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7-08
（天津教案会审现场）
天津暴动杀洋的消息，随着要求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此事的上谕，一起来到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曾国藩明白：这是针对自己的阴谋。自扑灭太平天国，他就在等待着这一天到来。虽然年老体衰，实权俱让，但全国各地的消息仍情不自禁向他这里汇总，于私德他也几乎无可挑剔，这会令皇宫内的某些人感到害怕。
和上谕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来自天津的四封密信，其中最重要一封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的密报：此番水会杀洋，实＂阴与我为难＂。目前已经没有人能控制得了局势，大家都在盼着中堂到来，唯有中堂可以凭籍自己的德望使全城民心信服。张光藻暗示：当地驻军从一刚开始时就完全指望不上，＂唯有调铭军弹压＂。所谓＂铭军＂是刘铭传叔侄的军队，淮军之最精锐者，他们装备着现代化的西洋军火，奉李鸿章之命驻扎在直隶＂拱卫畿南＂。就算是曾国藩，想调这支军队也要经过李鸿章同意，其他人休想染指丝毫。张光藻建议：一面调铭军坐镇天津，使水会不敢再生是非，扩大事态；一面主动提出赔偿，他估计几十万两银子可以了事，若战端一开，战争赔款将不止十倍以上。
安排好后事，曾国藩启程赴天津谈判，作为整个帝国最德高望重的大臣，他仍需摆出一幅稳如泰山的架势，哪怕自知大难临头。身为中国式文人之典型，他一面多愁善感地感叹命运和人世浮沉无常；一面又从容不迫面对一切。在这方面，曾国藩并非佼佼者，文天祥、夏完淳和谭嗣同在决离之际一面自伤身世，留恋生年的美好情谊；一面选择从容赴死。而林昭洒脱地面对生死、苦难、真理与家仇国恨之时，又象位柔弱的孩子般乞求母亲和上苍的垂怜，请他们嘉许自己的决择。上帝所有的骄儿无不柔肠千结，而中国人，并不习惯于在风口浪尖上作出创造性的壮举，而是用对苦难举重若轻的忍耐，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古往今来来，最优秀的中国人总是在黑暗中坚守之际，或生死决择的当口方才显现。
曾国藩下令开放天津港，迎接陈兵海上的法国军舰入港，以示＂和好＂的诚意。他向各地官员及军机处发信称：此案外理起来并不难，关键在于查明对教堂＂迷拐＂的指控：如迷拐皆属子虚，＂则洋人十分全理，曲全在我＂，＂理当罚拿凶犯，还彼清白＂；即便迷拐非全虚，则＂殴毙多人，亦当从优抚恤，以安外国之心＂。
（堪比上海公共租界的天津英租界）
当他到达天津，却很快发现事态远没有那么简单。他帖出的告示受到全城指责，全城舆论都认为洋人该死。暴徒们＂攻占＂教堂后，＂解救＂了十几个被＂拐＂的孩子，这些劫后余生的孩子们被吓得魂飞魄散，一些人承认自己是被＂拐＂来的，另一些则一问三不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一个女孩坚持自已是自愿进教堂，并且死活也不肯再回父亲家里去，这恰好成了她受蛊惑连父母都不认的证据。一个叫安三的教堂伙计承认自己就是＂迷拐＂案的＂元凶＂王三，而自己则受已经被殴毙的谢神父所主使。人们还搜出几坛修女们腌制的洋葱泡菜，认定那就是剜出来的眼球。仿佛人证物证俱全，津门舆论一片哗然，继而传遍全国。
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曾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时江南的士绅们普遍认为是＂愚民无知，轻信谣言＂，他们大部份愿意出来为教会作证，谣言也很快被平息，秩序得以恢复。但北方的士绅们普遍不同，他们比南方的士绅要仇外得多，不仅拒绝为洋人作证，更想方设法为仇外情绪推波助澜。
负责审案的刘杰在密报称：安三和孩子们的口供都是出自极度惊吓之中，很可能是胡乱指认，因为自己平日里认识谢神父，＂乃忠厚之人，迷拐之事断不可能为＂。可是谢神父已死无对证，按中国衙门的断案传统，人犯＂供认不讳＂，即当结案，不结案恐怕民心不服，酿成大乱。如果＂顺应民意＂，无疑是把事态往战争的边缘推去，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国无信则不立，以失信外国的方式招致战争，比战争本身更可怕。他坚持要拿办＂煽、凶首犯＂，＂大国交涉，一面之词岂能服人？＂按照中国的＂一命一抵＂古老传统，曾国藩要求地方官拿十九个人出来为洋人偿命。这做法不仅令绅民们非常不满，地方官和胥吏们也一再敷衍，称人犯根本无从查拿。
（主张对华外交政策必须适应中国人的情感和处事方式，不能一味按西方规则行事的威妥玛，因发明汉语拼音而著称于世）
更今他想不到的是：法国人对他＂查拿凶犯＂之举丝毫不感兴趣。法国人一口咬定：是中国政府纵容、煽动了这场暴乱，砍几个平民的脑袋推卸政府责任，法国不能接受。这些平民非但不是元凶，很可能是胡乱抓来顶罪的无辜，连真凶都不是。应该受惩治的不是平民而是政府官员，法国人要求处死煽动谣言的驻军大将陈国瑞，及事件直接负责官员，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但在中国人的逻辑里：陈国瑞根本不在事中（事发时正在北京觐陛）。而张光藻和刘杰平日里并无大过，也没有煽动、主使暴乱，又得民望，处置有民望的好官不合天理人伦，还可能引起国内的普遍不满。曾国藩认为，二人的责任在于谣言起时未能及时澄清事实，终酿成大乱；乱事起时又未能果断行动，制止暴乱，纵有过失，受革职处分已经最严重的处罚。但法国人根本不理睬解释，坚持要求严惩这三人。他只好请英国公使威妥玛出来调停，可是威妥玛显然也无法沟通，几乎完全站在法国人一边。＂威使言语，似知元凶，然终不肯相告。＂
在他身陷舆论不满、洋人不满、官场不满的三重困境之际，麻烦还远远没有完。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既不敢得罪洋人，也不敢得罪＂民心＂，只想把这烫手山芋甩给他。他赴天津之时，名义上是崇厚的＂会办＂（副手），可是当他来到天津不久，崇厚即受皇太后指定：准备启程赴法国去向洋人谢罪。如此一来，所有麻烦事务都扔给了他一人。
（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报局）
他所极力维护的旧中国，丝毫也不欣赏他的＂忠信＂，更谈不上维护＂和约大义＂。无助中的曾国藩只好把案件相关的所有资料全部寄给丁日昌：＂阁下以绝异之才，负救时之志，生长之乡，服官之地，俱在海疆……阁下熟习夷情，长于抵御，卓见所及，尚望剖晰示知，是为至荷。＂
对一名儒生而言，这样的措辞已近乎走投无路的哀告，丁日昌这位工匠出身的抚台，接到信后立刻决定，赴天津去，与对他恩重如山的中堂＂共当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