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populism-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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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9-03-18

“populism”是如今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说明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欧洲左翼将其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并列为当今世界的巨大威胁。

populism浪潮已成为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要求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它

有人认为,populism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内涵和外延来说,它都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全球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普遍现象。

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既得利益阶层主宰着发展方向,一小部分人享受成果,而大部分民众则不得不为其买单。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对应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前途未知迷惘,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转型的抵触和对传统时代的追念之情。社会底层遭遇制度性剥夺,年华已逝、适应性差、挫折感高,因此在网络的匿名平台上表现出一股泄愤的戾气。

在人类历史上三次大的私有化高潮——原始公社解体、中世纪的农村公社解体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解体,其间,也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浪潮,比如,希腊时期的“僭主思想”依靠穷人实行独裁,罗马时期颠覆了共和的民主派(当然这个词汇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了)。

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国家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populism的浪潮和理论,保加利亚的前领导人斯坦鲍里斯若不被暗杀,会为我们提供一种成功的populism模式。至于其他国家比如像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拉美的一些政治强人,大约都可以归入此类。

populism产生的背景和现实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它来自于两方面:从上层来说,站在保权发展的思路上,想改-革又对政权问题极其敏感,因为利益的关系常常表现出政策上的摇摆和“松紧带”式的变化。

经济上放放收收,反复演绎私有-国有的两手戏法;市场经济使高层感觉到危机意识,因此政治上倾向权威刚性,原来尚存的适应力与弹性机制失灵。

统治者清楚,已有秩序的危险时刻,也就是经济已有相当改善,原有的架构松动,人们不再把它当一回事的时候。另外从民众方面说,原来的传统社会虽然也不好,但是一方面,大家都受穷处在相对平等状态。社会的主导意识起码表面上是“抑强扶弱”的,似乎是老百姓拿自由与“安全”作了交换的。

时代变迁导致社会断裂、鸿沟扩大,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在这场大裂变中,旧传统、旧体制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治法规消失,孤立无助的人群有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上就会涌起一种对过去时代的追念之情,把过去理想化。

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公正的思想缺位,贫富分化严重,民众即失去了自由又没有换来安全,以及民族的外部条件受到刺激,民众中包含的不满情绪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有几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首先在不公正改-革中刺激起的平等情怀,在崇尚人民的口号下打出整体主义的旗帜。

其次强调共同体内的阶级调和,为避免内部冲突而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而衬托出一种前体制的“内部平均化”氛围。

第三在强烈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反感普世价值,把传统文化与西方世界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民族主义与现代文明对立等等。

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前gcd人从左面,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populism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populism为共同内核的。

populism的崛起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脱欧和欧穆这类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排列组合,往往是传统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populism情绪来加以反对。populism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及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新”populism旋风。

populism的崛起也使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当前复兴的populism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gcd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

总之,populism的幽灵对现今的“新秩序”,对搭上了全球化快车的转-型国家,对西方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

和19世纪“populism”的正面称谓不同,在当代它好像成为了“贬义词”,变成了许多国家左右派斗争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有力武器。与历史上俄国民意党和美国的人民党这类组织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命名自己的组织情况有异,当代的populism势力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其内涵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那么,populism究竟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内涵?难道它仅仅是一个不同党派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损名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其实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民族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公民社会的相对抗的强制愿望。一旦大权在握,有很强的唯意志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愿望,喜欢扮演“救世主”,从上面“赐”给人民“幸福”,因此爱搞全能国家。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自我陶醉、自我膨胀。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宣称在这种个社会里,不再有各种不同的等级结构,大家都服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的化身,领袖则以集体的人格对个人实行管制和普施雨露,有一种“舍我其谁”想把自己一套规则向外推广的世界“霸主”心态。由于急于表现出政令畅通气象,在审美标准上喜欢整齐划一。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constitutionalism相逆的反现代化力量,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资源。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西方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它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族主义反对派等也有一定继承关系。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populism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社会,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矛盾。

当今的populism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发展成冷战结束后的一种变种回潮,出现一种进一步退两步的趋势,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具体区分国家主义民粹和草根民粹在操作路径上还是有些区别,不过两者是可以转化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上以向后看为特征的违背历史潮流的思潮,而其成员很大程度上是在世界浪潮下寻求本国复兴之路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为百姓代言是有群众基础的。当前的困境使得populism在传统与全球化的冲突中做出各种选择,但是只要合适的土壤还在,它会不断趋于分化,又改头换面重新滋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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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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