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80年代在北京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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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定居悉尼。

1970年代的陶洛诵

一、涉外婚姻来势汹汹

早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听戎雪兰说:“北大有两个农村来的工农兵学员,毫不嫉妒地争着嫁给一个非洲小国来的黑王子,旁边人看了甚觉可笑,说等去非洲的船开了,不把她们扔到海里才怪呢!”那是我首次在“文革”中听到的有人想靠婚姻出国的消息。

渐渐地,这种涉外的爱情、婚姻故事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趋势,势头汹汹,势不可挡。

接着听堂妹莎莎说他们中央美院有个学生找了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的老爹在联合国工作,这女孩成为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我有次去美院学生宿舍找莎莎,碰巧看到这女孩儿,黄黄的瘦瘦的,谈不上漂亮,很机灵的样子。

再接下来就是“星星画展”的女画家李爽女士,李爽的故事比较完整,影响又大,轰动一时。

“星星画展”后,李爽与法国大使馆一文化参赞白天明恋爱,白天明的叔叔是当时法国的国防部长。北京东城王府井附近有块地界叫“红霞公寓”,住着的都是外国人,李爽住进了白天明在那儿的公寓。马德升他们去公寓探访过李爽,李爽穿着绸缎的拖地长裙,坐在精美的梳妆台前,梳妆台上从低到高码着一排香水瓶子。在闲适的生活之余,李爽依然作画。

年轻时的李爽

这种同居生活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和外国人。有天,李爽的姐姐去看李爽,李爽出来开门,被事先埋伏好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李爽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这下气坏了老白,逮李爽时老白正在香港出差,回家后见太太没了,就去准岳父家(李爽的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拍出一千多块钱,说是给李爽刑满释放后去法国的飞机票钱。老白自己回法国后,向报界新闻界谈了这事,法国人炸了窝,据说掀起个和中国人结婚的高潮,巴黎街头挂着李爽的巨幅画像,邮局里发行李爽头像的邮票。

我问老马:“李爽长得漂亮吗?”

老马说:“眼睛不算太大,可特聪明,小眼睛一眯一个主意,瞄准了谁一击一个倒儿。”接着老马感喟地说:“有的人虽然长得特别漂亮,可是不会运用。”还怕我听不出来,又进一步指点说“我认为你模仿你母亲是没有意义的。”我母亲是社会(母亲学校,父亲单位,街道,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公认的贤妻良母。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时,把整个家,我奶奶和我们这四个孩子留给母亲,自己出走了。老马常去我家,深知我母亲的艰辛,又看我一个人抚育儿子,认为我在步我母亲后尘。

老实说,我在中国时还不开窍,一直追求纯粹不搀任何杂念的感情,生活虽然艰苦,但在母亲的羽翼下,没有生存的危机感,仍能生活在虚无飘缈中。

回过头再说李爽,两年劳改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批外国记者堵在监狱门口恭候李爽。接受过专政滋味的李爽说:“今后一定按照政府法律办事。”由此推断李爽的罪名可能是违反了《婚姻法》,不该未婚先与洋人同居。

1984年2月4日,李爽与白天祥在巴黎举行婚礼

下一个李爽是乔雪竹的同班同学——中央戏剧学院的张谆。因为雪竹的关系,我也认识这张谆,张谆长得可真漂亮,绝对够得上美人儿档次。面部轮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皮肤细白,身材挺拔,腰细臀丰,又有书卷气,十分招惹人。先见张谆和一军人男友在一起,张谆本人也是军人,后来男友换成一法国大胡子,张谆不仅被开除军籍也给抓了起来,下落不明。

1987年我出国后,看到海外华人杂志连载张谆的自传体小说,想必已先我一步到了国外。在澳大利亚,还碰见过一杨姓老太太,自称去过法国,并给李爽看过两个孩子,可见张、杨二人在法国过得都还不错。

奇怪的是公安局抓的都是女人,男人与外国人结婚的一个没抓,如王克平娶的法国太太,黄锐娶的日本太太,牟志京娶的美国太太……皆是皆大欢喜,携着外籍妻子走出国门。

牟志京说出一种大家都比较认同的看法儿,就是公安局可能认为中国女人让外国男人占便宜是丢脸的事,中国男人娶外国女人则是脸上有光的事。

这种说法也是有据可考的,改革开放后,进来的外国人多,妓女应运而生,当时公安局耻于用妓女二字来形容这类事情,管涉外妓女叫“四百号”,有档说这是丢国格的事情。听说还有“四百号”被枪毙的事情,不知真假。

而今,涉外婚姻已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富裕后的中国同样吸引了许多外国新郎、新娘,现在已经不知道是嫁出来好还是嫁进去好。

陶洛诵与赵京兴的婚礼照

二、我的英国女友徐莉亚

徐莉亚的英文名字叫Celia,她是从英格兰伦敦附近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系。她原来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寇莉亚,我叫了她几年寇莉亚,她中文提高后,说翻成徐莉亚更妥当,我就又叫她徐莉亚。

她是牟志京美国太太的朋友,不同的是,牟志京太太来中国教英文,徐莉亚来中国学中文。我们相识在友谊宾馆牟志京的婚礼上。

我和遇罗锦到达时,客厅卧室都挤满了来宾,徐莉亚孤零零地坐在一群中国人里,像个星外来人。她有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征,白皮肤、高鼻梁,褐色的眼睛,褐色的头发,脸颊红红的,像两朵火烧云,那年她二十五岁。当她听到遇罗锦的名字时,热情地站起身来,想和罗锦攀谈。罗锦对外国人不感兴趣,当徐莉亚请罗锦留下联络地址时,罗锦说:“你找她吧。”罗锦指着我说。

就这样,徐莉亚带着盒巧克力糖来到我家,和我成了朋友。

我们俩没有语言障碍,这徐女士在英国时贷款一千英镑专门攻读汉语,她像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激进青年人一样,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和徐莉亚在一起的时候,我远远没有她坦率。徐莉亚是研究妇女问题的,至今我记忆犹新的一次谈话是,她首先谈自己十六岁时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并说从那时开始感到受男孩子的欺负。接下来她向我询问同样的问题,我感到为难,我耻于开口,我拒绝回答。她凝神等待了一阵,只好作罢。

我甚至没对她谈过文革中我家的遭遇,例如我外婆因为成份是地主被轰回安徽老家的事,我认为这不仅丢我的脸也丢中国人的脸。这种对外国人的态度源于我爸对我的教育。

1986年,徐莉亚在陶洛诵家

三年自然灾害,我小学五年级,那天下学我忽然心血来潮去科学院出版社找我爸。我爸带我在食堂吃了碗一点油腥都没有的熬茄子,说已经请示了党支部,一位以前工作上的朋友从苏联来旅游,要见他。既然我来了,就带上我。路上,我爸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说中国闹饥荒,没得吃的事。

到了那朋友(中文名叫王崧山)夫妇下榻处,他们拿出好多好吃的东西款待我们,面包、香肠、黄油,火腿等等,我爸使劲让我吃,我都吃不下了,我爸还让我吃,我又吃了一片香肠,觉得胃很不舒服。

平时我爸老说我们不应该只这么高,正长个儿的时候赶上饥荒年代,有钱买不着东西吃,才这么矮(我1.64m)。

我和我爸,一点也没露中国遇上饥荒的事。可人家自己看出来了,说商店里没东西卖,早知道这样,多带些吃的来。

由于虚荣心好面子(我当时认为是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可说的话就不多了,谈话的主角倒成了徐莉亚,这倒帮我瞭解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相。

原来上学时总准备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类,后来知道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又产生幻想,以为他们个个幸福快乐。徐莉亚的话让我知道了不少真相。“英国中学生毕业后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能上大学。”她说。“百分之五?”我不能相信,“百分之五。”她看着我,肯定地点头,她的汉语没问题。这一点就够让我失望的。

插上一句与本文关系不大的话,前几天,法国因为热浪热死一万多人,我的澳洲女友瓦拉瑞说:“这个国家可够穷的,怎么那么多人不安空调。”瓦拉瑞也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的两个亲密的外国女友竟都是社会主义者,这难道只是个巧合。

有次徐莉亚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同屋住的女孩对她不好,在我诧异的眼神下,她很快收起了眼泪。待我到澳大利亚留学后,才明白对留学生来说,居住是个多么大的问题。没过几天,她邀请我去她住的老虎庙,一座在当时相当现代化的公寓,主人是个印度尼西亚华侨,那座屋子,价格当时是人民币五万。

她住老虎庙以前住在北大宿舍,又小又挤又不方便,吃留学生食堂,我看那些外国学生一点也吃不惯中国饭。一个又高又胖又壮戴黑圈眼镜的短发澳洲姑娘把酱油往花生米上浇,她是学钢琴的。

徐莉亚的父亲是个律师,在徐莉亚留学期间,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徐莉亚平静地告我这件事:“他一点没受罪”。为了安慰母亲,徐莉亚接母亲和姑姑来北京旅游,我请她们来我家作客,街道积极分子吴大妈跟着也进来了,问我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外国人,我解释清楚,她没再追究。

这在“文革”中简直无法想象,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都不行。文革开始时,有一杨大妈,她家本住在我们胡同外的刻字铺里,七个孩子两个大人睡觉时脚都伸在门外。1966年“红八月”,她自称红五类,把一百三十三号的房东王开泰的母亲斗了,说她家是国民党伪军官团长,把老太太剃了个十字头,叫来红卫兵抄走全部财产,把王家母子扫地出门,她占了王家三间大北房。她成了居委会主任,负责监视胡同全体居民,她的得力帮手是抢占我家五间房子的张大妈,两个人都因操心过度,心力交瘁,英年早逝。居委会主任的位子落到了吴大妈手上。

吴大妈的丈夫原是资本家,两口子在公私合营后入了党,后来吴大爷被劝退,吴大妈的党籍倒保住了。这回我回国探亲,八十多岁的吴大妈还在连任居委会主任,我请她找个清洁工扫扫胡同,工钱由我付,我不想让第一次到北京的冉·阿让对北京有个骯脏的印象,吴大妈帮了我这个忙。

我与徐莉亚纯属友情的交往使徐莉亚很愉悦,我出国时,她帮了我两个忙,她当时的男朋友是埃塞俄比亚大使,澳大利亚的可可小姐是大使的朋友,我的签证是徐莉亚帮我办的,她还从她工作的美孚公司用1:3.70的官方牌价为我换了一千元美金,我从未求过她,这两个忙是她主动帮的。

帮我出国留学的另有其人,他要求我永远不要写他,为了遵守诺言,我不能用文字来表达有关他的一切,他如能看到这一切,就能知道我对他有多感谢。

我到澳大利亚后,继续和徐莉亚通信。现在她也到了澳洲,住在西澳佩斯。

陶洛诵和她的女儿在澳大利亚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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