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改革”这个观念与任务，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
1978年12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11 届3 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讲到：“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个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引自1982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8 页）在这里，邓小平讲的是经济管理工作的改革，以后发展到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提出了修改宪法，使我们的宪法“能够切实保障人民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引自同前书473 页—493 页）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开端。以后，他还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理性上说，他懂得：“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巩固和完善。而且，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同当时在党政第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主要领导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长期形成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和迷信武力这几种情结常常使他的理性认识和实践活动发生矛盾，加上，他又受到一批“左倾”保守势力的包围，以致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一再地从动摇、退却到限制、压制。
最先提出“全面改革”并且始终坚持的是胡耀邦。
1983年1月20日，在有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们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首次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是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又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根据耀邦的讲话稿）
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任务和方法，而且提出了衡量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准，而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同9年以后流行的“三个有利于”相比，又超越了经济决定论和“富国强兵”的国权主义。可以说：这是在中国实行全面改革的一个初步的、正确的纲领。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在《一九八三年风云中的耀邦》一文中说：“报告前一日，耀邦和小平同志作过一次谈话。……据耀邦夫人李昭回忆，这个报告稿子先请邓小平同志看过。”（引自1999年凌天出版社出版的《怀念耀邦·第一集》272 页）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3年2月12日发表的《春节祝辞》中，及时配合耀邦的报告，讲道：“我们要在经济领域和其他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三位主要决策者对全面改革的态度在当时是一致的。可是，这个正确决策却遭到左倾保守势力疯狂地反对和阻挠。
据秦川回忆：“二月十六日，旧历正月初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把我和王若水副总编叫到南长厅他的寓所，反复告诫我们：‘中央的某一次会议，领导人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要急于宣传，不能作为宣传中心。’唯恐我们不明白其中奥妙，乔木干脆点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秦川又讲到，“胡乔木谈话不久，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报社一连接到上海等几个省市同志打来的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上午，我急忙到书记处，见到习仲勋同志，就拿昨晚电话的事问他。习仲勋说：‘昨天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同志对耀邦同志的工作和在一些地方的讲话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作为老一代领导人，对耀邦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我认为是很正常的。……’我忙问‘小平同志讲了什么？’仲勋同志说：‘小平同志没有讲话，只说了一句’到此为止‘。’习仲勋同志的声音颇有些激忿：‘耀邦同志也不清楚力群同志到底传达了些什么。马上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乔木建议的。’”（引自前书272 —274 页）
秦川的后一段话，讲的比较隐约，读者不容易看懂。我估计是由于当时习仲勋还健在，他要保护仲勋同志。现在，仲勋和秦川同志已经去世，知道和听到那个历史事件的还有不少人，是应该公诸于世了。
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说：胡耀邦作了全面改革的报告以后，胡乔木反对在报纸上发表，也反对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耀邦迁就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岂不会形成一段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不许发。二月中旬后期某一天，并未承担组织高层会议职责的姚依林突然通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陈云发言，不指名地对胡耀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 ，陈云主张4% .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速度超过了7% .二是，反对全面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生气地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当时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计划和做法，是拨乱返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实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批评以后，耀邦表示，陈云同志对我的批评，我要认真考虑（不一定是原话）。其他人没有说话，邓小平只说了：“战绩还是主要的”和“到此为止”。陈云发言以后，离开会场去洗手间或休息室，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等人也跟着出去了。陈云等人回到会场以后，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无人响应，当然也没有作出决定。可是，胡乔木竟然十拿九稳地对耀邦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泄气。”
邓小平说了“到此为止”。可是，左倾保守份子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李言年，当晚就把邓力群传达的记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第二天，《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传达的记录本送给习仲勋。习仲勋找邓力群谈话说：陈云同志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小平说了“到此为止”，会议也作有做出向下传达的决定，你为什么向下传达了？邓力群说他没有向下传达。习仲勋拿出李言年和林钢的两本纪录，邓力群只得承认他考虑不周。
批胡会后，不知是谁，竟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发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到书记处去问习仲勋：开什么会，是不是要解决耀邦的问题？习仲勋说：“我不知道。”立即找胡启立询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以逼总书记下台为实际目的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和做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宫廷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反而变换形式，继续进行他们反对全面改革和反对胡耀邦的活动。以后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的。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说：“有人用封建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语中的，非常深刻。
胡耀邦始终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他的思想日益成熟和深刻。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12 届6 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通过）之中。由于邓小平的坚持，这个决议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去，也不得不沿用一些在中共长期流行的老的观点和语言；同时也提出和阐述了一些可以称之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例如：
决议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里明确规定，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坚定不移地进行，而且要互相配合，协调发展。这就使全面改革的内容更加集中，更加明确，而且上升到体制问题上来了。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在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作出这样高的评价，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法制，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这里，对法制的内容和任务的提法，也是一种创新。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法律体现国家意志，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
关于精神文明，决议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决议指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决议还要求：“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上这些规定，都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的精神。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在全会表决以前，就取得邓小平、陈云的同意，后来又经过中共12 届6 中全会表决通过。可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耀邦离职以后，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坚持全面改革。例如：1987年11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确立的六条指导方针，第二条就是：“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第三条是：“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五条是：“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第六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如“实行党政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坚持差额选举制度”、“建立人民申诉制度”等等，都是实质性的民主改革，而且已经付诸实行。这个报告虽然还不可能确定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但是，报告中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
由此可见，在“全面改革”这个问题上，胡耀邦和赵紫阳始终是一致的。
自由圣火2005年12月15日（半月刊/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