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汪建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
【讲座主题】感悟毛泽东修改诗词的艺术和境界
【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
二、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三、从毛泽东修改诗词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讲座全文】
各位网友,大家好。2017年11月8日,人民网在专家专栏开设了《汪建新专栏》,为我提供了和网友进行交流的平台,也使我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心得能够集中展示。转眼就是一年时间,首先要感谢人民网和广大网友对我的支持与厚爱。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毛泽东以如椽之笔,写下了纵横捭阖、气势非凡的不朽华章,是中国诗坛上的一座艺术高峰。
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数量不算多。仔细比较分析毛泽东诗词,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作品都经过多次修改。从作品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句,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他都一改再改。这才使得毛泽东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成为千古绝唱。
今天,我想把毛泽东修改诗词的有关情况作一个梳理。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二是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三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毛泽东从九个方面修改诗词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哪些方面修改诗词?
毛泽东修改诗词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修改别人的作品,二是修改自己的作品。在一些毛泽东诗词鉴赏的书中,编入了由别人作品修改而来的作品。比如,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外出求学时写的《七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一说是日本人西乡隆盛写的,一说是日本僧人月性写的,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孩儿”,把“死不还”改成“誓不还”。准确地说,这不是他的作品。
毛泽东对自己作品的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题思想的改变。《念奴娇·昆仑》内容含蓄,不好理解。其中有一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1958年12月,他自注道:“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此后,人们对这首词的理解趋于一致了。毛泽东分赠剑劈的昆仑山时,还想到日本人民,显示出博大的胸襟。这一改动使作品主旨骤然升华,赋予了全新的深刻内涵。
二是作品标题的修改。诗词标题,是诗篇的眉目,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毛泽东有些作品的标题几经变化。经过修改之后,作品的主题更加突出、明确。比如,《念奴娇·昆仑》曾经叫《念奴娇·登岷山》。《水调歌头·游泳》原是《水调歌头·长江》。《蝶恋花·答李淑一》先是《游仙》,再是《游仙·赠李淑一》,最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三是写作时间的明确。1957年《诗刊》杂志发表毛泽东18首作品时,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毛泽东《词六首》时,几乎都没有注明写作时间。1963年出版《毛主席诗词》时,毛泽东认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标注了每一首作品的创作时间。比如,《沁园春·长沙》是“一九二五年”,《菩萨蛮·黄鹤楼》是“一九二七年春”,《西江月·井冈山》是“一九二八年秋”,《沁园春·雪》是“一九三六年二月”。这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含义。
四是前言后语的删减。《七律·登庐山》原有一则小序:“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红日方升,成诗八句。”这样的文字,尽管交待了写诗的过程,但是对把握作品的意境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局限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作品发表时,毛泽东把这句话删除了。
五是作品结构的调整。《采桑子·重阳》原稿是:“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作品发表时,毛泽东把上下阕的顺序进行了互换,前后颠倒。经调整之后,作品从议论开始,诗意突兀挺拔,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作品意欲表达的思想深处;以写景结尾,能触发读者遐思,读来韵味无穷。
六是整个诗句的变换。在不同的毛泽东诗词作品手迹中,有些句子变化很大,有些属于文字内容的调整深化,有些则是诗句寓意的完全改变。
《忆秦娥·娄山关》中“长空雁叫霜晨月”一句是从“梧桐树下黄花节”修改而来。《七律·到韶山》最后一句“遍地英雄下夕烟”,曾有“遍地人民百万年”“人物峥嵘胜昔年”两种说法。再比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一句,原来是“到处男红女绿,更有飞流激电”。很显然,修改之后的句子,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富有韵味。
七是个别字词的完善。《西江月·秋收起义》“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一句中,“匡庐”原作“修铜”,指江西省的修水、铜鼓,“潇湘”原作“平浏”,指湖南省的平江、浏阳,都是县的名称,过于写实。修改之后,用名山秀水来代表地名,更富有诗情画意。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高路入云端”中的“高路”,原稿中是“高树”。树是自然生长的,路是人工修筑的。由“高树”改为“高路”,与前面一句“旧貌变新颜”相呼应,直接显示出“三十八年过去”之后沧桑巨变,和作者重上井冈山的主观感受也更加吻合。
八是个别错字的更正。《菩萨蛮·黄鹤楼》第一次发表时,“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了“酎”字。“酎”是名词,指经过两次或多次酿制的酒,“把酒酎滔滔”不合逻辑,这显然是“酹”字的笔误。“酹”是动词,指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和起誓,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樽还酹江月”一句中的“酹”字,就是这个意思。 把“酎”改为“酹”,才符合句法,才能准确表达出悼念革命烈士的心境状态。
《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中的“薜荔”一词,原稿作“薜苈”。薜荔是一种蔓生植物,而“薜苈”不能相互搭配,语意含混不清,修改之后表达杂草丛生的意思,问题迎刃而解。
九是标点符号的变化。《诗刊》杂志1957 年发表《菩萨蛮·黄鹤楼》时,下阕为“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而在1963 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改为“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前一句的逗号改成了问号,突出了“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那种迷茫与困惑的心情。后一句结尾的句号改成了感叹号,语气更加肯定,情感更加强烈,态度更加坚决,更好地烘托出毛泽东“心潮”澎湃激昂的精神状态。
《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中间有个逗号,它的位置挪动了好几次。有时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有时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反复权衡后,才确定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自己反复斟酌修改,一诗千改始心安
现在我来谈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如何修改诗词?
毛泽东修改诗词,具体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随意而为,有的是刻意而为;有的是自己修改,有的是请专家帮助润色,有的是采纳读者建议而进行完善。
第一、并非刻意修改,无心插柳柳成荫。
毛泽东诗词作品字词句篇的丰富变化,有相当一部分都呈现在他的手迹当中。他的很多作品都留有手迹,有的还留有多件手迹。比如,《七律·到韶山》有两件手迹;《贺新郎·别友》有三件手迹;《水调歌头·游泳》有四件手迹;《念奴娇·昆仑》有五件手迹;《沁园春·长沙》有六件手迹;《沁园春·雪》有十件手迹。
这些手迹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心情状态下,出于不同目的为不同的人题写的。他并不是对照诗集一字一句照抄,而是凭记忆,凭印象。加上他书写诗稿时,已经时过境迁,文字感觉和思想认识,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出现文字差异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把《沁园春·长沙》“层林尽染”写成“层峦尽染”,“到中流击水”写成“向中流击水”;把《七律·长征》“万水千山只等闲”写成“万水千山似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写成“最喜岷山千里雪”把《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防肠断”写成“牢愁太多防肠断”;等等。这些字词比较接近,诗句含义没有实质性变化。
有的时候,诗句的变化比较大。比如,《贺新郎·别友》“人有病,天知否”一句,有的手迹为“曾不记:倚楼处”,有的手迹为“重感慨,泪如雨”。再比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第二、三件手迹写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第四件手迹写成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挥长戟”。这种情况可能还和作品没有完全定稿有关。
第二、自己反复斟酌,一诗千改始心安。
195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任筹办《诗刊》杂志,徐迟等人搜集到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八首诗词,编委会特意致信毛泽东:“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对作品进行了逐一校正,还另外提供了十首作品,回信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1963年,在70寿诞来临之际,毛泽东将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汇集起来,除已出版过的21首诗词外,增加了《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发表的6首词,还补充了10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他倾注大量心血,对这些诗词做了一次全面校订。这就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据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至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修改都由吴旭君作记录,等到推敲好的句子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再亲笔写到手稿上,然后叫她把修改记录烧掉。1973年冬天,他又叫吴旭君把全部诗词抄写一遍。毛泽东又作核对。如此反复,足见毛泽东对修改作品的重视程度。
第三、诚请专家斧正,采得百花酿成蜜。
毛泽东修改诗词,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集思广益。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出版之前,先印了一些征求意见本。1964年元旦,毛泽东委托田家英邀请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桌上,摆着毛泽东写的几张条子,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臧克家把事先准备好的23条意见交给田家英。诗集出版之后,臧克家发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13条意见。
《七律·登庐山》“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原先是“欲上逶迤四百旋”,郭沫若认为“‘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踯躅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而“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原先是“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协谐。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后来的定稿,显然是参考了郭沫若的意见。
《沁园春·雪》“原驰蜡象”中“蜡”字,原先是腊梅的“腊”字。臧克家建议说:“如写作‘蜡’字比较好讲,‘蜡象’正可与上面的‘银蛇’映对。”毛泽东点头说道:“好,那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这样一改,更加形象,诗意也更浓郁了。再比如,《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中的“咒”字,原先是“哭”字,这是根据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作家梅白的意见改的。毛泽东还对他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
第四、采纳读者建议,听取溪流动地声。
《七律·长征》原有“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浪拍云崖暖”。1952年元旦,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致信毛泽东,建议把改“浪”为“水”。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1957年初,《诗刊》发表毛泽东18首诗词作品后,复旦大学一名学生、江苏省泰县一个小学校长、福建省南平县的读者陈治等人,专门致信毛泽东,指出《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酎滔滔”中“酎”字,是一个错别字,应该用“酹”字。毛泽东看完后,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所提意见是对的。
不恃才傲物,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现在,我来谈第三个问题:从毛泽东修改诗词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了解毛泽东修改诗词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完善过程和深刻内涵,更好地把握毛泽东诗词创作成功的内在原因,特别是能够促使我们去感悟、去学习毛泽东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虚怀若谷的学习态度和尽善尽美的艺术追求。
第一、毛泽东对待作品精益求精,从不敷衍了事,而是一改再改,力求完美。
唐代诗人贾岛在“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之间不断推敲、锲而不舍的典故,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它不过是历代文人墨客严谨、认真的创作精神的一个缩影。
好诗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能出口成章、一气呵成,当然了不起。但多数诗词佳作都是反复打磨而成的。杜甫《解闷十二首》诗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他的《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写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清代诗人袁枚《遣兴》也有“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这样的诗句。清代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讲得更为明确:“作诗安能落笔便好?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这些都是历代文人的经验之谈。
毛泽东继承了历代诗人创作诗词反复推敲的优良传统。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作风。毛泽东对自己的诗作,既当真,又较真。他从来就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将其作为价值观念、政治抱负、奋斗人生和时代风云的真实写照。他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绝不发表;对已公开的作品,一改再改,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对艺术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1963年11月4日,他说:“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于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 1958 年,他对梅白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期,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
第二、毛泽东评己诗作非常低调,从不骄傲自满,而是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书中收入了《七律·长征》一诗,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七律·长征》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从此,毛泽东的诗人才华名扬天下。
毛泽东的诗词成就举世公认,所获得的赞誉可谓登峰造极。柳亚子读了《沁园春·雪》之后,拍案叫绝,称“毛润之《沁园春》一阙,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元帅诗人陈毅也曾以“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来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诗才。
但毛泽东自己却很低调。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致路社》的信中写道:“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断的意见来。”1957年1月12日,他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什么特色。”
1958年7月1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唐代诗人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有诗句云:“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在姿态上、心态上、行为上、言辞上保持低调,从不自夸,从不自满,他才会如此平和淡定地去看待自己的作品,如此坚持不懈地炼字炼词炼意,可谓是千锤百炼。这是一种艺无止境的创作态度,更是一种自我修炼的人格精神。
第三、毛泽东对待诗友敬重有加,从不恃才傲物,而是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毛泽东与很多著名诗人关系密切,比如柳亚子、黄炎培、郭沫若、臧克家等。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文人骚客。柳亚子性格狂傲,但他对毛泽东也是心悦诚服。面对《沁园春·雪》,他由衷感慨:“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尔。”
毛泽东总是以开放的心态,与诗友平等交流,切磋诗艺。柳亚子、黄炎培等人每有新作,都会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则以诗回赠,而回信中常常能够看到“录呈审正”这样的谦辞。黄炎培比毛泽东年长15岁,毛泽东信的开头总是尊称“任之先生”“黄任老”。毛泽东和柳亚子也有书信往来,有时抬头尊称“亚子兄”,落款则是“毛泽东上”。
1959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59年9月7日他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日、10日致信胡乔木,反馈自己的意见建议。9月13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1962年 4月24日,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毛泽东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送给邓颖超,附信说:“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征求诗友意见,态度之谦恭,言辞之恳切,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满招损,谦受益。诗友们被其真诚感染,也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宝贵意见也给毛泽东诗词增添了不少光彩。
第四、毛泽东对待读者平易近人,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闻过则喜,从谏如流。
人们喜爱毛泽东诗词,既有文学艺术成分,也有社会心理因素。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普通读者发现毛泽东诗词存在瑕疵,能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错别字,不仅需要有学识,更需要有勇气。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出现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为民情怀。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的群众观点在诗词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心里始终装着读者。毛泽东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正是这种平等态度,使毛泽东能够认真对待和吸收读者的建议。这种可贵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永远学习。
好了,今天我就讲这些。感谢广大网友的关注。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再见!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