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是福州人，本名陈国华，今年58岁。他和我都是77级大学生。他读的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时，他才16岁。在同届大学生中属最年轻之列，如今也年近花甲了。
他供职于《北京青年报》。虽然学术成就超过了许多教授，但社会角色却是一个报人。他只能在繁忙的报纸编辑工作之余，进行学术研究。这曾让他内心纠结。他还和我讨论过，要不要早些抽身而退，专心从事研究。后来决定还是要干到正常退休。
他为人谦逊，从不以著名学者自居。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参加史学讨论会。他以陈国华本名参会，一些年轻学者不知道他就是陈徒手，看到他提交的论文如此出色，以为又冒出一个新秀。后来知道他就是《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作者陈徒手，马上肃然起敬。
屈指算来，我认识他已经20年了。1999年，在河北丰宁召开郭小川诞辰80周年学术讨论会。郭小林、郭小惠兄妹邀我参加，说陈徒手也要赴会，我十分高兴。当时我刚读过他的文章，很想与他相识。谁知他因报社发稿走不开，失之交臂，颇感遗憾。会后小林、小惠请陈徒手到我家小聚。当时我住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他一来就说，这儿我太熟了，结婚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两年。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致公党中央工作，单位分配的单身宿舍就是这个院里的一间平房。后来他的妻子分了宿舍，这间小平房就成了他的书库。里面存着上千本书，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美学、心理、历史、政治、宗教、美术、音乐等社会、人文方面的学术著作。看到这些书，我便能感受到他1980年代买书之勤，涉猎之广。
陈徒手告诉我，他在致公党机关工作了几年，因为钟情文学，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1980年代末，亲眼目睹了一代著名作家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奈与无措，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于是，他开始研究作品背后的真实作家。他搜集档案、日记、检查、交待、采访当事人，采访与作家有直接交往的人，陆续撰写了有关赵树理、沈从文、老舍、浩然、汪曾祺、俞平伯、丁玲、郭小川在政治风涛中命运的文章，集成《人有病，天知否》一书。
这些作家，以前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到了他笔下，仍让人耳目一新。前人研究作家，多从作品入手。作家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家都可以看，所以，不少学者呕心沥血写出作家专论，也引不起读者共鸣。而陈徒手的视角从文本转向人本，用档案史料还原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里沉浮，漩涡里挣扎。他们的悲欢离合、升沉荣辱，都打着时代的烙印。这就呈现出这些作家有血有肉的本来面貌。
我认识陈徒手以后，和他成为朋友，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见面。他多次约我和小群为《北京青年报》撰稿。我为《社会科学论坛》策划，向他约稿。小群为《信睿》主持口述史栏目，他提供了对刘庆棠的访谈。我在《炎黄春秋》担任编辑期间，也发过他的稿子。
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把三不老一号的小平房无偿借我使用。当时我和小群从太原回到北京，小群单位还没分房，住房商品化大潮还未开启。我们一家人挤在母亲的两居室里，有书也放不开。陈徒手将他的小房钥匙给了我，容我们放书，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别看小房只有十几平米，一下子让我的活动空间扩大了许多，心情也舒展了许多。
我们还参加过陈徒手策划的文化旅游。纸媒遇到网络挑战，只好加强活动。2017年4月《北京青年报》副刊组织福建永泰庄寨游，我和小群报名参加。永泰庄寨的历史可追溯到七百年前，先后有上千座，现在能看到的有146座，多建于清代。庄寨的功能与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土楼相似，但尚未大规模开发旅游，原始古朴的遗韵很足，可谓藏在深山人未识，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外界专家的赏识。要让故乡的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又要让自愿报名旅游的朋友尽兴而归，数天的行程，我既感受到陈徒手对家乡的热爱，也感受到他做事的认真周到。
作为学者，陈徒手低调而勤奋。在编辑报纸之余，他在采访历史当事人和查阅档案资料两个方面都下了苦功。档案法公布之初，档案一度比较开放，他就一头扎进档案馆。浩繁的卷宗，一一细读，他称之为“打通关”。他围绕好几个专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除了零星发表几篇论文，一直没有出版新书。直到一家杂志请他开辟专栏，才促成了《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问世。
这本书，他研究的对象从作家变成了学者，其中的马寅初、陈垣、汤用彤、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冯友兰、冯定、蔡旭，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著名教授。虽然研究对象变了，但他的研究方法一如既往。他不是着眼于这些教授的学术成果，而是着眼于他们在政治压力下的心灵扭曲与命运沉浮。他不是从已经出版的文献出发，进行分析、解读、归纳、提炼，而是通过钩沉档案中不曾进入公共领域的稀见史料，展示尚未传播的独家细节，勾勒出这些学者的鲜活侧影。如果说，一般人研究学术史多是盘点存量信息，而陈徒手则提供了增量信息。《故国人民有所思》如此，《人有病天知否》如此，他的其他研究文章也是如此。陈徒手还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存在手中。我衷心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完成新的论著。
来源：微信“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