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雁塔 2018-04-09
1905年革命是自由派唱主角。LN曾说，“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而其他反对派都没有这种号召力。
俄国自-由主义建党时间虽然比社民党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著名思想家，在建党前就翻译出版过大量著作，这使自-由主义思想在城市里还是很有影响的，更由于其“温和理性”的形象在合法斗争领域处于有利地位，因此立*宪党一成立就发展很快，曾一度成为俄反对派阵营中的“老大”。
然而到俄国第三次革命来临时，自由派却没有了立足之地，其主要原因是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不愿意追随“民粹主义化”浪潮丧失了群众。
首先，是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尴尬。如LN所说：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解散杜马，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强行推行了有利于上层的“大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勇敢、彻底”的程度让此前一直宣传经济市场化的自由派无事可做了。但是在政治上却又使出铁腕手段，封杀立*宪党人的声音，因此让拒绝采取暴力方式的自由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在一边是“为富不仁”的改革派专制政府，一边是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夹击下，自由知识分子左右为难。社会情绪趋于两极化，“中左派”思想基础渐失。面对一边是“不公正的伪竞争”的迅速发展，一边是“反对肮脏进步”的平均主义情绪广泛蔓延，自-由主义很快发生分化，组织涣散、派别迭出、观点分歧、内讧不已，影响力急剧下降。
别尔嘉耶夫等人从左到右趟过了俄国思想界的各个阵地，最后无奈地在“文化保守主义”找到栖息地。他们对“暴民”、对铁腕寡头都很失望，于是脱离社会变革的现实，埋头整理“国故”，孤芳自赏的进入形而上领域。在革命中大量的无政府主义非理性行为释放出来，使这些原来倾心马克思主义逻辑力量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始料不及。
他们对革命政党的“不择手段”感到不寒而栗，对沾着人血馒头的暴民政治的本能警惕，对来自同道的政治投机而心灰意冷，对政治斗争诡谲凶险产生退意，对俄国民主派深感失望，对普加乔夫式农民暴动的反感，这一切让他们无所适从。
他们憎恨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和乏味、更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恐怖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看到暴民政治的狂潮吞噬文明，于是他们无奈地选择逃避现实与“此岸世界”脱离，遁世成为拯救灵魂“内在论”的宗教哲学家。
另一部分经济自由派，在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因分得一杯羹而转为“秩序”的维护者，进入体制内变成了专制政府的共谋者与官方话语解释者。剩下的人文自-由主义的力量大为削弱。
其次，立*宪党原价值理念的“坚定派”米留可夫等人虽然与上述两部分人不同，继续高举着反对派的旗帜，但1905年革命中的“打、砸、抢”给他们留下太深的印象。让自-由主义者感到，革命斗争不能搞摧毁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这样做的代价太大，甚至会使所有的阶级同归于尽，会把以前积累下来的文明摧毁。
另外，自-由主义的行动能力很差是人所共知的。杜马锻炼了一批嘴皮子溜溜的“演说家”。他们是喜欢站在杜马讲坛、站在公园或纪念碑下亮相的人物，他们具有能让群众发出“乌拉”的动员讲演天赋，具有激昂的情绪、饱满的热情、滔滔不绝的口才以及煽动性的手势，但是运作能力与应变策略明显不足。
自由派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导，对革命他们起到了孵化作用，但是又被革命的非法制化行为所吓倒。他们发现历史舞台上演绎的并不是期盼当中的文明更递，而是对已有文化的践踏和法制的丧失殆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面对沙皇的反动和人民的无序，他们陷入了不知所措进退维谷。
于是米留可夫就像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抛物线，从1905-07年的立场上开始向下落，向右转，希望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不再提“左翼”之类的话题。
在经济问题上米留可夫无法比斯托雷平更“彻底”，在政治上既不赞成暴民革命又反对村社复兴运动，便陷于一种彷徨的境地。当这个政党“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决定性影响时，在人民眼中它就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已经与“秩序主义者”无甚区别。
立*宪党由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到不喜欢革命，进而变成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些人就显得多余了。
第三，米留可夫等在追求立*宪方面虽然号称“坚定派”，但在民族主义方面似乎更“坚定”。米氏虽然对沙皇政府的态度较强硬，但是一战爆发后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占了上风，他常常告诫自己一派的人士，非常时期不与要与“战时”政府作对。年仅16岁的儿子被他送上前线，很快就阵亡了。
1915年沙俄在战场上遭到重大失败以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变策略，把对革命产生恐惧感的自-由主义者吸收进体制内部来管理国家。这些自由派分子在得以伸展政治抱负同时，都主张强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主张以加强国防来防止革命，主张以汲取管制能力来保证战争，因而形象一落千丈。
1914-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形势图
自由派对俄国战场失利总结的原因是指挥无能、秩序混乱，后勤保障不足，因此要“拧紧螺丝帽”，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他们对战争结局的要求是：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如果不那样做就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已有成果的倒退。
而LN一派看到俄国人普遍厌战，军事失败更瓦解了军队和后方的士气，于是大力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把此手段作为打乱沙皇部署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布尔什维克“号召军队当逃兵”。
沙皇尼古拉二世（右一）在火车上宣布退位
在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上，立*宪党的态度受三个因素制约：第一，他们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是大地主。米留可夫说“不可否认，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由立*宪派地主组成的强大派别”，屁股决定了脑袋。
第二，从自由派理论出发，他们认为破坏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将会引起私有权原则的动摇。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土地“只能在私有权原则的基础上转交给劳动群众”。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他们虽承认土地是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但是“在农民士兵仍在前线的情况下，实行分地会动摇军心”。在战争条件下触动在前线战斗的军队指挥阶层的利益，会对战局和政局产生严重影响和导致普遍的无政府主义。
自-由主义倡导的民族主义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在和激进主义的赛跑中落下阵来。虽然自由派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但由于害怕战时社会变革会动摇军心，“一切都要为战争让位”的思想被激进主义钻了空子。
由于战争期间政府对改善人民生活无能为力，导致紧张的局势、震荡和危机进一步加剧，使人民更愿意追随那些轻易许诺的政党。别尔嘉耶夫坦诚：自-由主义之所以衰落，“是由于脱离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只是在文化精英中进行的”。
第四，1917年革命情绪高涨和社会情绪极端化，使所有的自由派政党中只有立*宪党凭借其领导1905年革命的资源，还可以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有评论家说“到1916年就已经清楚地看出，右翼分子，除了立*宪民主党，在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丝声望。”于是这些人纷纷借立宪党的名义说话，而该党领导在“大战当前，民族利益唯上”的思路下，开始与右翼自由派勾勾搭搭。
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分析道，社会情绪的左倾化，立*宪党原本是自-由主义的左翼，1917年则变成了“当时所有比它右的政党的仓库。立*宪民主党没有发现，它的队伍正在被从右面淹没”，因此这个1905年时的“中左”政党到1917年获得了俄国最右政党的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俄国政治识别系统的调整。
加之二月革命后俄国所有政党从人员构成上有一个“向左倾斜”的互换过程，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立*宪党投向社会主义政党，而原来站在立*宪民主党右边的“十月党”、“进步党”人纷纷加入进来，以及沙皇的“拉拢”政策，使其队伍中官员人数大增，它从知识分子的政党变成了各级官吏的政党。
在党的成员与社会基础已经变化的同时，该党的领导人如米留可夫等在1917年初却仍固守原有的思维惯性，缺乏政策调整的灵活性。作为曾经与社会主义有过协作关系的自由派，迟迟没有察觉最大的威胁会来自左面，最后意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并不是一个连续的主体，它在八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只有第一届临时政府可以称其为“自-由主义政府”，立*宪民主党有5名成员进入政府。总理是留里科家族的第31代传人，被人们称作“红色公爵”的——李沃夫。
这五届临时政府的特点是“无所作为”和“权力恐惧症”。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确切地说他们患的是“责任恐惧症”，既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又无法解决当时严峻的战争问题，过分依赖立*宪会议、没有制定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和纲领，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
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兵权，这几届临时政府曾想到要控制局面，控制社会“无序化”，但是他们在“革命护国主义”的前提下不敢触动军队怕扰乱战争进程。
从二月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就只听从苏维埃的调遣，发展到十月，不愿作战的军队按兵不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只服从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临时政府与地方上的行政联系中断，一大批省市都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自治辖区，总罢工造成的瘫痪使临时政府更加无能为力了，变成了政令不出首都的“空头政府”。
由于上述原因，当第三次革命大潮来临之际，这个在1905年众望所归的自-由主义流派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而1917年革命与1905年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时俄国已经注定与宪-政无缘了。
立宪党欢迎列宁回国，而列宁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就要把“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七月危机以后立宪党就已成为众矢之的，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提出清除立宪民主党，挖掉这个“资产阶级的毒瘤”，宣布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政党，不能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社会革命党对此进行了抗议。
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是“人民的敌人”。1919年，列宁进一步下令：“逮捕全体立宪民主党党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除部分人员逃亡国外，曾经叱咤俄国政治舞台的自由派政党已不复存在了。
最初清算“资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在布党内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布哈林就认为“非无产阶级党派”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应该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后，这样在程序上更名正言顺些。他以英法历史的先例建议，应在立宪会议中讨论这个议题。卢那察尔斯基则主张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代表。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多数人都主张立即执行取缔方案。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夕，镇压行动已经开始，立宪党代表的当选证被取消，两名代表科科什金、盛加廖夫被枪杀在医院里，部分代表被逮捕，64名议员不敢出席会议。
就这样，这个曾经与社会主义政党有过“协同作战”史的自由左派被第一个赶下了俄国的政治舞台。那些没有逃出去的人被要求签署脱党和“反戈一击”的声明。拒绝的人自然落入第一批镇压对象之列，而签了声明的人只不过多苟延了两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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