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讯密集
死讯越来越密集。几乎都是猝死。不指那些欠下血债、祸害家国、死有余辜的恶人，我指的是促进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同道。今日看见老友邢小群传来纪念杨百揆的文字，才知道他也突然离去了。
我不认识他，但却与他是名副其实的八九难友。在那些囚禁受审的日子里，他一定知道我，就像我知道他一样。
取保候审之后，他未能回到自己供职的社科院政治学所，不像我们共同的其他难友王鲁湘、周舵那样不幸，他未曾求仁却光荣得仁，成为当权者们不愿意继续容忍的人，这是在野蛮国度追寻文明者应该拥有的待遇，再正常不过。可惜我释放后生活即刻转入地下，从此与所有八九难友相忘于江湖。
而今慕然回首，我的八九难友已然故去半数：包遵信（2007）、曹思源（2014）、李洪林（2016），分别是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法学界领军人物。曹思源和李洪林去世，時局不像今日這般壓抑，除了哀悼，感想不足以出声。
如今杨百揆突然也进入故去者名单，他们孜孜以求的中国政治文明化却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日益遥远，思之悵然，索性翻出拙著那一年回憶文字《告别阳光》的一节貼上，作为对杨百揆这位八九难友的纪念，虽然这些文字不过是囚禁生活的琐碎记述而已。
“好汉们轶事”节选
北明
我是从警察手中一封信的落款上知道杨百揆这个名字的。同时也知道了此人的供职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春节前夕，我问手拿此信，并正等着我也交上一封家信的老宋：“这人是谁？”老宋所答非所问地指指我的隔壁，说，“就住那边。”
如果有一架摄像机同时录制三二四房间和三二二房间，那么屏幕下出现的情形一定十分有趣：这两个房间里各自隔绝封闭着的两个人，总是在同一时刻作同一件事情。七点钟了，同时起床。八点钟了，同时从敲开的门递出碗碟，又接进饭来，端着走到桌边就餐。同时吃完饭，到洗手间洗碗，头对头，手对手，从同一个水管的两个龙头里接水。然后，到了九点钟，几乎同时打开电视机，看早间新闻、电视节目（张汨走后，我立刻恢复了看电视的权利）。同时午餐，同时午休。头对头，或者脚对脚。同时起来，看书或电视。同时晚餐。同时在房中走来走去地活动肢体，趁看守不在，在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差不多同时洗漱，就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说不定，同样失眠，思绪万千。从窗户探出头去，看得见隔壁敞开的窗户，和窗里射出的黄色灯光；甚至闻得到从窗里飘出的烟味。
不知是哪一位。觉得好神秘。
哪一位呢？
如果用一只要碗扣在洗手间瓷砖墙上，将耳朵贴在碗底，听得见隔壁嗡嗡说话声。不过更多时候是了无声息。
了无声息时，越发觉得神秘。他在干嘛呢？怎样一个人？什么时候抓的。为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亳无疑问，这人肯定参与了民运，没有逃走，或逃亡计划失败。
后来就知道了政治学所和杨百揆这两个写在信皮上的概念。
再后来，又知道政治学所叫做杨百揆的这人，性情沉稳，寡言。还知道，他整日里和夜不成寐时，想他的孩子。我也想孩子。想尚未出生。也没着落，根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拥有的那个孩子。
事情不大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隔离审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们这些同案犯不能相互“串供”，让你们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反抗意识降到最低限度，从而乖乖地听任摆布。尽管在押的每个人可能产生同样的感想，但视听的隔绝，不可能让同样的感想相互碰撞，迸发出力量的火花。
所以，杨百揆在我的脑子里继续神秘着。直到有一天，他变得越发神秘。
那一天去昌平县医院看牙后，回到招待所。下车的当儿，我无意间往楼上一瞥。我想看见我那窗帘紧闭的窗户，看看那窗帘是怎样遮住了灿烂的阳光。不料却看见了我隔壁的窗户，看见了敞开的窗帘旁伫立着的半个人。
那人着便装。正从窗帘后往下看我们这辆车和车中出来的人。
他几乎是在我抬头的同时，立即缩回了窗帘后边。只感觉这人年轻、瘦、灵敏。
这就是杨百揆了。是我隔壁那人。我捂着牙这么想：杨百揆式的神秘。
从此便知道，电视机屏幕中那两个相互隔绝的人，除了差不多同时做每一件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必也是同时做的：每逢听到楼下有汽车声时，走向窗边，向楼下悄悄张望。不同的只是，我透过窗帘边缝纫机扎过的针眼，而他则半隐在窗帘后边。
至今，杨百揆其人在我的脑海中仍然神秘着。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Sunday, August 4,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