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小戎:天津教案——刁滑得势,忠信取祸(曾国藩梦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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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折戟 2019-07-08

(天津教案会审现场)

天津暴动杀洋的消息,随着要求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此事的上谕,一起来到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曾国藩明白:这是针对自己的阴谋。自扑灭太平天国,他就在等待着这一天到来。虽然年老体衰,实权俱让,但全国各地的消息仍情不自禁向他这里汇总,于私德他也几乎无可挑剔,这会令皇宫内的某些人感到害怕。

和上谕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来自天津的四封密信,其中最重要一封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的密报:此番水会杀洋,实"阴与我为难"。目前已经没有人能控制得了局势,大家都在盼着中堂到来,唯有中堂可以凭籍自己的德望使全城民心信服。张光藻暗示:当地驻军从一刚开始时就完全指望不上,"唯有调铭军弹压"。所谓"铭军"是刘铭传叔侄的军队,淮军之最精锐者,他们装备着现代化的西洋军火,奉李鸿章之命驻扎在直隶"拱卫畿南"。就算是曾国藩,想调这支军队也要经过李鸿章同意,其他人休想染指丝毫。张光藻建议:一面调铭军坐镇天津,使水会不敢再生是非,扩大事态;一面主动提出赔偿,他估计几十万两银子可以了事,若战端一开,战争赔款将不止十倍以上。

安排好后事,曾国藩启程赴天津谈判,作为整个帝国最德高望重的大臣,他仍需摆出一幅稳如泰山的架势,哪怕自知大难临头。身为中国式文人之典型,他一面多愁善感地感叹命运和人世浮沉无常;一面又从容不迫面对一切。在这方面,曾国藩并非佼佼者,文天祥、夏完淳和谭嗣同在决离之际一面自伤身世,留恋生年的美好情谊;一面选择从容赴死。而林昭洒脱地面对生死、苦难、真理与家仇国恨之时,又象位柔弱的孩子般乞求母亲和上苍的垂怜,请他们嘉许自己的决择。上帝所有的骄儿无不柔肠千结,而中国人,并不习惯于在风口浪尖上作出创造性的壮举,而是用对苦难举重若轻的忍耐,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古往今来来,最优秀的中国人总是在黑暗中坚守之际,或生死决择的当口方才显现。

曾国藩下令开放天津港,迎接陈兵海上的法国军舰入港,以示"和好"的诚意。他向各地官员及军机处发信称:此案外理起来并不难,关键在于查明对教堂"迷拐"的指控:如迷拐皆属子虚,"则洋人十分全理,曲全在我","理当罚拿凶犯,还彼清白";即便迷拐非全虚,则"殴毙多人,亦当从优抚恤,以安外国之心"。

(堪比上海公共租界的天津英租界)

当他到达天津,却很快发现事态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帖出的告示受到全城指责,全城舆论都认为洋人该死。暴徒们"攻占"教堂后,"解救"了十几个被"拐"的孩子,这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们被吓得魂飞魄散,一些人承认自己是被"拐"来的,另一些则一问三不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一个女孩坚持自已是自愿进教堂,并且死活也不肯再回父亲家里去,这恰好成了她受蛊惑连父母都不认的证据。一个叫安三的教堂伙计承认自己就是"迷拐"案的"元凶"王三,而自己则受已经被殴毙的谢神父所主使。人们还搜出几坛修女们腌制的洋葱泡菜,认定那就是剜出来的眼球。仿佛人证物证俱全,津门舆论一片哗然,继而传遍全国。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曾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时江南的士绅们普遍认为是"愚民无知,轻信谣言",他们大部份愿意出来为教会作证,谣言也很快被平息,秩序得以恢复。但北方的士绅们普遍不同,他们比南方的士绅要仇外得多,不仅拒绝为洋人作证,更想方设法为仇外情绪推波助澜。

负责审案的刘杰在密报称:安三和孩子们的口供都是出自极度惊吓之中,很可能是胡乱指认,因为自己平日里认识谢神父,"乃忠厚之人,迷拐之事断不可能为"。可是谢神父已死无对证,按中国衙门的断案传统,人犯"供认不讳",即当结案,不结案恐怕民心不服,酿成大乱。如果"顺应民意",无疑是把事态往战争的边缘推去,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国无信则不立,以失信外国的方式招致战争,比战争本身更可怕。他坚持要拿办"煽、凶首犯","大国交涉,一面之词岂能服人?"按照中国的"一命一抵"古老传统,曾国藩要求地方官拿十九个人出来为洋人偿命。这做法不仅令绅民们非常不满,地方官和胥吏们也一再敷衍,称人犯根本无从查拿。

(主张对华外交政策必须适应中国人的情感和处事方式,不能一味按西方规则行事的威妥玛,因发明汉语拼音而著称于世)

更今他想不到的是:法国人对他"查拿凶犯"之举丝毫不感兴趣。法国人一口咬定:是中国政府纵容、煽动了这场暴乱,砍几个平民的脑袋推卸政府责任,法国不能接受。这些平民非但不是元凶,很可能是胡乱抓来顶罪的无辜,连真凶都不是。应该受惩治的不是平民而是政府官员,法国人要求处死煽动谣言的驻军大将陈国瑞,及事件直接负责官员,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但在中国人的逻辑里:陈国瑞根本不在事中(事发时正在北京觐陛)。而张光藻和刘杰平日里并无大过,也没有煽动、主使暴乱,又得民望,处置有民望的好官不合天理人伦,还可能引起国内的普遍不满。曾国藩认为,二人的责任在于谣言起时未能及时澄清事实,终酿成大乱;乱事起时又未能果断行动,制止暴乱,纵有过失,受革职处分已经最严重的处罚。但法国人根本不理睬解释,坚持要求严惩这三人。他只好请英国公使威妥玛出来调停,可是威妥玛显然也无法沟通,几乎完全站在法国人一边。"威使言语,似知元凶,然终不肯相告。"

在他身陷舆论不满、洋人不满、官场不满的三重困境之际,麻烦还远远没有完。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既不敢得罪洋人,也不敢得罪"民心",只想把这烫手山芋甩给他。他赴天津之时,名义上是崇厚的"会办"(副手),可是当他来到天津不久,崇厚即受皇太后指定:准备启程赴法国去向洋人谢罪。如此一来,所有麻烦事务都扔给了他一人。

(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报局)

他所极力维护的旧中国,丝毫也不欣赏他的"忠信",更谈不上维护"和约大义"。无助中的曾国藩只好把案件相关的所有资料全部寄给丁日昌:"阁下以绝异之才,负救时之志,生长之乡,服官之地,俱在海疆……阁下熟习夷情,长于抵御,卓见所及,尚望剖晰示知,是为至荷。"

对一名儒生而言,这样的措辞已近乎走投无路的哀告,丁日昌这位工匠出身的抚台,接到信后立刻决定,赴天津去,与对他恩重如山的中堂"共当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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