对造反派的镇压非常残酷。

因此如果说在南宁全市“四•二二”居于劣势的话,那么在四中,“革联”就处于更严重的压力之下。武斗一起,我们就无法在校园容身,不得不走向社会,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谓“解放区”参加各种活动。因此,如果说在“主义兵”时代我们日夜在校园里“革命”的话,那么到了这时,我们就更多地接触了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感触滚滚而来。

我最大的感触是市民“造反”与我们这些学生的“造反”截然不同。当时,长期在野、一直承受很大压力的“四•二二”一派在南宁控制的地方,除广西大学等高校与因历史原因(由于紧挨《广西日报》社而在“4•22”报社事件中成为“火线指挥部”)而成为“四•二二”总部所在地的孤立据点区展览馆以外,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如解放路、新华街、上国街、西关路等处。

这里房屋老旧,好的是古老的“骑楼”,差的则为砖木结构陋房乃至棚户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层社会视为“情况复杂”的“藏污纳垢”之地。

“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明显淡化。在我们校园里,指斥“走资派”及本派对立面一般都是列举其离经叛道的“三反”言行,并以本本上的叙述为依据而力证其非,只要“证明”了他是“异端”,就可以对他“造反有理”了。

然而在上述“解放区”里,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诸如某某领导欺男霸女,某某官员挟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负屈莫诉等等。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向: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南宁在“文革”前就安排过不少知青到农场)。这些人“文革”中纷纷诉说他们在乡下受到种种欺侮。

“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出乎我的想象。一般都认为“造反派”是极左的教条主义信徒,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解放区”的中心“水塔脚”地区赫然一片在工棚式临时建筑中开业的私营餐馆,号曰“南疆饭店”。这大概是“三大改造”之后城市中从未有过的经济景观。

临近街巷中,摆小摊的、江湖买药行医的、兜售各种自印奇方秘诀的、甚至算命的与赌博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后来军区、区革筹与“联指”大举摧毁“解放区”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说那里隐藏着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组织,到1983年“处遗”(这是广西特有的政治词汇,指“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纠正“联指”一派掌权后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与派性问题),这个案子已经查明为冤案。

其实现在想来,政治性的“反共”组织固然莫须有,但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着不认同现体制的江湖黑社会团体却是有可能的。

当然,在“解放区”里也存在着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的象征,这主要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该组织在南宁航运分局占绝对优势,邕江上的主要船队,包括当时广西内河最大的客轮“桂宏号”等在内,都控制在航运工总成员手中。

当武斗初起,工总在航运分局的陆上据点被攻占后,该组织便“全军”转移到船上,开到“解放区”濒临的邕江大桥至朝阳沟口江段,锚泊江心。入夜后江心的船队灯火璀璨,绵延数里,蔚为壮观。

有了这支“海军”,“四•二二”在一段时间内便拥有了“制江权”。在武斗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时,航运工总进可派出“陆战队”上岸作战,退可避至江心使“敌军”徒唤奈何,“联指”对此十分头疼。但热兵器大战开始后,毫无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队变成了“联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几乎全部被毁,而建国前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邕江航运力量也就在战火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在尊崇“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风气下,南宁航运工人几乎一边倒地向着“四•二二”,这一点曾颇为鼓舞我们的士气。“四•二二”的工人力量当然不止航运工总这一支,在广西铁路的枢纽、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铁工机联”的力量就不亚于“航运工总”。不过柳州远在天边,南宁的大工厂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内“解放区”能感到的产业工人的支持主要来自航运工总。

但“联指”的人却有种解释,说南宁的水上航运业是自传统的个体船主群体经公私合营与合作化改造而来,不像工厂工人是正牌的产业无产者。邕江上的航运工人因而有个体船业与疍民色彩(两广地旧时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社会群,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习俗与群体认同,构成一种亚文化群,传统上受陆上居民的歧视,过去甚至有人把他们视为汉族以外的一个“民族”)。

言下之意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算不得“四•二二”的光荣。我参加过“四•二二”学生组织与航运工总的联欢,在交谈中感到他们与“解放区”的居民一样,对“造反”持有与学生不太一样的、非意识形态的理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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