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0-10-26 11:02 | 作者: 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1958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在大陆出版散文集24种，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文学典藏——岁月清白》等两种散文集。短篇小说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辽宁文学奖。散文获人民文学奖、文汇报笔会奖、中国新闻奖金奖等。
我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天气写下面的事。沈阳好多天没有阳光。雪过之后，天好像累了，云层闷着。今天天气的心情尚好，楼顶裁出整齐的蓝天。马路牙子边上的积雪酥了，转黑，像人撒过尿那样露出奶酪般的窟窿眼。柳树枝正准备把自己憋青。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也敢回忆七十年代的往事了。对，我是个少年身份的旁观者，看到一点事情。随着我年龄的递增，过去的那些日子变得越来越沉重。而我如果面对窗外铅灰色的天幕或在深夜写下，心里极其不安，好像被迫在皮靴踏过的碎冰的道路上远行。晴天写作给我的喻示是：我终于跟这些事摆脱了干系。一九六八年，我十岁。所回忆的是我十岁前后看到的事，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看绝食、看烧戏装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南箭亭子，又叫盟公署家属院。小时候，我以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盟公署，并有红砖尖角砌成的花畦子，里边栽胭粉豆和鸡冠花。后来我去过的地方都没有盟公署，我觉得赤峰很落后，还没有把盟公署改成县政府或者省政府这样更好听的名字。夏天，盟公署的楼里面凉快，我只去过一楼。我妈在一楼北侧上班，我没去过二楼和三楼。小时候我胆小，我常想上二楼、三楼看看，没敢。很多人从二楼和三楼走下来，他们眼睛盯着脚下的水磨石楼梯台阶。我想问这些大人在二楼、三楼干些什么，没敢。
为什么叫“南箭亭子”，我更加不清楚。那时候没有写大文化散文的人，一个儿童憋在心里的所有问题全都得不到解答。锡拉胡同跟西拉沐伦河有关系吗？不知道。北京昌平的劈李村是不是霹雳村的变音？不知道。头两年看到一份清代的城防图，才知道清兵在每个城市都修东西南北四个箭亭子，它是武备库。
我们南箭亭子家属院大啊，我家住在最后一栋。再后边是一个大坑，土下尽是尸骨，又叫和尚坟。谁在这儿杀了这么多和尚？大坑边上有一座水文站和军械修理所。
从我们家往南看，是一排排房子的后背，白泥墙、红瓦，每栋都住四户人。我认识的人限于倒数第三栋。然而我年龄越大越想知道盟公署家属院到底有多少栋房子。困惑得迫切之际，我在梦里数，一栋、两栋……总也数不清，总被不知哪栋跑出的小孩把我打跑。今年过年，我在我妈家附近见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人，他开一家巴林石商店。见了我，他滔滔不绝说他偷走了我家多少小人书，有《黑虎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特气愤，我小时候有两皮箱小人书全都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小人书下落的人。我问他，咱们南箭亭子有多少栋房子？他说11栋，我在脑子里却恢复不出11栋的影像，有如无限栋。每栋房子他都说出一个标志性人物—-罗锅，小儿麻痹症，瞎子。他说我小时候跟一个女瞎子（小孩）最好，领她晒太阳，给她念小人书，送给她樱桃吃。他说这个瞎子是姐俩儿，妹妹不瞎。瞎的姐姐长得特好看，脸是粉的，脸上每天都带着笑容，我还给她缝过袜子。我小时候还会缝袜子？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印象中的瞎子脸上都没有笑容。没什么可笑的。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脸是粉的、每天都有笑容的女瞎子，我还会给她樱桃吃。沈阳的樱桃有两种，一种叫大灯，另一种叫红灯。名字起得特有意思。
卖巴林石的这个人从小就是小偷，他并没因偷我小人书而愧疚并送我一块巴林石。他的话激活了我的一部分回忆。好多事像显微镜下的病毒一样蠕动起来。
最鲜活的记忆都跟文革有关。
文革跟我们带来的第一件愉快的事是满街的传单。其实我们不怎么认识字，但再不认识字也认识二十多个常用字。“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打倒刘、邓、陶！”十个字。加上厕所用的“男、女”两个字，再加布票的尺、寸，粮票的斤、两，汉字的一到十。已经超过二十多个字了。我们刚上学，但已经不教字了。不上课，随便闹。一般人把持这三十来个字也照样度过一生，加上自己的姓名，够用了。几年前我跟小学同学聚会，他们早已下岗退休，说上学没学着啥，就认识二十多个字。现在布票和粮票都不用了，所识的斤两尺寸都没地方用，不如不学。一人说，认得“此处不得大小便”几个字还是有用，大家说有用。同学说“原野认的字最多了，认识好几百字吧？”特羡慕我。我点头，像百岁老翁一样，当即给他们写下几个复杂的字，李煜的煜，道衢大道的衢，他们歪过头来看，染过的头发根整齐露着2毫米长雪白的头发。
花花绿绿的传单塞满了我们的兜，红纸的，绿纸的，黄纸的传单印满了“打倒”与“拥护”的字。纸很薄，像糊窗的高丽纸。我们拿传单互相交换，换颜色，内容写啥我们不知道。想得到最多的传单，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文革初期，哪儿人多？贴大字报多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除了读大字报之外，还辩论。辩论最有意思，他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一些奥妙的事情，诸如娄山关兵团是不是照天烧战斗队的走狗，全无敌兵团与独立寒秋大队谁是保皇派？“娄山关、照天烧、全无敌、独立寒秋”都出自毛泽东诗词。文革中唯一允许被使用又有文采的词与词组都出自毛的诗词。他不仅派工人造反者接管报社、电台、学校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导权，派军人接管政府事务，号称“工军宣队”。他以他的著作“红宝书”取代了除课本外的一切印刷品，所以人们在使用字和词的时候，都超不出他所提供的范围。一个人统治了字，也就统治了人的大脑甚至声音，更不必说其它了。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反动组织八·一八血战到底！”
“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打倒橘子洲头战斗队。”
就在人们这样激烈述说的时候，“唰—-”空中开放一个彩色传单的花朵，我们蹦起来抢，在大人的脚下拣，免得这些传单被踩脏了。一场辩论过后，洋沟里全是传单。下一场雨，积水把传单的颜色泡下来，有深红或深绿的小水洼，特好看。传单被水泡白了，如死鱼一样飘着，没人捞。
辩论和撒传单这样有趣味的事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变成了武斗。我这个年龄没经历过武斗，参与者是老三届的学生、工人和干部。
学生虽然在文革中最积极（毛泽东首先在学生中发动文革），但他们在武斗中尽挨打，体力不行。邻居刘国权、刘国瑞家是赤峰市最有名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总部。武斗开始后，从他们院子走出一队又一队穿绿军服、系武装带的男女学生，红袖标写着“造反大队”。晚上，他们带着一半伤员回来。伤员或被背着、或把胳膊放在两人肩膀，被架着，鼻青脸肿地回他们家开会养伤。我们家属院大、人多。上下班跟市场似的。这些伤员走两步、停下，举起胳膊喊：毛主席万岁！抬他或架他的人也停下脚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一个人躺在门板上，两人抬他。他鼻孔塞着棉花，被血浸为炭色。眼皮肿得睁不开了，他欠身喊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不知道的以为他被刘少奇打成了这样。他张嘴喊口号光看见舌头动，牙都没了。
最激烈的武斗持续了一、两个月就被军队弹压住了。革委会说“造反有理是革命行动，无政府主义是反革命行动。”虽然它们是一回事，但这么一分，就分出不少反动组织。隔壁的“造反大队”是该组织之一，他们消停了。
武斗过后，赤峰街的玻璃全没了。那时分，赤峰的玻璃原本就不多。老百姓以白纸糊窗户，政府和学校才有玻璃。穆日根领我去赤峰蒙古族中学看玻璃，所有的窗户都像露着尖牙的兽嘴，玻璃全碎了。商店和政府的玻璃也完蛋了，只有军分区的玻璃完好。他们有战士站岗。其实，并不是武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武斗是人与人殴斗。玻璃有专人去砸。比如赤峰水利局学愚公战斗队组团持大棒子去赤峰广播电台砸玻璃，以示对该电台风雷激战斗队的蔑视。风雷激战斗队当然也要派员扫荡水利局的玻璃，文革中的行动太像德国纳粹了，比遗传都真切。剩下的玻璃是小暴民砸的。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院的红子，领贺太瑞、木兔子、三相、三虎和我上赤峰二中砸玻璃。三相和我不敢去，红子说没事，学校空了，没事。我们到二中，教室玻璃基本上全砸碎了。红子领我们围着一幢幢教室转，偶而遇到一两块没砸的玻璃。我们如获至宝，相互礼让，站玻璃20多米外，飞石砸。谁砸不中，由第二人接着砸。石块击中玻璃，“啪—-哗拉”的声音使我心脏攫着由不开，特惊恐。我一块玻璃也没砸，不敢。我只把一块小石子丢向已破的残玻璃的狼牙上，没中。我明白红子、徐三、二民他们为什么喜欢到学校去。学校玻璃多，南北都有玻璃窗，他们砸着过瘾。
后来，我见到沈阳的示威者用石头攻击美国领事馆，为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的事由。看到达赖喇嘛访问法国，市民用石块攻击家乐福超市的场面。文革“扑楞”一下在我脑子里复活了，造反大队和红子等。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以为人们早就清醒了，早已文明、理性、彼此尊重不同的价值观。错了，暴民——至少暴民心理——在今天并没少，或者随着人口基数的加大反而增多了。暴民缺少的只是机会。当我看到一些人以新左派自居，遥望文革，唱红歌的时候，那张貌似渴望理想的脸上渴望的其实是血腥。打倒军阀的人成了军阀后，又被后来者打倒，每个人都想当军阀。当不上军阀，当当文阀也过瘾。
造反大队成了反动组织之后，他们在军分区门口发动了一场静坐绝食行动，吸引了我们院的全体，小孩全去观瞻。我们先打听“绝食”是什么，就是不吃饭。静坐就是坐着。我们先以为这没啥看，不吃饭与不拉屎一样，没什么新意，其实好看。这帮红卫兵战士初中生多，女的多，着绿衣绿帽，军装。他们把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端在胸口，坐在军分区西院的门口。女红卫兵扎半尺长的小辫，头上扣绿色军帽，被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晒得脸庞通红。军人不理他们，从边门出出入入。造反大队的人隔一会儿唱一首歌，壮声势。他们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我们呃共产党昂人》。我们也会唱，跟着唱。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把静坐的人围成一个圆圈。红子他们以为大伙静坐一会儿就进军院分区西院砸玻璃，军分区办公楼那么多的玻璃一块都没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着不对劲，连我都想砸。晚上，红卫兵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噢泽呃东”。这首歌抒情，与天上的星星配套。他们唱了三、四遍之后，女的低头哭泣，也可能饿的。后半夜，军人给他们披军大衣。大衣少，两人或三人披一件。那时候能披上军大衣是何等荣耀，这帮人高呼——亲人解放军万岁！他们原本想让司令写个条，说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反动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司令不写。军人说司令是老红军，手指头在抗美援朝全炸掉了，写不了字。隔一年我问司令的儿子，你爸手炸掉了吗？他说炸掉啥？他爸最大的爱好是织毛衣，手特灵巧。但他爸不认字，闭着眼睛听人念文件。绝食那天晚上不到九点，我被我妈叫回家睡觉去了。我们院跟造反大队坚持一宿的小孩说，后半夜，红卫兵由男的和男的披一件大衣改为男女合披大衣，他们用大衣蒙着脑袋亲嘴。我们院的大人（白眼狼他爹）说，亲嘴？那是饿的。人饿了就亲嘴——这个观念顽固地留在我脑子里，看到电视里的男女亲嘴就觉得他们饿了，相濡以唾沫。白眼狼他爹是林业局的工程师，真是一个幽默的人。
第二天，红卫兵一个接一个晕倒，被他们家里人背回家吃饭去了。之前，军分区卫生所的军医给每人发药吃，说防饿，让他们坚持住。有一个大夫跟红卫兵要了一片药，嚼嚼吃了，说这是酵母片。吃饱了撑着才吃这种药，加快胃的消化力。这个大夫把此事写成大字报贴在军分区门口，观众看了都说解放军真他妈损。军人开始给他们发面包。面包的香味太强烈了，我们离十米多就闻到——麦子的、烤制的、松软的香味像蜜蜂在人们头上缭绕。造反大队这帮人不吃，用手攥着面包，天黑了偷着吃。结果，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卖樱桃的九十多岁老头也来静坐，八戒他妈敞怀静坐、露出一尺长的鞋底子奶。他妈夏天常年敞怀，我们院人都看习惯了。别人妈哺乳露出乳房是白的，他妈乳房褐色，跟乳晕一个色，晒的。军人一看发面包把穷人都吸引来了，榆树林胡同瞎老婆子让孙女扶着来这里静坐，军人用半导体喇叭宣布不发面包了，人不散，军人最后说一人发一个面包必须散，所有的人手拿面包恋恋不舍地散了，我也领到了一个面包。
绝食静坐之后发生的吸引人的事是烧戏装。文革最初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赤峰街太小，没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譬如英国大使馆与莫斯科餐厅，仅有的一点封建东西就是京剧团的戏装，帝王将相穿的衣服。烧戏装那天，京剧团的造反派先敲锣打鼓，围观的人够了之后，他们用棍子把戏装从戏箱里一件件挑出来，“封建走狗窦尔敦的衣服”，浇汽油烧，火苗从下往上爬，吞噬手绣的锦锻，一会儿就烧没了。封建走狗杨四郎的衣服、封建女走狗穆桂英的衣服、萧太后、佘太君、楚霸王、娄阿鼠,全都是走狗。最后他们拿出皇帝穿的蟒龙袍、金黄色锻子上绣九条龙、镶着珠子，“这是封建总头子皇帝的遮羞布”，龙袍扔地下，邀大伙上前踩。我想上前，根本站不上边，除非长一双八米长的腿。我爬上树看他们踩，各式的鞋和脚在龙袍上跺，那真是践踏。踩完的人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样，喊“我踩龙袍了！”比他妈把他重生一遍还高兴。我估计这样的高兴当年跟湖南农民运动参与人的同出一辄。如果，你把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最珍贵的象征物拿出来任人践踏、嘲笑，那么，所有底层的人都跟你走。文革从“文化”开刀，谋划深焉。把文化翻过来践踏，所有的人都毫不费力地察觉神圣大厦已经倒塌，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还看到了他们烧凤冠,当然这只是戏装。冠上众多的红绒球全都颤颤巍巍地摇晃，不知道怎么制作出来的。
砸完玻璃，静坐和烧掉戏装之后,文革才进入正文，也就是实施暴力——抄家，一批批关押人，以及打伤打死人。那时候，牛鬼蛇神全落网了，开始一一收拾他们。
看芒果
七十年代初，赤峰街最强大的传媒不是报纸，而是“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是“解放牌”卡车，上置四、五个大功率高音喇叭，稿子由播音员坐在驾驶室里念。宣传车“突突突”开得很慢，在街道往返巡行，所有人都听到了播送内容。比如召开九大的公告、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公告，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在我印象中，宣传车最温情的一次广播——与阶级、路线斗争无关，与我们有关的大喜事——是说毛泽东送给我们一只芒果。这事现在说起来也难以置信，毛泽东为什么送给我们一只芒果呢？为什么是芒果？我现在仍然糊涂。
宣传车广播：特大喜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一枚芒果，这是对边疆儿女最大的支持、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在文革中，“我们”这个称谓是不确定的，大到除地富反坏右之外的六亿五千万全体中国人民，小到一起上学的两个人，都是“我们”。宣传车说的“我们”是谁？是赤峰吗？我们听了之后，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难道毛主席给昭乌达盟人民送来了芒果？这个消息太突然，太巨大了。
那些天，我们天天议论芒果，盼望看到芒果。赤峰如果有了这枚芒果，就有了开天辟地毛泽东所送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我们”是天天从钢铁大街上学放学的六、七个人，包括我——研究什么是芒果。是忙果吗？肯定不是氓果，后来看到标语，才知道是芒果。还有，芒果是水果吗？世上的水果除了苹果、鸭梨、山楂、柿子、葡萄、大枣、黑枣和酸枣之外，还有芒果吗？我们从未听说过。因为这是毛泽东送的礼物，谁都没敢以“吃”的念头在心里亵读它。那么，芒果运来之后做什么用呢？芒果是什么做的，是长的吗？这些问题非常迷人，越琢磨越多。
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列队去火车站迎接芒果。我们（街里人民）列队于赤峰最笔直的昭乌达路，那是哪年忘了，好像是1968年，有人说是1965年，是在夏天。昭乌达路两侧排列密集的人群，伸长脖子等着看芒果。我们想知道芒果有多大，有人说窝瓜那么大，太小的东西，还值得领袖送吗？
芒果莅临前，宣传车又播送了一个详尽的公告，解答了我们的部分疑问。说，这枚芒果是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送给昭乌达盟280万人民的，向反修前线的军民表示慰问。又说，芒果是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委托江青送给了赤峰人民。这证明毛泽东知道赤峰，这是最让我们奔走相告的一件事。我们觉得，赤峰偏得芒果而其它地方，如上海、广州没有，是因为我们处在反修前线，往北就是陈兵百万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界了。正像有一位代表说的：“赤峰人民有了这枚芒果，就有了一枚精神原子弹，精神氢弹，足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而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听说赤峰人民拥有毛主席亲自送的芒果，已被吓破了胆，就算借他们一万个胆，也不敢踏上赤峰土地一寸。芒果在赤峰放一天，毛泽东思想就闪耀一天，反动派就恐惧一天，人民群众就欢乐一天。战无不胜的芒果将和我们一起打下一个红彤彤的天下，和我们一起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这番话是他在后来的群众大会上宣读的，这里提前抄下。正像他所说的芒果闪耀毛泽东思想的光彩一样，我们曾研究并认为，芒果是夜光的。为什么是夜光的呢？它专门供人学习，夜里也不能歇着，专门处理过。
话说宣传车在昭乌达路来回广播了几遍之后，静默了。过了很长时间，宣传车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声音高亢异常，这是男声。紧接着的女声一听就是含着眼泪喊：毛主席万岁！我们知道芒果来了，被宣传车的声音感染得流下眼泪，手舞语录本齐喊毛主席万岁。哭的情绪在女生中传染得最快，她们个小，站前排，几乎哽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的身体被热烈的情绪憋得难受，哭才好受一点，心里就觉得幸福。
在我们泪眼模糊之际，芒果车来了。几台军用吉普车开道，一个敞篷吉普，车上站一个标致的军人，手端一个玻璃罩，里面有个黄东西，一闪过去了，估计这就是芒果。怨只怨泪水流得太多，没看清芒果什么样，黄的，这看清了。扁的，也看清了。约有手掌（不算手指部分）那么大。
毛泽东送来的芒果终于来到了赤峰，我们有了新的话题。芒果放在哪儿呢？估计是三个地方之一：军分区、盟革委会、盟宾馆。军分区最有可能，芒果需要保卫。谁也没看清拉芒果那个车开到了什么地方，但觉得军分区司令和盟革委会主任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正站在玻璃罩旁边看芒果呢，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高兴了，晚上还可以披衣去看。当然，芒果玻璃罩边上有两个或许四个持冲锋枪的战士日夜守卫芒果。
过了三、四天之后，全市民众在昭乌达体育场召开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感谢他老人家送给我们芒果。各行各业代表都在会上作了发言。芒果没到会场，再看一眼的愿望落空了。
我们还讨论过一个问题，这是激动的主要理由。那个年代，是我们（人民）给毛主席送礼，这回赶上毛主席给我们回礼了，真应了“万万没想到”这句话。我们送给毛主席的礼是成车的玉米，玉米堆上摆着大红花；新造的机器……多了。礼还包括新揪出的反动派。那些成车的庄稼和机器在街上转一圈，拉回各自单位。这也不算骗毛主席，表达一个意思，算送了。毛主席以往都没回礼（我们给他的礼也没真拉到中南海），这回毛主席给咱的礼物可是真的，不能不让人赞叹。宣传车又说，美帝、苏修听到毛主席给赤峰人民送来芒果，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我们知道，这个芒果击中了各国反动派的要害。他们再不老实，毛主席（不用多）再送几个芒果，美帝、苏修就活活气死了，世界人民全得到解放。
我们得到芒果接见是在夏天。冬天的时候，赤峰二中全校集合，让我们再一次瞻仰毛主席送的芒果。大家又沸腾了，我缺的就是真切地看一眼芒果。我们思芒果想芒果，几乎就要忘了这件事，工宣队把芒果招来了。工宣队长（代理校长职务）说，看芒果可以坚定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一回，芒果放在操场的一张桌子上，还在玻璃罩里。大家列成一排，从桌边走过，稍微多看一会儿也是可以的。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枚芒果。
玻璃罩是胶水粘的，正面有红太阳放光芒的图案，太阳上方是毛主席穿军装像，以木刻方法红漆喷上去。芒果卧在绛紫色金丝绒上，金丝绒下面有红漆木板。芒果扁放，柠檬黄，有皮，如牛腰子形。我们依依不舍看到了芒果，兴奋度却有所减弱。因为工宣队长会后宣布，芒果将永远放在赤峰二中，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没感到激动反有些意外，毛主席没说给赤峰二中一个芒果啊？工宣队长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山崩地裂、海枯石烂，我们都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这个芒果，只要芒果在，红色江山就永不变色。
我们在下面互问：这是毛主席送的芒果吗？
我们把疑问告诉了班主任，也是政治老师白翠玉。白老师是女的，很和蔼，说毛主席把非洲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全国人民。
送出这么多？这简直是兜头冷水，我们以为毛主席只给赤峰人民芒果呢？
有人问：咱学校的芒果也是毛主席给的吗？
白老师严厉反问：你说呢？
那人吓缩头了。
又有人问了一句最蠢的话：芒果能吃吗？
白老师眼里分明窜出火焰，问他：你敢吃吗？嗯？你要站稳阶级立场。
这人解释：我没说毛主席的芒果，问芒果。
白老师提高声调：精神原子弹是吃的吗？
不管精神原子弹能不能吃，我们学校有了一枚芒果，把芒果的威力给削减了。再往后听说，赤峰三中也有一枚芒果。这使我们想，毛主席到底送了人民多少芒果啊？没人告诉我们确切数字。
三年后，我随父母去五七干校，转学到红山水库边上的辽建三团人民子弟学校读书。有一次，我到李校长办公室交作业，看他柜子上放一个芒果，也带玻璃罩。当时我挺傻，说：这是我们二中的芒果吧？毛主席送我们的。
李校长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是那样一种淡然矜持，他后来被抓起来了，跟女学生搞破鞋。他说，这个芒果哪都有。
哪都有？毛主席送的东西哪都有吗？最反动的是他下边说的这句话：芒果是蜡做的。
他这话的反动不在蜡与不蜡，他把少年人心中的神圣之火浇灭了。过了好多年，我想李校长说的也是，芒果如不是蜡做的，不早烂了吗？但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蜡做的芒果呢？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是蜡的吗？迎接芒果大会上，领导传达江青的话，曾有一句“这芒果，主席没舍得吃”。蜡做的怎么能吃？
从我第一次见到芒果，逾三十年，约在十年前，沈阳街头出现了芒果。水果摊上的芒果越来越多，叫什么“象牙芒”什么的。我最接受不了的场景是芒果堆在地下，喊“十块钱三斤，便宜啊”。芒果从冬到夏堆在我跑步的路上，我不忍心看到它们。在我心里，每一个芒果都应该呆在一个玻璃罩里。
看枪毙人
在1969年到1972年，赤峰街每年冬天都枪毙一批反革命。多的时候十多车，少的时候一车。如果被枪毙的人只有一车，开大会的群众不积极。枪毙的人越多，与会人越兴奋，应了那句名言——革命是群众盛大的节日。
拉犯人的车全是军队的草绿色解放牌卡车。车的前部顶端凸出“解放”两个字，毛的草书。车厢是齐腰高的木头栏板，里面放两排长椅子，让犯人头朝车外跪着，臂缚五花大绑。犯人脖子上挂牌子。有的牌子是铸铁刷白漆，用八号铅丝或细铁丝挂犯人脖子上。我看过一个反革命把脖子伸得老长，必是细铁丝勒进了肉里。他闭眼，咬紧牙关。那表情就是盼着早点被枪毙而少遭罪。公判大会的时间大多很长，两三个小时，加上游街时间，半天左右才拉到刑场。
军车的椅子一排跪三个犯人，两排六个。车头站一个人——大反革命。他头发被两个战士向上薅起，露出脸。那时候不给犯人剃光头，否则没头发薅。跪在两厢的小反革命比站车头的便宜，可以垂下头，不被熟人看出是谁。我现在想，那些被枪毙的反革命盼望的是不挂写姓名的牌子，不被薅起头发，早点被枪毙，免得他的家人受打骂欺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反革命的家属想迁移外地决无可能的，没有介绍信，不卖车票，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收留他们。
押犯人并执行枪毙命令的都是解放军士兵，我在赤峰看到的枪毙事件皆如此。其实宣判——没有审判，只有宣判——死刑的人也是军人，法院和公安局早砸烂了，掌管法律的机构叫人民保卫组，是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办事机构。当中央宣布对内蒙古实行军管之后，革委会包括人保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军人，来自北京军区。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没有徒刑，枪毙布告上除军代表的名字外，其余全用毛笔蘸红墨水打×，这是被枪毙的书法标志。几年后，恢复了法院，布告出现不打×的人名，有徒刑了。
公判大会在红旗剧场外的广场举行，剧场现在改成演出黄色二人转的小剧场和卖女人内衣的商厦。广场大，盛两三千人，真是人山人海。人们不为听宣判，只为看怎么枪毙人。参加者有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列队站立。拉犯人的军用卡车停在台阶下，台阶上——剧场入门的地方是主席台——摆着学生木制课桌，坐一排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这三块红代表最高权力，生杀予夺均无不可，缝在绿棉布罩衣上。台上还有穿军罩衣、左臂带“红卫兵”袖标的红代会代表，有男有女，十七、八岁。袖标上“红卫兵”这三个字均为毛的草书，卫字繁体。这几个字用黄漆喷在红布上，戴久了，黄漆裂纹，但不掉颜色。
念判决书的时间很长，多数人为等待看枪毙人，也只能耐心听。每个犯人的判决书内容都差不多，其实都一样。没有犯罪情节、时间和手段，罪名一律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判书念到二十分钟左右，就有红卫兵（都是女的）以凌厉的声音喊口号，听者抬臂呼应。女口号手的声音不知是喇叭的原因还是她用了特殊的发声方法，入耳裂人心魄。口号约为：
1、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3、打倒帝、修、反！
攒底的两句是赞语：4、毛主席万岁！5、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前面说过，主席台响起口号，台下的人必须口齿清晰跟着喊。假如——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喊错了，把“打倒”与“万岁”颠倒，那就是一个标准的“现行反革命”，立刻被揪到枪毙犯人的车上跪绑。本次枪毙不一定有他，下一回肯定跑不了。有一年公判大会上，一人喊出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灭亡”，左右人听到，他被反剪胳膊拧到台上犯人车上。到了车上，他已吓昏了。劳动解放军战士一直薅他头发，露其脸面。台下喊：“装死！”往他脸上扔石头，这人没反应。周围拟被枪毙的人还有反应，转眼珠看这个新鲜的同伙。后来，有人说他吓没气了。
喊口号的女红卫兵坐在解放车的驾驶楼里。此车无犯人，车头挂彩画，穿绿军装的毛泽东满面红光地站在比例显然缩小了的红旗的海洋里，下面的大字是“宣传车”。那时候，无数人向这位喊口号的女红卫兵投去崇拜的目光。她像女神——带犀利目光的女神——那样目视前方，不屑迎接萎琐人等送上的敬佩眼神。她这种念口号的行腔吐字方法，好多年没听到了。这是什么方法呢？我曾想了很久，找到门道。该腔调源自京剧的剁板：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李默然念台词就这口风，但浑厚。字与字，隔三岔五都有REST（意大利文，休止符）。
宣判结束，广场人群像潮水一样闪过一条道，让军车过。工人、干部和中学生围车细观这帮将要吃枪子的人们，我这个年龄、在小学混的乌合之众是军车最忠实的追随者，跟着车走。军车从红旗广场往北拐，路过五道街口、四道街和三道街，在头道街拐弯，过北大桥，奔北沙坨子。反革命分子全在北沙坨子被枪毙。
车开得很慢，我们看到犯人有人穿单衣（麻绳露在外面），有人穿棉衣（绳勒进去了）。他们脸上并没有害怕的表情。他们没表情，像死人一样。我记得有一个犯人脸很白，像洗过。他耳朵眼和鼻孔里有黑色的血渍。我胆小，跟车走靠不到跟前。听家属院的小孩——红子、小瑞、二民、徐四、木兔子等人说，他们看到了犯人的嘴被二胡尼龙弦勒着，使之发不出声。还有人说，所有犯人下巴都被摘掉了，淌哈喇子。摘下巴是防止他们作“覆灭前的猖獗一跳”，喊反动口号。他们所喊的最反动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这等于讽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院的小孩说还看到过一个场景：车开到二道街时，一个年轻的犯人突然抬头看四周，旁若无人。解放军战士抡起枪托把他脑袋砸下去。我们院的小孩说把他脑袋打掉了，轱辘到车下面，这显然是胡说。枪托的用处，我在刑场上看过。车到了刑场，五花大绑的犯人自己下不了车，有的是被踹下去的，有的是被解放军士兵用枪托拍下去，让他们从车厢头朝下滚落。枪托是卸车的工具。
我们个小，看不到枪毙的情形。有几个人看见了，说上刺刀的步枪直接顶着犯人后脑勺，一开枪，“啪”，半边脑袋没了，露出白花花的脑浆子，这叫“炸子”，专门为枪毙犯人生产的。
家属院的红子看过这场景，他从不说。别人一提“枪毙”俩字，他就哇哇呕吐。
我小时候的赤峰市又叫哈达街，只有两三万人口，是昭乌达盟公署的所在地。两三万人口，怎么能抓到那么多反革命呢？我一直想这个事，没明白。我没看过当年的案卷——有没有案卷都不一定——不知道反革命是怎样漏网的。
现在回想，文革刚开始，人们最有兴趣的就是发现反动标语（反标）。有人说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对着阳光可发现草书写的“打倒×××”，这是领袖的名字。我现在也不敢把这名字跟“打倒”写在一起。《欧阳海之歌》的封面我看了无数遍，没发现这几个字。那时我已认识了二十来个字。有人又在田字格本封面的花朵里找反标，说找到了。那时老听到有反标，在公共厕所里，在一块石头的背面。我和伙伴们养成了习惯，到各处找反标。比如，坐在公园的石椅上，低头看石椅背面有没有反标。有的红卫兵把已经抓起来的走资派的棉被和棉袄撕开，看里面有没有一块卷烟纸，上面写反标。还有，把街上的标语揭下来，看反面的字是否构成反标。这不是无稽之谈，是有稽之谈。如果发现了，反标的所有者和书写者就是押往北沙坨子的被枪毙者。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是用带领袖照片的报纸入厕，有许多人去厕所检查这件事。一个人刚出厕所，就有人进去检查厕纸，证据确凿，就是反革命。有人把报纸坐在屁股底下，如报纸上有领袖像，也是反革命，但到不了被枪毙的程度。还有一些被枪毙的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日记里写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论，日记被揭发后被捕。这是被枪毙者的多数。当年在赤峰被枪毙的人中有不少南方人。南方人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意味着知识分子和右派，否则没有南方人来到此地。如今南方人到赤峰的很多，崩爆米花的、卖眼镜的，当年没有。
我在赤峰二中念书时，大约在1973年，学校开过一次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学生有两千多人，反革命只有一个，女的，记得她叫王巧云（或王巧瑜），戴眼镜，留着毛泽东文革译员王海容那种齐耳短发。夏天，她穿长袖白衫，衣领和袖口的扣都系着，没缚绑。批斗间，她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工宣队员捡起一块砖头砸她脸上。她竟然不跌倒，还喊。工人师傅四、五个人跑过去，用砖砸她嘴，拧胳膊。她还扬着头，脸和牙上沾血，还喊，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一个军人有办法，踹她膝盖后面，王巧云“啪”跪地下，脸被死死按进土里，喊不出了。我站前排，看得清清楚楚。老师说她反革命的行为是反对林彪，这已够枪毙了。后来王巧云被枪毙，她当时在赤峰很有名，因为是女的。她好像是赤峰发电厂的技术员。
有一个反革命的罪行，是他在会上说“万岁”的说法不符合自然规律。还有一个人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段著名的语录不符合马列主义。这两个人都被枪毙。
我小时候常去军分区跟一个副司令的儿子玩。上他们家（平房）房顶呆着。一次看战士整队到篮球场，坐地下。三人走过来，前面那个低着头，一个干部从兜里掏纸念什么，两人上前扯掉前面那人的领章帽徽，掏绳子绑走了。他一定也是反革命。部队比地方宽大，一般的反革命开除军籍回老家种地就算惩戒了，不一定被枪毙。
现在留在记忆中的戒惧还有，人不能在兜里随便揣纸，也不能随便写字，几乎没有人记日记。有人记歌功颂德的日记是放箱子上让人看的。我爸在报社当编辑，后来作为黑帮到车间劳动。他见到报纸就害怕，虽然他没当拣字工人，但觉得字太可怕了，弄不好就出一条反标。
其他的反革命还包括偷听敌台的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听英语广播（知识分子，他们借此学英语），被人告发而成为反革命。也有为刘少奇、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人。他们跟用带领袖像入厕的人比，罪行更真切确凿。因此，赤峰枪毙那么多反革命就不奇怪了。“文革”不仅仅是老一辈革命家及其遗孀遭受迫害的高层权力斗争，还有许多人稀里糊涂就没命了。
看电影
文革前，赤峰街有两座电影院、两座剧院。公园边上的电影院叫工人俱乐部，回民胡同往里走，座落在一个大坑里的电影院就叫电影院，文革全关了。大剧场叫红旗剧场，文革前，我在那儿看过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记得年轻的丁少纯穿一条毛料裤子，笔直的裤线很扎眼。他用猎枪打野鸭子，就这些印象。过了好几年，我想起这个剧名没宾语，是“千万不要忘记别穿料子裤子”呢？还是“千万不要忘记不能打野鸭子”？没人说别忘记什么，我一个小孩也看不懂戏。赤峰街第二座剧院在横街里面，座位是木条凳子，赶不上红旗剧场“劈呖啪啦”折叠带扶手的座椅高级。我在横街的剧院看过话剧《阮文追》。阮是越南南方的抗美烈士，被美国兵和吴庭艳政权用火烧死了。我最痛苦的记忆是阮文追被火烧死那一幕。他站在台上，穿袖子到肘的无领白褂子，下身穿裤腿短半截的白裤子。这么特别的装束很容易被敌人抓到。他高昂地说什么，敌人说不过他，点柴禾烧阮文追。火腾地在台上燃烧起来，火苗够房顶，阮文追肯定跑不出去了。我从高凳子上跳下去跑到外面，不忍心看阮文追活活烧死，也害怕剧场烧塌。
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同学们有说有笑出来，我以为他们应该哭着出来。问老师——文革前的老师很和蔼——阮文追烧死了吗？
老师用善良的眼神看我：他被美帝杀害了。
我问：就在这个剧院台上吗？
老师：不是的，在越南南方。阮文追早就死去了。
我问：为啥要把那人烧死呢？
老师：他不是阮文追，是演员。他假装是阮文追，告诉咱们这件事。
我问：演员烧死了吗？
老师真和蔼，说：没有。
我问：火……
老师：火是用鼓风机吹红绸子形成的背景，是不是很像火？
像。
是的，是红绸子飘，不是火。
演员没被烧死，真是一件好事。我儿时就看过这么两出戏，都是在文革前。
文革中，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和横街剧场都关了。不关也不行，没有电影演。只剩下红旗剧场演出样板戏。样板戏好看啊，布景、武打都像真的一样，但我这里说的是看电影。
电影院没了，电影还是有的。说起来挺有意思，电影其实是政权的一部分，和政权一起归解放军所有。解放军放电影，咱们就有电影看。他们不放，赤峰就没电影。电影拷贝在军人手里。文革中著名的最高指示中有一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段话里镶嵌一个奥妙的逻辑链条。表面看，工农兵并列，其实不然。工人和农民不过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学”只是被统领而已，解放军才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人人都要学。他们手里有电影就是权力的象征。
赤峰街演电影的军人剧院也有两座，一座军分区礼堂，另一座是后来盖的220医院礼堂。
我家住在盟公署家属二院，顺大马路往南走就是军分区。军分区在马路东西各开一个大门，俩大门一模一样，拱起的绿钢筋架在门垛子上，中有红五星。西院是办公区，他们叫西院。东院是住宅区，有礼堂。我不少同学是军分区的子女，那时他们多牛×呀，兜里有电影票。他们一人其实只有一张票，匀不出多余的给我们，但他们老是把票掏出来看。我们看不上电影，就看看票。票比粮票宽出一倍，上面印的浅红色五星两侧是猫胡子似的三撇光芒，上写×排×号。票在他们兜里并不露出来，也不丢，让我们拣不着。想用白面馒头跟他们换票也不可能，我们一人一月一斤细粮，军人天天吃白面。
电影啊，我们最想看的就是电影。电影里要什么有什么，吃的喝的，女人，特务，机枪和掷弹筒。夏天，军分区在西院演露天电影，我和穆日根、木兔子三人互作人梯，跳进去观赏。有一次，穆日根第一个跳进墙内，在这边刚听到“扑通”一声，那边就有人喊“不许动！”穆日根被潜伏在墙角的解放军逮着了，我们乐坏了。不一会儿，他被军人拎着脖领子从大门口推了出来。我们看他脸，没挨搧，表情甚至有不花钱白逛公园的得意。之后，我们研究从哪儿跳进去最安全。后来明白，从最不好跳的墙（高，有直立玻璃碴）跳进去最安全，里边没军人潜伏。记得我们那次跳进去看的电影是《奇袭》，黑白片。志愿军战士也跳墙，深入敌人巢穴，简直就是为我们拍的电影。
最好的还在后面。头天军分区演电影后，军分区的子弟比如姜三他们就占据第二天的话语权，为大家讲电影。大家谄媚他，听他讲。他们稍不高兴就讲半道不讲了，这简直是害人。一个半截的故事使我们不能忍受。演《奇袭》的第二天，姜三和他弟弟姜四在操场讲《奇袭》，木兔子、穆日根我们先假装谦逊听取，他一卖关子，我们接着往下讲，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姜三、姜四大喊：你们看《奇袭》了！
看了，咋的？我们像骡子跑进青苗地践踏庄稼一般把《奇袭》讲完了，咋的？木兔子重点讲志愿军和李伪军的枪支什么样，穆日根讲我方和敌方人的相貌特征。姜三气恼交集，咬着嘴唇，两腮淌泪。姜四指着木兔子说：操你祖宗！我们一人一脚把他踹趴下，有啥了不起？
我们公署二院小孩素以善殴见长，喜欢打架。打架并不是谁惹了我们，而是老子要打你。我们对门的辽河工程局家属院的小孩被打得不敢从大门走。我们不敢打军分区的小孩，谁都不敢打他们。军分区南边的外贸家属院、气象局家属院都是我们攻掠的弱者。平时，我们站大道边的院墙上，看过往的小孩，骂之、啐之，以石子击之，他若不满，我们一起跳下墙追打他。他如果是气象局的小孩，就一直追他到家属院，欧打见到的所有小孩，然后集体撤退。我们也有挨打的时候，当你孤单一人走到外贸附近时，就可能挨打。我这里虽称“我们”，但我不参与打架，只跟着队伍冲与撤。
姜三、姜四挨了我们打，也不敢怎样，他们知道我们野，而我们打破了他们对电影的垄断。
为了看电影，我们仨下午三点钟跳墙进入军分区潜伏，电影要在天黑才演，我们不知到哪去躲藏。我熟悉地形，领他们进入炊事班的地窑。地窑像坑道一样，新鲜黄土埋大萝卜、胡萝卜，里面凉爽。我们进去之后，每人吃了五、六根胡萝卜。困了，就睡着了。这时有人进来，我推醒他们，藏到边上的猫耳洞里。
进来的人是一男一女。女的说，这儿咋这么黑呀。男的说，过一会就好了。我看出来，男的是副政委的儿子，女的穿白的确良衬衫，戴一块表。他们坐在胡萝卜土堆上，背对着我们。我和穆日根能看到他们，木兔子在我们身后，啥也看不到。
女的说，咱们干啥呀？男的一把抱住她肩膀，女的“啊——”地尖叫，声音长。男的不松手，女的说，我告诉你妈！女的尖叫那一瞬，木兔子吓尿裤子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仨贴得特紧，他的尿穿过裤子流到我腿上。
女的一挣，起身，一跺脚走了。男的气得吐唾沫。最离奇的是，他从军挎包里掏出一块半斤多的猪肉，拿刀在肉上割个口，然后掏出老二塞进去，与肉和欢。肉用完了，放回挎包，副政委儿子走了。这是我们经历的小插曲。那天放的电影是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那电影拍得真好，人头特大，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直哭泣，我们也哭。只有（我在一篇短文中写过）影片演到地主少爷咬一口苹果扔到肩后的时候，我到银幕后面去找那半拉苹果，没找到。
220医院是沈阳军区的野战医院，他们从丹东五龙背搬来，占据了赤峰卫校的楼房，修了一个礼堂，演电影。军分区的战士不打小孩，220的兵爱打人，用古怪的词汇骂人，比如“去你妈了个下水”，不知何意。我们没票，只有拼命往里挤。把门的士兵挡不住汹涌的人流，除了让医院的人和家属进入外，也免不了混进去几个外人。我们盼望进入“几个”之中。士兵可能踹你，也可能搧你一个嘴巴子，这不是主要的，关键要机灵，从士兵胳肢窝底下钻过去才算英雄。那一回，在冬天，我钻过去了，穆日根没钻过去。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好到他进不来，我就不看电影了。但那回大门从里边锁上了，我出不去。看的电影叫《熊迹》，说苏修特务的事。我看的心烦意乱，心里想着穆日根。那是一场我唯一没看进去、没看明白的电影。
散场，我第一个跑出礼堂，见穆日根在窗下手捂耳朵跺脚转圈儿呢。我知道他穿的是夹鞋，没棉帽子。他一直在外边等我。穆日根问我电影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一路上，我俩啥也没说，从220医院经过七小，穿菜园子回到箭亭子。我们盟公署家属二院的老名叫“南箭亭子”。
2010.3.16日 沈阳
文章来源：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