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中美各自面临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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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秦传安 2019-07-19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中美关系。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今后的中美关系里,起决定因素的是各自国内怎么过这个坎,而不取决于具体在一个事件上,在外交上怎样去运作。当然,突发事件的运作也很重要,要是处理不好,偶然的事情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从长远的、宏观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都是在自己的国内。

我要讲的这些内容,和之前我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人讲的一番话基本差不多。我对美国人讲话一般是批评美国比较多,向他们提出我认为他们有哪些哪些问题。一般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心态不一样,不会闻过则怒,还是挺欢迎你指出他有哪些问题的。讲过以后,他们一些知识界精英的反应都是很同意我的看法的。

为什么说我们正在过这个坎?现在你放眼全球来看,全世界都在过坎,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如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其实整个人类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全世界各个区域,欧元危机,中东、非洲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面临转折点。为什么现在到了一个过坎的时候呢?是因为旧的体制,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格局的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发展力量和新的社会诉求。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国际格局也好,都面临需要改革的问题。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怎样改法,各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所以面临的问题也不同。

先讲讲美国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转折。美国从立国以来,一直都在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不断地调整,看起来是来回摇摆,但实际上是不断地改革。美国制度里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她可以避免大起大落的社会大动荡。有些国家比较缺乏这个机制,就容易发生危机,引起暴力革命或者社会的大动荡。美国能够避免这些,就是因为她的纠错机制比较发达。所以当她有问题之后,能够通过自我改革,跨过这个坎,在平常情况下就是进行微调。我们经常看到,美国这种代议制政府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在这个过程里互相揭短、互相攻击,说你的政策有哪些哪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纠错机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上台,就往左一点,共和党上台,就往右一点。政策来回摇摆,这个摇摆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包括经济上,今天是供应学派占上风,明天是凯恩斯学派占上风,等等,这些都是调整的过程。到了有些情况下,也就是一定的转折点的时候,代议制政府这个框架不够了,就有群众直接参与,造成声势,施加压力,最后达到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民主制度一两百年来正是这样运作的。我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以来,美国经过了几个比较重大的转折点: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造成比较大的社会矛盾,一个当然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拉大了,还有一个是钱权结合的腐败问题,产生大的垄断财团的问题,等等。在这个情况下,就产生了进步主义运动,“运动”两个字是后来历史学家加的,它不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由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来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都发出自己的诉求,诉求的方向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要求平等,要求缓解社会不公,要求关照弱势群体的诉求和福利,总的改革就是这么来的。社会各阶层,比如,知识精英贡献派的理论,媒体在揭露社会不公和各种各样的丑事,一些比较有开明思想的政治家们提出改革的方案,等等,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是个非常强势的总统,他能够在资本和劳工之间进行斡旋和裁判,甚至能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这样一来,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改革落实到立法,落实到政策,落实到全民的思想,美国就过了那个坎。如果听任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发展下去的话,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动荡,也就没有以后的美国比较平稳地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也不能发挥出后来美国显著而出色的创造力,二十世纪富有跨时代精神的科学发明基本都是在美国出现的。这场改革运动是全民的、自发的,不是哪个领导一拍脑袋而出现的,所以改革的基础很稳固。这是美国第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过得比较好,是向着比较平等的方向发展的。

第二个转折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年代美国有反越战运动,但更重要的内容是要求改革的运动。六十年代运动的结果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民权运动,指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美国在这方面大大地往前推动了一步,通过选举权法规定下来,使得原来名义上的种族平等进一步落实。要是没有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奥巴马当总统。这部法律也推动了妇女解放,所以后来几十年,美国在妇女职业问题、男女平等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另外一方面是上下的平等,也就是进一步通过很多立法缓解贫富悬殊,为今天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美国人还有很多不满意,比如医疗保险覆盖率不如某些欧洲国家等,但是今天能有这么多的福利正是那个时候通过的,比如说医疗救助法,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医疗。那个时候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还有一个是对外收缩战线,从越南撤兵,间接推动了以后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缓和了冷战局势。比起欧洲等其他地区而言,美国的政治重心向来是比较靠右的,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向左推进了一点,国内开始向着平等的方向发展,在霸权上收缩了一些。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转折点。

而我认为她现在正面临着第三个转折点。她的旧有做法、思维方式、体制,对内对外的做法和行为模式都需要改一改了。她现在面临的坎,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自称世界领袖,她担任这个角色的负担越来越重,难以维系。事实上美国现在确实是全球领袖,“二战”以后,她的地位空前提高,国力远远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她自己原来天生就有种替天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天命观,只是过去国力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到了这个程度。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等于是她拯救了世界,美国参战后,对打败法西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别的国家都打得精疲力尽,她为很多国家的战后恢复也作出了很多的援助和贡献,当然这对她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有作用。在美苏对立以后,她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冷战之后就变成了全世界的领袖。世界上随便哪个角落发生随便什么事情,她都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去干涉。结果就使得她的战线越拉越长,负担越来越重。但她现在已经到了负担不起的地步了,实际上已有点捉襟见肘。比如说出兵阿富汗,这么多年了就没出来过,而且也没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按照美国意识改造阿富汗;打了伊拉克,伊拉克也没变成她的势力范围,甚至当代的秩序也没维持好,现在和“二战”后的前期相比,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确实难以维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改变这种对外行为模式的话,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第二,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华尔街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很密切,现在却脱离了,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从国家这个整体上看,大多数国家都是得利者,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可是得利有大有小,而美国基本上都是得利者,但是她所得到的利都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广大的工薪阶层没有得到,甚至反而被削弱了,贫富差距大大地拉大。美国的贫富距离在七十年代中期是最小的,那时平等程度最高,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拉大,到现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威胁到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靠下的人们即将沦为贫困阶层,这是很大的社会危机。

当然美国面临的新问题远远不止这几个,我暂时先说这三点。

很可能国内的同胞都会骂我,说我认为美国是世界领袖。我认为世界领袖可以是个中立的词,不一定是坏事,而且可能是客观的。但这种领袖不是指命令全世界,让别人都跟着她走,而是指她领导了世界新模式,比如巴黎曾经领导世界的时装,那是一个客观存在,大家自然而然地承认,那么巴黎就是时装世界的领袖。美国是否曾经起过这样一种作用呢?我觉得起过,这种领导我称为“良性领导”,就是站在人类进步潮流的前面,这是客观存在,不是强加的。二十世纪很多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引起产业革命的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比如说轮船、铁路、电气、飞机、汽车,而且她还在不断地改善各种各样的小发明。欧洲也有发明,但是数量比美国少得多。想想我们今天生活中用的各种器具,比如冰箱、电脑、互联网,都是美国发明的,都带有划时代性质。这是客观上的引领世界,不承认也不行,因为你是做不到拒绝用电脑、看电视的。另外一种就是政治领导,引领了民主政治的模式。所以从客观上讲她可以说是世界领袖。从主观上,她也确实曾经对很多国家有过帮助,比如战后重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帮助很大;包括扶植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的。虽然后来发生了冷战,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付苏联,停止了把日本推向民主化的过程,扶植右派去了;但换个角度说,当时美国扶植谁,谁就兴旺,这也是事实。一个霸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逆我者亡当然是不好的,但顺我者昌,你要是做我的朋友,我能使你昌盛,美国确实曾经做到这点,战后前期她的盟国都发达了。苏联就做不到这点,在争霸过程中,跟着苏联走的国家全都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美国所谓的领导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但我现在有另一个说法,我也经常跟美国人讲的,就是她越来越变成“恶性领导”,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以牺牲别的国家利益为代价,而且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来推行她的意识和实现她的利益。使用军事手段常常会发生恶性后果——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军事手段都不能用,比如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家都特别希望美国出兵,美国却一直按捺不出,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用武力来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某种模式,往往起到的是恶性领导的作用,结果可以说是树敌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我认为这是趋势。还有就是国内,原来是和平发展的经济,可是现在产生了军工集团,这是艾森豪威尔在下台之前提出来的警告,他已经感觉到那个时候的美国政治有个利益集团在,就是军事工业。这个利益集团不太顾及美国的整体利益,更加不会顾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它需要战争,需要出口军火,这个军工集团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个地方用它的武器,必须要卖武器给其他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而其作用却是促进了恶性领导,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失去进步意义。

第二个坎就是虚拟经济的问题。金融危机在美国历史上绝对不是新鲜事,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前,华尔街就产生过危机。在立国的两百年里大大小小不下七八次。经济危机并不可怕,也不致命,甚至有时候还有好处,就是有人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一般规律是这样的:有了新的产业大家都去投资,股票就被抬上来,上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泡沫,产生危机;下一轮复苏的时候,就是因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所以,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联系,产生一轮一轮、螺旋上升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华尔街的老板玩自己的游戏——“炒”,忽悠老百姓,生产各种所谓的创新衍生品。因此,要怎样解决、如何复苏,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等到下一轮新的产业出来,美国才能真正地复苏,否则只是在股市金融里玩来玩去,今天上升明天下降,然后靠政府扶植一下,这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么下一轮的实体经济是什么?我猜是新能源这方面,因为美国已经有了技术准备,现在就要看能不能转化为新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必须能增加就业率。现在有些新产业不能增加就业率,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是美国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坎。

第三个坎就是全球化的问题,这和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是自由流动的,自然会流向成本低的地方,而美国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所以就找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投资,其中很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且环境成本也低,因为中国很少管环境问题。总之因为成本低,美国赚了一大笔钱。以前不得不在本国投资时,美国人一罢工,就产生威胁,现在去外国投资了,美国劳动人民就丧失了谈判权。谈判权是美国劳动人民经过一百年的斗争,所取得的和老板谈判的权利。所以实际上,最近这几年美国在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分配极不平均,钱到不了美国一般工薪阶层、劳动人民的口袋里,而是肥了那些大老板,一般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改善,两极分化严重。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劳动人民最恨中国人,而资本家最爱中国人,这是肯定的。

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不能停止,所以现在美国必须解决劳资问题,过去旧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美国工人有罢工、游行等权利,但是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大大降低。之前产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失业的底层人民在发泄这种对华尔街老板占尽利益的不满。这个正是我所说的,代议制的民主框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群众直接参与来施加压力。这本来就是美国的一项民主制度,并不是媒体宣传的“美国人民要革命”。在美国人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相对欧洲人而言,美国人上街游行次数还算是少的,因为美国人比较相信他们的代议制,只是现在那些国会里面的议员代表不了他们的利益了,所以觉得必须上街提出自己的诉求。可惜的是这个群众运动声势不够大,而且现在还在退下去,因为天气太冷了,在卫生等各方面也确实妨碍了其他市民的生活,因此纽约市警察要求他们停止游行。这轮运动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精英没有参加,也没有获得上层的同情。这和六十年代不一样,六十年代主要是精英都参加了,对政府的压力非常大。这次的斗争没有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美国将来会怎样过这个坎,还得看。

现在还有个难处就是政府的赤字太大,这种情况下,政府斡旋的余地就小了。比如说,在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政府的干预,办很多工程来吸收失业的人,政府在应对危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没有赤字。可是现在美国负债太多了,政府想做点事情还是得要钱,这个钱的来源就是加税。他们现在在争论的就是加谁的税,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要加富人的税,共和党坚决不让,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加富人的税,投资意愿会更小,失业率就会更大,这就是他们面临的矛盾。我觉得目前就看美国她怎样过这个坎吧。

中国也在过坎,只不过这个坎和美国的不一样,因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美国和欧洲现在面临的是后现代、后工业化的问题,前面的问题已经过了,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人类共同要进入的新阶段。但是中国现在是处于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坎是在另外一个发展阶段要过的。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已经有一百多年,最近的一个转折点,当然就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转得比较好,这三十年我们看到了经济的大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不可抹杀的。但是现在又面临着新的坎,关于这个我也先提三点,当然实际上并不止这些。

第一个是,现在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讲过。我们经济发展的代价是高能耗、高污染、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这种模式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前三十年我们经济这么快速地发展,一方面是以出口为主导的生产,依赖的是外国购买力;另一方面在我们GDP的含量里,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而不是高科技发展后的新产业。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这种模式从经济上就是难以维系的。我们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七八的速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可取;其实用不着这么快地增加GDP,而且现在GDP的结构是非常不健康的。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当然腐败在什么国家都有,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我们的腐败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带有弥漫性,在所有的领域,社会各个角落几乎都有。别的国家的腐败大多是在商场和官场的腐败,学术界不腐败,新闻界不腐败,很多方面并没有严重的腐败。当然你也可以举出有个别学术腐败的例子,但这种个别现象和从量变到质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不能把这个人生过病和那个人患癌症相提并论。中国腐败还有一个严重之处,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遏制腐败的机制,现有的制度和法律都不足以遏制腐败,只能看着它疯狂地蔓延和增长,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坎。结果就是,不但使得我们的经济成就被腐蚀掉,而且还使得全民的精神和道德都被腐蚀掉。

第三个坎也是全球化的问题。就全中国而言,中国是全球化很大的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后,收到很大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意识得到这点,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不会这么快发展,别人会卡我们。全球化过程中,大家互相依赖,有了一定的国际规则,而我们确实是很大的受益者。和美国的相似之处是,全球化的收益在中国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绝大部分的收益进入了钱柜和暴发户的口袋,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一小块蛋糕屑分给了广大的劳动者。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物质实在太贫乏,老百姓太穷了,所以即便是这一小块,广大的劳动者还是得利的。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一方面是贫富悬殊扩大,另一方面,底层老百姓,甚至工薪阶层的大多数人还是得利者,这点和美国不一样。所以到前几年为止,回头来看,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满意的,都提高了些,甚至有的人还提高了不少,慢慢地在形成一个中间阶层。但还没真正形成就已经发生了问题,今后不可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首先是分配太不公平,其次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互相牵连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腐败。无论有多少财富,一腐败就全没了,根本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资源。面对这个坎就是面对很多不公,面对很多怨气和不满情绪。面对这种情绪,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压制下去,不让它表达出来,结果却是越压越厉害;另一种做法是找到不满的根源,想办法进行必要的、向着公平正义民主方向的改革,渐渐地消除我上面说到的三点问题的根源,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至少得向着缓解的方向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进行体制改革,这已到了避无可避的地步了,我们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就取决于此。

双方各自的坎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先说美国,如果美国是处于自己比较顺当的局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种富裕繁荣、经济力量比较强、有自信的情况,那么她可以做些我称之为良性领导的事情,比如援助欠发达国家、发挥民主制度的榜样作用,用她的软实力在全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如果美国过不了这个坎、越来越困难的话,第一想做的就是把困难转嫁给别的国家,从经济上转嫁就是保护主义上升,并且是选择性的,有针对性地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导致和中国产生贸易战,现在正有这个苗头。中国当然也会采取手段来对付,只是手段比美国少,但这样下去就会两败俱伤。另外,在政治上,她不好好解决自己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把中国当做替罪羊。比如这次美国的失业问题,底层老百姓不满意华尔街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不是像前几次那样,和劳工组织谈判、让步妥协,通过国会作出些有利于劳工的立法,反而是怪罪在中国身上,说是中国人抢走了就业机会,倒过来就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人本来就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说民族主义不是太确切,因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管它叫“国族主义”,也就是国家主义——本来这种情绪就很强烈,美国再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进一步刺激,互相之间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不断恶化。

还有,美国现在的困难还暴露了其民主制度的一种缺陷,就是在两党斗争中,大家都只顾自己狭隘的党派利益,不顾美国大局利益。现在奥巴马想提出的任何政策都通不过,因为共和党不管政策好不好,都先反对再说,目的就是把他拉下台。党派斗争高于全民利益,这就是美国民主制的缺陷,也是群众占领华尔街的原因之一。而现在正是中国需要民主改革的时候,这种缺陷成为反民主改革的借口,对中国民主改革的舆论很是不利。我不认为这种借口是合理的,不管美国的民主制有什么缺陷,总不会没有专制制度好吧!中国该怎么改革还是怎么改革,美国就是垮台了,中国也是需要改革的,不能因为美国出了问题,中国就不能改革了,这是两回事。现在两国互相都有情绪,假如美国国内困难多了,转嫁到国外去,对中国是最方便的说法,就是境外敌对势力,什么事情都是境外敌对势力干的。美国如果再对中国施加点压力的话,反对改革者就更加有了借口,会说再要求民主自由就是和境外敌对势力合二为一,等等。比如说中国该不该让人民币升值?应该升多少,升多快?升值对中国有好处还是坏处?有哪些好处?这些本来是应该冷静研究的,可是美国这么一来,凡是主张人民币升值,或者升得快一点的专家都被称为汉奸了。就是因为“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美国人叫你升值你就不能升值”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导致自己的改革不能成功,那才是被别人摆布了。所以各自的改革能否成功,关系到两国今后的关系,如果两国都改好了,就会走向一个比较顺当的道路,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两国比较好的关系也有利于各自的改革走得好。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这是我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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