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重提“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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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年早逝的杂文家王小波是我在九十年代的粉丝。他在《读书》杂志1995年第三期发表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此后,我在其它刊物上还看到他的二三篇杂文,一下子就欣赏上他文笔幽默深刻的风格。1998年购得他的杂文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遂成了他的粉丝。不料时隔不久得知他突然病逝,痛惜不已。前些日子整理书籍,又将这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赏读了一遍,触及我不久前的际遇,百感交集,大有块垒在胸,不吐不快之感。

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品评这篇范文吧!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必须首先承认。

先简要介绍一下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注意是“剌”(lα),不是“刺”(ci)。这个地方在如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属波斯帝国。公元7世纪时被阿拉伯人占领。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建立独立王朝,由花剌子模苏丹统治。此后又相继被蒙古人、帖木儿王朝和昔班尼王朝统治。16世纪初成为基华汗国中心。1873年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920一1924年成立花剌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后并入苏联。

我觉得,花剌子模王国的灭亡也许与此有关:蒙古大军的铁骑横扫中亚,花剌子模君王的属下慑于其淫威,报喜不报忧,苏丹不断收到打胜仗的捷报一一只是这打胜仗的地点离都城越来越近。

王小波坦率地承认自己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是别有用心:借古讽今。

他接着写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马寅初。五十年代中,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注:王小波夫人)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连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同性恋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合法化。长期以来,同性恋在中国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是客观存在,它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现象。1989一1990年,有学者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发现,男女大学生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占7.5%,在25一45岁年龄组的城乡已婚居民中有过同性性行为的约占2%.中国的人口众多,2%就是两千多万人,对这么庞大的人群,岂可视而不见?!王小波李银河夫妇对同性恋进行研究,遭到权势者的压制,不知这些花剌子模君王式的大人出于什么心态要这样做。我想这些大人都是异性恋,认为同性恋很丑恶,很荒诞,不可理解。他们往往习惯于“两极思维”,任何事情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美就是丑;而且习惯于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结果,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王小波在这里自嘲地开玩笑说,幸亏“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

应该看到,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呈越来越宽容之态。虽然人们都认为人类最正常的性关系是异性恋,但是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而选择了同性恋,而且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幸福快乐,那么只要他们不危害社会,社会就不应该歧视他们、干涉他们,而应该各行其道,各得其乐。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不应该强求一律,不应该由一部分人特别是权势者在此类问题上去强制、压迫另一部分人。文明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度应该越大。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性生活方式,但是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危害他人,不得危害社会。

王小波夫妇当时因涉及“敏感问题”累及自身,连累他人,教训是:没有注意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接着,他指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是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正能量”的好消息还是“负能量”的坏消息,都是容观存在无法回避的现象,它绝不会因大人物的好恶而自动增长或消失。花剌子模国虽然灭亡了,但花剌子模君王式的大人物依然健在,奖励“正能量”,惩罚“负能量”的历史仍在延续。有关部门对传播“负能量”的惩诫方式方法软硬皆有,花样百出。虽然不至于把你当不幸的花剌子模信使送去喂老虎,但你往往不会有好果子吃,多多少少得被修理整肃一番。理由吗当然是有的,东拉西扯,根本的原因就是“上级有指示”,“领导不高兴”,长官很生气云云。大家可以想像,无论是中古的花剌子模君王,还是现代的共和国元首,获悉坏消息后的心情当然很沮丧甚至震怒,这都是人之常情应该理解。可是反过来再想,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不就是这些君王级的大人物吗?如果他们连正视问题的态度都没有,谈何解决?更糟糕的是,有时不但他们不愿正视问题,而且还不想让民众知情,用强权手段报喜不报忧,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民国文学大师林语堂说过这么一段话:“设想一个世界,报纸上没有谋杀案的报道,人人无所不知,从来没有火灾,飞机也从不出事,没有丈夫遗弃太太,没有国王为了爱情放弃王位,没有牧师和合唱团女演员私奔,没有人改变初衷,人人都顺理成章地实现他十岁时立下的大志一一这样的世界算完了!生活的兴奋和趣味全部消失。也不会有文学,因为没有罪恶,没有不当行为,没有人性弱点,没有使人烦乱的激情,没有偏见,没有违法的勾当,最糟糕的是没有使人惊奇的事情。”

这是多么理想而又多么可笑的乌托邦社会啊!这是不是花剌子模君王的理想社会呢?这种社会似乎只存在于中国文革时期的新闻报道中,那时中国的“正能量”消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不知当时动物园的老虎是不是因此被迫啃窝头了?

王小波怀着失落的心情写道:

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看到这里,我想起美国新闻最高奖项,世界新闻界最光彩夺目的大奖一一普利策新闻奖。

先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创始人普利策:

约瑟夫·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马科城一个犹太粮食商人家庭。1864年,普利策在德国汉堡被美国联邦军招募,成为一名骑兵。1867年加入美国籍。1868年他成为德文报纸《西部邮报》记者,后成为该报的全资经营者。1878年12月9日,他出价25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电讯报》。三天后将《电讯报》与当地的《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在创刊号上,普利策公布了他的办报方针:

《邮讯报》将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不是政党的而是真理的喉舌;不支持“行政当局”而是对它进行批评,反对所有人的欺诈和骗局,不管它们发生在何处,属于何种性质;提倡原则和理想,而不提倡偏见与党派。这些理想与原则就是我们的建国的理想与原则……它们是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好理想。

1883年,普利策以34.6万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5月11日,新出版的报纸第一期发表的宣言写道: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逝世。人们按照他的遗嘱,从他的财产中拿出二百万美元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一一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在他授权的财产委托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普利策奖。该奖项涵盖了新闻、艺术、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新闻奖奖项有14项。奖励基金为50万美元。2001年,单项奖金为7500美元,还有金质奖章一枚。1917年,委员会颁发了第一批普利策奖,奖励前一年的成果,获奖人限定为美国公民。如今,普利策奖的授奖范围已扩大到21个领域。

普利策新闻奖的授奖对象是“每日、星期日出版或每周至少出版一次的美国报纸”。2006年4月17日,美国普利策评奖委员会宣布了第90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并公布了评奖准则:勇敢地对突发新闻事件作全面深入的调查,揭露黑暗。

获得这一荣誉的新闻报道未必是出自名报名家之手,评奖委员会也会将奖项发给一些敢于揭发社会丑恶和政府腐败的小报纸。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该奖的公平性,“只看作品,不看出身。”比如,1995年的公共服务奖,就奖给了圣托马斯名不见经传的小报《维尔京群岛日报》,以表彰他们揭露该地区日益猖狂的犯罪和当地司法部门腐败关系的大胆而深刻的报道。

每年都有大约二千件作品参与14个普利策新闻奖项的角逐,由102名评委组成的20个评审团要对这些作品进行长达三天的评选。1995年,评奖委员会规定,他们将不接受任何内容经过处理和改动的作品,以确保每一件参赛作品都是真实事件的体现。

手头有一本《新闻与正义一一普利策新闻获奖作品集I、Ⅱ》,收录了1916一1986年70年间发表的普利策新闻奖文字作品223篇。其中美国国内报道41篇(实为37篇),属于“负能量”的为28篇,属于“正能量”的只有8篇,还有一篇是报道月食的。这8篇“正能量”新闻,分别名为《百万人观看退伍老兵游行》、《伯德飞越南极》、《坟墓之旅》(营救生命)、《“她只能活7小时”》(营救生命》、《<号角报>人带着自己和他人捐献的血来到马里亚纳群岛》(营救伤员)、《世界末日来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伯莎老太太最后的日子》(关注老年人)、《新罕布什尔州预示总统竞选难分伯仲》。这些“正能量”报道没有一篇提到执政党和政府,更不用说为之歌功颂德了。即使是有关总统竞选的报道,也没有任何溢美之词,而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新闻,更像是一篇游记散文,连一个政治性的词语都没有。

由此看来,在新闻自由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美国人的思维是,要想消灭丑事,必须披露丑闻;只有披露丑闻,丑事才会消遁。“负能量”的消息揭露得越多,“正能量”的好消息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出现。反观那些由花剌子模君王掌控天下的地方,往往是社会的丑事很多,但披露的丑闻很少。殊不知,一个社会有丑事而没有丑闻,这就是最大的丑闻。

不知各位读者以为然否?

(未完待续)

荀路2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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