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中迅: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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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届 2019-08-11

本文作者

郭中迅,1979年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研究生毕业后曾任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师。现为洛杉矶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今日话题》节目主持人。

前为巫先生,背后是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及当时的女友。右2他芝加哥大学的同学,北大客座教授Melvin Seiden(已故)。右1为巫先生夫人李怡楷

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看到消息:巫宁坤先生去世,享年99岁。

因为时间久远,对他的记忆已成碎片。现仓促拾起来一些,希望多少能拼凑起几个能勉强识别出的画面。

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师。那年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一共六个人,三男,三女。

那时,在英语界,巫先生备受尊敬,主要因为他抗战时的经历(飞虎队翻译),学术研究(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西方文学评论“亚里士多德”学派代表R. S. Crane 的门徒),作品翻译(《了不起的盖兹比》等)以及50年代回国后的19年牢狱之灾。

但对我来说,更具体的期待和惶恐是从学长那里听到的关于他授课的深奥和对的学生“残酷”。这两点,后来我体会极深。有些影响伴随一生。

记忆中,开学很久,他才从美国回来。走进教室,并未太多寒暄,只是说“去美国了,让你们等了。我该出现了(make myself visible)”之类的话。那三个英文字我绝对没记错,包括声音和表情。

巫先生个子不高,厚眼镜,八字眉毛。头发不整齐,给他增加了一点“狂气”。嗓门大,笑起来声音更大,感觉上大过他的身材。讲英文略用力,发音清楚,略带扬州口音。我们学校另一位黄教授调侃他说,你的英语发音是Yangzhou English.

他教的第一门课是“研究方法”,其中一个主要成分是如何使用参考书。这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课程,因为他留的这部分作业要求利用学校“教师资料室”中上百部英文的各种辞典(百科全书、名人录、典故集成、历史索引、文学典故、分类参考书等)查找某个字或表达法的意思。都是在普通字典里找不到的。那个年代要是有Google(谷歌)那个资料室就几乎是空的了。最早知道美国司法制度中警察抓人时说的那套“你有权利保持沈默……”的米兰达权利提醒(Miranda warning)就是从作业中学到的。

交作业不能手写。学校发给我们每人一台打字机。巫先生要求:作业不管字数多少,一律不许有任何一个打字错误。只要有一个字母打错了,他立刻退还。我们六个人都应该因为打字的错误被退过作业,至少我被退过。让人脸红的是,交作业前知道他的要求,也仔细检查过,还是有错。

记得他的课是一星期一次。有一次上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六缺一,少了一个学生。他问为什么这位学生没有来,我们说是请假。他不语,站起来就走了。我们五个无语。第二星期,他得知缺席是因为身体状况,还特地道歉。他当时对他离席的理解是:作为老师,我对教学有真诚的付出,希望你们作出同等的努力。

有一次在课上他提到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用法文说的书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之后,又提了几本别的名著,结果发现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过。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很难忘记:“你们书看得太少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但事实如此。

有一个作业是让我们读英国作家Saki(萨奇)的短篇小说Mrs. Packletide‘s Tiger 《派克太德夫人的老虎》,然后写一个梗概。这个小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看过,用英文写个梗概好像并不难。结果我们六个人的作业被集体退货:你们写的梗概“不得要领。”

后来我想,在我二十多岁的人生当中,包括在大学学习英语专业,到底有多少次是读了一篇英文短篇小说,然后用得体的英文写一个像样的梗概?也许一次都没有。这是一种训练,需要积累的功夫,内含技巧和高级语言能力,所以当时的作业不是有没有文采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达标的问题。书读得少,写就免谈了。

有一个作业是发给每人一份不同的影印资料,都是西方文学名篇论述。阅读后,写报告。我拿到的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理论家丹纳(Hippolyt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前言的英译,好几十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读者对他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比较熟悉。

这个作业让我第一次感到应该考虑退学了。就是这个作业,把我在大学时代积攒的所谓“好学生”信用全部耗光,还透支。

我在班上做的第一次读书报告是“呕心沥血之作”,因为怕辜负巫先生。洋洋洒洒讲了一大堆,我想在他听来,应该是讲了一堆废话。他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再读一次吧。记忆中,其他几位同学都过关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当着全班的面,对我说,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如此往返三次,直到第四次才勉强过关。后来在《汤姆·琼斯》的作业中,我才找到丹纳的前言和新批评文学理论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关系。

《汤姆·琼斯》,英国十八世纪作家亨利·菲尔丁的长篇小说。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R. S. Crane 曾写过一个著名的文本评论,把小说掰开,揉碎,从比喻到反讽,详细分析。阅读这部长篇小说和Crane的评论是作业之一,挑战极大。阅读和分析这个作品,让巫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对我们认知文学理论和欣赏经典帮助极大。

菲尔丁这部小说结构类似中国章回小说,每章标题都是该章的梗概,英文也是半文半白。有一次,巫先生从英国请来了一个教授(忘了他的名字)和我们几个座谈,说到《汤姆·琼斯》,他分析了一大通。我提问时说,这种小说的写法在现代小说中不多见了,是否算过时?他辩解了一番之后,突然说Who are you to say?(有点像中文的: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记得这个事情是因为吸取了教训:我们有时候结论下得太快,书读得不够,发言权也就站不住脚。

做巫先生的学生,如果作业能及格,就是巨大的成就,因为他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和理想目标的距离,这个目标常常有可望不可及的无奈。但课程结束后,我们发现,所有人的总成绩都是A.巫先生的态度很清楚:平时要严格要求,绝不放松,但最后成绩一定是A,因为接下来你们也许要申请美国大学,他们很看重在学校的成绩。

作者收藏的部分相关书籍:巫先生的《一滴泪》,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汤姆·琼斯》中英版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

当时我们的一个学长,也是巫先生的学生,在闹离婚。他太太采用了哭、闹、上吊的传统程序。只不过,上吊的部分,她是先服安眠药,然后打电话通知老公,老公赶回家,送医院。

我去巫先生家交作业(也许是送别的东西)。巫先生不知听谁讲了这个痛苦的离婚故事,对我说:“多好笑,老婆硬要丈夫操,丈夫说我不想操你。那就离婚算了,有什么好闹的。”这个粗口从巫先生嘴中说出,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报以笑声。不过心里想:操,巫先生说得对!

巫先生家里常常来一些我们只能在书本或报纸上看到的人物。我问他墙上的国画是谁的作品,他说是短篇小说家汪曾祺送给他的。那时,我还没读过汪曾祺的小说。

一晚,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和几个朋友来巫先生家作客。我们几个学生也去了。杨戴因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翻译成英文而举世闻名。对我们这辈人来说,他们地位远远高于电影明星和歌星,属于见到真人腿会发抖那种。而且多数情况下,永远见不到真人。

聊天当中,戴老师用她带有外国口音的中文说起杨宪益不久前决定入党这件事。她说,当钱钟书听说后,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杨老面带尴尬笑容,不语。戴老师讲这句话时的音容笑貌我终生难忘。钱老带刺的《围城》式的幽默光芒四射。

巫先生的老师之一是沈从文。有一次在学校大教室做讲座,主题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待遇之类。他提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赫然摆放着的张秉贵雕像(百货大楼糖果部已故的售货员,劳动模范),然后说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沈从文的雕像时,泣不成声。

在芝加哥大学,巫先生的同学之一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英语系教授赵萝蕤。巫先生请她来给我们做一次讲座,由我和学校的司机负责接送。讲座之后,在回程途中,赵教授半自言自语地说:我把他害了。当年是我叫他回来的。他的博士学位马上就要拿到了,我让他回来任教,结果他倒了大霉。说到此处,她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他们这一代学者的泪水,部分浓缩为《一滴泪》,巫先生1993年初出版的英文回忆录。

巫宁坤著《一滴泪》中英文版

对我个人来说,巫先生的影响在于开阔了认识世界的眼界,增加了分析问题的视角,部分挣脱了之前所受教育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毒害,同时激励了我毕业之后的“补课”之旅。

目标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如果可以达到,旅程就会终止,就会获得安于现状的满足。安于现状无错,但会有一个声音说:你读过《追忆似水年华》吗?然后把书名换成另一本,如此继续,你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美不胜收,绝非一生一世可以尽享的。

感谢巫先生!

2019年8月10日
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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