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
■当地时间2014年10月9日，法国巴黎，法国图书馆陈列作家莫迪亚诺的书。莫迪亚诺荣获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CFP供图
诺奖之后·学者谈
当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确定为莫迪亚诺时，世界又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在曾经群星闪耀的法国文坛。距离上一次，法国文坛成为世界中心也不过隔了六年时间。
虽然现在不再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时代，但法国文坛总是不乏好的作家。其中有很多，哪怕他们没有得诺贝尔奖，可依旧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风潮。为什么法国文坛的好作家都是批量生产的？这里真的是天才的土壤吗？新快报就此采访了北大法语系教授、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董强。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1988年赴法国留学，旅居巴黎12年。2013年，他荣获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伽利玛出版社有完整的人才发掘机制”
大道：法国一直有很多好的作家出现，似乎从来没有断过层，这跟他们的出版体制有关吗？
董强：是的。在这一文学繁荣的时代，伽利玛出版社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这家出版社是“百年老店”了（1911年在巴黎建立，一开始建立的源头是《新法语杂志》，由纪德主导），有完整的人才发掘机制，他们的“阅读委员会”专门阅读所有投来的稿件，委员会的成员往往独具慧眼，勒·克莱齐奥就是靠通过邮局寄到伽利玛出版社的手稿而被阅读委员会的人发现的，而且一举成名。
大道：你曾经说过，勒·克莱齐奥、佩雷克和莫迪亚诺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导师——雷蒙·格诺，这个精神导师怎么帮助他们？
董强：雷蒙·格诺在伽利玛出版社的阅读委员会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他的工作本身就是去发现人才。雷蒙·格诺本人也是重要作家，当时在法国文坛与萨特齐名，还同时成立了一个先锋的文学小组叫“乌利波”，翻译过来就是“潜在的文学工厂”，他觉得文学可以像数学一样通过各种方程式做出来，就是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潜在形式上的探索，启发了很多人，启发人们走向一种新的文学。佩雷克和莫迪亚诺都受雷蒙·格诺的影响非常大。
大道：除了出版制度外，法国的社会氛围如何？作家在法国的地位如何？
董强：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大众传播比如电视、广播兴起，再加上罗兰·巴特等新评论人的出现，都让作家和毕加索、凡·高这些艺术家一样有一种神圣化的倾向。一个作家，一出了新书，就会上读书频道，他就像大明星一样。你看萨特、加缪，多少人推崇（1980年电视直播萨特的葬礼，有5万人自发参加）。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作家的地位就没有六七十年代那么高，但由于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传统还在保留，好的作家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尊重，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年纪轻轻就成名了。
我到法国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整个法国文学氛围还非常强，在法国咖啡馆里人手一册在读新出的书，我觉得那画面特别美。我们这边过节送礼是送月饼什么的，可是法国呢，到了圣诞节，都是互相给朋友送最新的小说。
“重视内心是20世纪法国文学的重要线索”
大道：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法国产生了这么多好的作家，他们各有特点，法国作家之间会有传承的东西吗？
董强：法国人原则上不讲传承。我为什么说普鲁斯特重要，因为从他开始，二十世纪的法国圈就围绕一条大的线索——对内心的重视。普鲁斯特是“新的巴尔扎克”，一种内心世界的“巴尔扎克”，他把它内在化了。普鲁斯特是对内在世界感觉的探索，巴尔扎克相当于研究社会的运转方式，每个人都是社会里的一个元素，是客观化的描写。普鲁斯特就不一样，是完全站在自己个体的观察角度去感受这个社会，感受这个时光的流逝。
大道：你熟悉第一个拿诺奖的法国作家吗？我们好像总觉得，拿诺奖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很小众，离我们很远？
董强：苏利·普吕多姆是象征主义诗人。诺奖大家觉得很遥远，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规律。对于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来说，往往会有一个代表性人物能够得奖。法国曾经有一个克洛德·西蒙，大家都没怎么读过，他就是一个新小说的代表。这次不是莫迪亚诺得了以后好多人哗然，就是所谓的新寓言派怎么两个人都得奖，我还专门写了一大段强调他俩不属于一个流派。在20世纪初，象征主义是整个欧洲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所以第一届给了象征主义诗人是很正常的。包括莫言能得奖，在西方人莫言就是中国这一代先锋派的代表啊。
我们国家对外国文学阅读和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停留在传统、经典层面。我们读小说，非得有一个清晰的线条，有故事、有思想，这样的作家我们觉得是好作家。比如伏尔泰、雨果，我们看了很舒服，我们也很容易接受。一旦偏离了这样的道路，我们就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从来没听说过”。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带有很大的实验性。米兰·昆德拉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小说的人物不是人物，而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所有现代小说家都接受这个说法。就是说，人物代替作家，在一个全新的、未知的场景下生活、思考，他在这种处境下会走向何方、结局如何，这都像一片试验田一样。如果我们不接受“实验文学”的概念，我们就很难接受现代西方文学的很多思潮。
通过作品舒缓时代病痛，是作家在社会存在的最大理由
大道：有人说，现在法国文学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跟过去每隔十年就出大文豪的时代相比，法国文学是在衰落吗？
董强：这问题不是法国独有，而是一个整体的。我们现在不是一个能够产生伟大文学的时代，但是好作品依然很多，现在更多的是一些有独创性的，有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氛围的作家，莫迪亚诺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传递了一个时代的一种特征或者是一种“病症”，通过他的作品这个“病症”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主题。
其实作家在一个社会存在的最大理由就是这个，就是通过他的作品，一个时代的病痛能够得到舒缓。比方说莫迪亚诺不断回到二战，不断回到犹太人这个主题，因为这是欧洲的“痛”，这种“痛”能够定期地通过他的小说得到一种舒缓，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就在这。
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