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7-19
随着清廷被迫签定《北京条约》，被纳入近代国际秩序，开放通商进一步扩大，太平天国被扑灭，中国市场的潜力再次爆发。与中国的贸易成了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驱动力，来自丹麦、瑞典、哥斯达黎加……闻所未闻之国的商船在中国海岸络绎不绝，五颜六色的旗号目不暇接。远东地区在急切地呼唤着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它要求利益相关国搭成一种能够保证远东市场长期繁荣的平衡关系和法律秩序。可是，中华帝国既无心、无力又无能、无知，无法参与其中。作为最大、最关键的相关国，中国的缺席必然导致这一平衡无法建立，其后果将是列强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远东事务中，一场争相在中国建立起势力范围，以维护各自战略利益的大潮即将掀起，而这场大潮势必又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人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进而改变古国的命运走向。
引领这场大潮的，正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如果中国人无法保护远东贸易航道的安全，那么西方人势必要承担起这些事务，从欧洲遥远地派兵代价太过于昂贵，要达成此目标西方人需要在远东建立起一系列财政自足的据点和殖民地――这是拿破仑三世的理由，似乎亦不无道理。天津教案原本是法国在远东扩张的一个绝佳藉机，但普法战争的爆发使法国无暇东顾，大清因此幸运地逃过了一场＂丧师辱国＂之战。
对帝国官场而言，这场教案不过如同数千年来一样，是各种小集团争权夺势的契机和工具。但有一人从这场教案中意识到了全面危机：旧秩序根本无法阻止下一次更大规模、更恶劣的事件发生。洋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凭藉治外法权获得类似＂超国民待遇＂的特权，对比之下，中国百姓的生活越发显得猪狗不如，势必引发普遍的忌恨。此忌恨心理包括两大重要内涵：恨官府之软弱谄媚与恨洋人之骄纵跋扈。
（官场现形记）
总体而言，当面对洋人的这种＂超国民待遇＂时，舆论的方向是希望将洋人下降到与自己同样的猪狗水平，或者把洋人赶走，而不是去敦促和改变政府，使自己享受到与洋人同等的文明待遇。官府可以把老百姓随随便便抓去杀头，却不敢碰番鬼们一根毫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眼中，公平意味着应该把番鬼们也抓去杀头，而不是争取自己不被随便杀头的权利。
这样吊诡的国度想要调转方向，驰进人类文明的汪洋乘风破浪，似乎注定是一场奢侈的美梦，不久它便将在那海上触礁沉没。那汪洋是自由男儿的疆场，不是奴隶们的安乐栏圈。但是，又岂忍看着一个悠久、庞大的古文明继续沿着旧轨道自生自灭？更何况那已不可能。古国必须向汪洋深处而去，哪怕触礁沉没也无法回头，海水已经漫上来了，无可抗拒，要么学会航行，要么坐以待毙。
需要补充的是，制造和引领上述舆论的，并不是中国农民，而是书院里学子、科场上的考生、官场上的清流……那些自认为自己理当属于统治阶层，却又被排除在帝国权力网之外的人们。
（丁日昌）
容闳也幸运地获得了参与天津教案谈判的机会。当江苏巡抚丁日昌被朝廷任命为谈判大臣时，他写信让容闳同行，充任译员。
＂我几乎全程参与了谈判的后半段，这给了我大量接近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机会……我完全没有想到，修女们遇害的血，竟然成了实现我教育计划的机会。＂
改革派的大臣们几乎全部汇集到了这场谈判中来，连告病在家的文祥也被召回。守旧势力需要这些人来平息战争，他们对洋人既怕又恨；同时又可以藉机打击改革派，因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舆论环境已经足够重创他们。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一面与洋人谋和，一面平息舆论以求自保。
容闳籍机游说曾国藩：谈判陷入僵局，是因为中国人不了解国际通行惯例，中国必须培养一批精通西洋学术的人，否则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连个能与洋人谈判的人都找不出。他将自己当年的四条建议（成立民营轮运公司承包槽粮；向美国派遣学童；开矿；禁止宗教团体干涉诉讼）重新拿出来时，曾国藩被说服了：原来这个人早就预料了教案的发生。
（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合影，格兰特非常支持留学事业）
当李鸿章剿灭捻乱来到天津时，更是大为心动。李鸿章与丁日昌早就提出过＂外修和戎，内行变法＂的策略，接触洋务几年下来，李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变化，他开始构想一种新的官僚模式：用＂通时务＂的人取代先前靠八股取仕晋升的旧书生。以洋务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再以自己的权势来推动洋务，这是李鸿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李鸿章携剿捻军功来到天津时，两派内斗情势有所逆转：雄心勃勃的李鸿章不仅要平息教案，还要籍机控制天津这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容闳的几条建议都深得李鸿章心意，李需要煤炭和钢材、需要轮船，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精通这些技术的人材尤其海陆军官，以为党羽。他非常支持这项教育计划，于是联名曾国藩与丁日昌，将容闳的四条建议上奏。
＂这一次，竟然四条都被同意了。＂容闳也许不知道，这都是因为淮军的威势。
在曾、李、丁的保举下，容闳被任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全权负责留学生事宜。按原计划：前四年每年招募三十名12-14岁的学童，赴美后入住美国家庭，在美国家庭中成长，并接受完整的美式教育，直至完成大学学业（那意味着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人）、甚至攻取博士学位。留学地点选择在美国文明的大本营，容闳本人受教育的地方――新英格兰。幼童先在上海入预备学校学习一年，考核合格则准派出洋，四年后再视前期情况，进一步调整计划。他很快赴全国各地招募第一批学童，有一半以上来自广东，因为广东地方风气最为开放，很多家庭的孩子学过英文。
在容闳选拔学童之际，守旧派也在集中火力攻击这项留学计划，他们似乎比洋务派更有预见力，似乎是看透了容闳的心思。他们认为：这些孩子如果从小不读圣贤书，拜无君无父的＂米夷＂为师，他日必遗祸无穷。容闳的老友和上司丁日昌想出一个办法：再增派一名＂大儒＂同为委员，教授幼童们修习圣贤之学。
（幼童出发前在轮船招商局前合影）
1872年，全部30名幼童通过预科学校考核，准备赴美时，容闳却被告知自已的全权委员职务已降级为＂副委员＂、＂西学学监＂，正委员、中学学监是翰林院的陈兰彬。这位陈兰彬虽然是位彻头彻尾的旧式人物，但受曾国藩提携在曾氏手下当过差，因此被曾、李一党认为是＂自己人＂。如此一来，既可以堵住守旧派们的嘴，两名委员都是＂自己人＂，又不至于坏了留洋事业。
7月，一切准备就绪，容闳先行赴美安排留学事务。8月22日，陈兰彬和容闳的老友、第一位入读美国大学的华人曾兰生（出生在新加坡），率领第一批幼童们：詹天佑、蔡绍基（首任清华校长）、梁敦彦、邝荣光等30人，登上驶往花旗国的航船。古老中国终于向世界主动迈出了第一步，这漫长的长路迷惘而曲折，然必终将回归到最开始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