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香港修例之败,北京应如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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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1日,香港深水埗警署外的抗议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前天,持续已近三个月的香港反送中事件,终于出现转机——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导致严重后果的送中条例。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备受压力的林郑月娥在上周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曾坦言,说她很想辞职——如果能够选择的话,还说“给香港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至于她自己都认为“不可原谅”。

区区修例引来如此惊涛骇浪,应为始作俑者始料不及。什么叫非预期效应?这是经典的一例。推出送中条例之前,特首林郑月娥及其同僚不可能没有评估、没有沙盘推演。他们一定自信满满,志在必得。后来的反转让他们如何震撼,不难想见。

林郑宣布送中条例正式撤回,应是一个难得的转机。但转机未必都是拐点。如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所言:“单是撤回恐怕来得太迟,因为社会焦点已不在此事。”这就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善意,迈出更大的步子,比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追踪真相,比如落实“双普选”。尽快满足香港市民这些合法诉求,才可能真正釜底抽薪,转机才可能发展为真正的拐点。

尽管港府此前也有较小的让步,先是宣布送中条例“寿终正寝”,试图以此安抚抗争者,但其非法律术语留下很大的模糊空间,因而不为抗争者所接受。接着在8月18日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之后,公开承诺建立民间对话平台的局部让步,也未见效果——抗争者无大台的情况下,跟谁对话?谁接招?谁接招管用?说今天的林郑月娥及其同僚一度深陷泥潭,应非夸张。

这可以说是另一重非预期效应,而非预期效应则是中国政府最大克星。中国的主政者一向最怕有组织的抗争,力求扼杀于萌芽状态。香港则是“反颠覆”前沿,自难例外。2014年“占中”之后,香港民间遭深度清算——但凡有威望的民间政治领袖如陈健民等,都锒铛入狱,等于是对香港民间社会的斩首之举。但主政者万万想不到的是,失去了领袖的香港民间社会,其去中心去组织化的抗争反而更难对付。而他们对此,完全没有经验,甚至没有思想准备,不能不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尴尬万状。

林郑正式宣布撤回送中条例,这一举措一定得到北京默认,则等于给已经被送入棺材的送中条例真正送了终,从法律上钉死了最后一颗钉子。修例之败,终成定局。但这不只是港府之败——即便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所称,修例不是北京的决定,至少北京不曾反对。北京不反对,同样因为自信满满、志在必得。修例之败是港府和北京的双重失败,至此已无争议。

2019年7月1日,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仪式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诺会听取不同意见。JEROME FAVRE/EPA, VIA SHUTTERSTOCK

既无争议,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北京为什么会遭遇修例之败?

这还得回到体制去找原因。北京此次修例之败,与近年来内地体制的蜕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沿袭港英旧制、有着某种分权的港府,当然属于有限政府,但内地不是,近年来内地愈来愈回归万能政权体制。主流舆论近年鼓吹的所谓中国模式,归根结底,无非万能政权模式。现实中政权对民间社会则是不断进攻,不断猛烈扩权,以至“领导一切”成了不容挑战的天条。如果说个人崇拜在内地仍属于政治不正确,而一直是批评者的有力武器,政权崇拜则并无收敛,近年反而愈演愈烈,神化政权愈来愈是内地的时尚。

这可能是香港变局的终极原因——它极大地恶化了香港所处的政治社会生态。本来,自邓小平1992年所谓南巡始,随着市场化的风生水起,中国大陆曾一度逐渐告别全能体制,逐步回归正常社会:毛时代被消灭的民间社会开始恢复性生长,政府控制逐步收缩,政府和社会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分界,中国社会开始具备某种弹性或者说缓冲地带。与内地这种趋势对应,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也较理性和克制,对一国两制中的两制部分,予以较大尊重。这即是说,当内地官民关系较为宽松之时,陆港关系也较为宽松。

但是,因为万能政权近年的回潮,不仅内地政治社会生态为之巨变,陆港关系也不能不巨变。号称属于“一国”范畴的大陆化随之越来越势不可挡,“两制”空间越来越局促。香港经济自由固然不得不维系,政治和社会自由则与内地落差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多。解决办法不是让内地尽可能向香港看齐,通过政改扩大内地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而是在冻结内地政改的同时,尽可能拉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度,让其向内地看齐。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不断强化对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控制。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香港固然严重缺乏民主,政治和社会自由却早已构成了港人的生活方式,融入了港人的血液。要香港跟内地看齐,推行政治经济双轨制,只保留经济自由而交出政治和社会自由,这根本就不可想像。但万能政权的绝对自负令主政者高视阔步,政治和社会控制以“一国”之名层层推进。

但主政者想不到的是,其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伴随非预期效应,即越来越加剧港人的不信任和恐惧心理。近年内地在民主和法治上的大倒退,非预期效应更明显,即固然有效控制内地政治和社会,却被港人认定印证了他们对内地体制的判断,加大了他们拒绝大陆化的决心、与内地体制脱钩的决心。这一切不断潜滋暗长,主政者却浑然不觉,反而愈加强硬,步步紧逼,最终因修例把港人逼到了墙角,非预期效应一发不可收,而有“反送中”的大爆发。港人尤其香港的年轻人,被迫破釜沉舟,在绝望中做最后一搏。

2019年8月11日,防暴警察在深水埗区发射催泪弹。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真到了这一步,主政者反而技穷,香港问题就这样陷于僵局。而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回归之初,因北京大体遵守承诺,尊重“两制”,陆港仍能相安,这说明包括民主派在内的港人并无意与内地作对。非但不曾作对,反而在九八洪水、汶川大地震等关头,对内地受难同胞多所臂助,乃至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救灾,凸显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至于所谓港独、所谓时代革命之说,本来都闻所未闻。

陆港关系的紧张,原因可列举很多,如内地人大量涌入、挤占各种资源,但主要无疑起因于近年北京对香港的强势,起因于北京愈来愈以香港之政治和社会自由为假想敌。最终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绝大多数港人推到了对立面。实事求是地说,香港不可能具备颠覆内地体制的能力,港独也不现实。绝大多数港人不是为港独而战,无非为捍卫高度自治而战,归根结底,为捍卫自己的传统价值、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捍卫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而战。这陈义并不高,不是激进,而是保守,即保守已有的自由。

到底如何应对反送中,其实体制内不乏争议。虽然林郑屡有让步姿态,但似乎不为体制内鹰派所认同。不仅其立即对话谈判的承诺无以兑现,前特首梁振英更于近日在脸书频频发言,鼓吹“狭路相逢勇者胜”,对抗争者“犁庭扫穴”。实际操作中则有港警抓“黑手”、解放军与武警深港备战等遥相呼应。体制内鹰派不肯善罢甘休,屡屡火上浇油。于是进入九月之后,随着香港大中学生返校聚集,罢工罢课再起波澜,“反送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林郑能否突破围城,重新部署对策,不能不是重大考验。

具体应对或有讨论空间,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香港跟内地虽文化上同属中国,文明程度上则有显著落差。这就注定了在内地可能有用的政治和社会控制手段,在属于现代文明体系的香港可能不仅没用,反而可能起反作用。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前日曾有提醒:主政者不能一味强硬,而应致力于争取香港民心。

那么如何在香港争取民心呢?答案很简单,必须理解现代文明,尊重现代文明。进而言之,必须具有同理心,尊重港人的生活方式,尊重港人所珍惜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这可能是平息香港事件、解决香港问题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尤其必须强调的是,内地的万能政府体制、内地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持续紧张,往往让一河之隔的港人莫名恐惧。一国两制固然需要强调一国,但这里的一国应该是包容的、友善的,而不应让人恐惧。一个不考虑人民的尊严和感受的政府,一个让人民恐惧的政府,哪怕看起来多么强大,都不是好事。而在这点上,内地近年来可能走得太远了。今天回头总结香港事件的教训,这个教训尤其不容忽略,尤应引以为戒。强调香港变革的同时,内地体制的同步调整,内地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改善,尤其应该是重中之重。

笑蜀,独立评论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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