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杨百揆——“好汉们轶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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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讯密集

死讯越来越密集。几乎都是猝死。不指那些欠下血债、祸害家国、死有余辜的恶人,我指的是促进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同道。今日看见老友邢小群传来纪念杨百揆的文字,才知道他也突然离去了。

我不认识他,但却与他是名副其实的八九难友。在那些囚禁受审的日子里,他一定知道我,就像我知道他一样。

取保候审之后,他未能回到自己供职的社科院政治学所,不像我们共同的其他难友王鲁湘、周舵那样不幸,他未曾求仁却光荣得仁,成为当权者们不愿意继续容忍的人,这是在野蛮国度追寻文明者应该拥有的待遇,再正常不过。可惜我释放后生活即刻转入地下,从此与所有八九难友相忘于江湖。

而今慕然回首,我的八九难友已然故去半数:包遵信(2007)、曹思源(2014)、李洪林(2016),分别是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法学界领军人物。曹思源和李洪林去世,時局不像今日這般壓抑,除了哀悼,感想不足以出声。

如今杨百揆突然也进入故去者名单,他们孜孜以求的中国政治文明化却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日益遥远,思之悵然,索性翻出拙著那一年回憶文字《告别阳光》的一节貼上,作为对杨百揆这位八九难友的纪念,虽然这些文字不过是囚禁生活的琐碎记述而已。

“好汉们轶事”节选

北明

我是从警察手中一封信的落款上知道杨百揆这个名字的。同时也知道了此人的供职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春节前夕,我问手拿此信,并正等着我也交上一封家信的老宋:“这人是谁?”老宋所答非所问地指指我的隔壁,说,“就住那边。”

如果有一架摄像机同时录制三二四房间和三二二房间,那么屏幕下出现的情形一定十分有趣:这两个房间里各自隔绝封闭着的两个人,总是在同一时刻作同一件事情。七点钟了,同时起床。八点钟了,同时从敲开的门递出碗碟,又接进饭来,端着走到桌边就餐。同时吃完饭,到洗手间洗碗,头对头,手对手,从同一个水管的两个龙头里接水。然后,到了九点钟,几乎同时打开电视机,看早间新闻、电视节目(张汨走后,我立刻恢复了看电视的权利)。同时午餐,同时午休。头对头,或者脚对脚。同时起来,看书或电视。同时晚餐。同时在房中走来走去地活动肢体,趁看守不在,在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差不多同时洗漱,就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说不定,同样失眠,思绪万千。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得见隔壁敞开的窗户,和窗里射出的黄色灯光;甚至闻得到从窗里飘出的烟味。

不知是哪一位。觉得好神秘。

哪一位呢?

如果用一只要碗扣在洗手间瓷砖墙上,将耳朵贴在碗底,听得见隔壁嗡嗡说话声。不过更多时候是了无声息。

了无声息时,越发觉得神秘。他在干嘛呢?怎样一个人?什么时候抓的。为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亳无疑问,这人肯定参与了民运,没有逃走,或逃亡计划失败。

后来就知道了政治学所和杨百揆这两个写在信皮上的概念。

再后来,又知道政治学所叫做杨百揆的这人,性情沉稳,寡言。还知道,他整日里和夜不成寐时,想他的孩子。我也想孩子。想尚未出生。也没着落,根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拥有的那个孩子。

事情不大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隔离审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们这些同案犯不能相互“串供”,让你们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反抗意识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乖乖地听任摆布。尽管在押的每个人可能产生同样的感想,但视听的隔绝,不可能让同样的感想相互碰撞,迸发出力量的火花。

所以,杨百揆在我的脑子里继续神秘着。直到有一天,他变得越发神秘。

那一天去昌平县医院看牙后,回到招待所。下车的当儿,我无意间往楼上一瞥。我想看见我那窗帘紧闭的窗户,看看那窗帘是怎样遮住了灿烂的阳光。不料却看见了我隔壁的窗户,看见了敞开的窗帘旁伫立着的半个人。

那人着便装。正从窗帘后往下看我们这辆车和车中出来的人。

他几乎是在我抬头的同时,立即缩回了窗帘后边。只感觉这人年轻、瘦、灵敏。

这就是杨百揆了。是我隔壁那人。我捂着牙这么想:杨百揆式的神秘。

从此便知道,电视机屏幕中那两个相互隔绝的人,除了差不多同时做每一件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必也是同时做的:每逢听到楼下有汽车声时,走向窗边,向楼下悄悄张望。不同的只是,我透过窗帘边缝纫机扎过的针眼,而他则半隐在窗帘后边。

至今,杨百揆其人在我的脑海中仍然神秘着。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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