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0-10-26 11:02 | 作者: 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1958年出生于呼和浩特。在大陆出版散文集24种,作品收入大、中、小学课本。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文学典藏——岁月清白》等两种散文集。短篇小说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辽宁文学奖。散文获人民文学奖、文汇报笔会奖、中国新闻奖金奖等。

我找一个阳光充足的天气写下面的事。沈阳好多天没有阳光。雪过之后,天好像累了,云层闷着。今天天气的心情尚好,楼顶裁出整齐的蓝天。马路牙子边上的积雪酥了,转黑,像人撒过尿那样露出奶酪般的窟窿眼。柳树枝正准备把自己憋青。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也敢回忆七十年代的往事了。对,我是个少年身份的旁观者,看到一点事情。随着我年龄的递增,过去的那些日子变得越来越沉重。而我如果面对窗外铅灰色的天幕或在深夜写下,心里极其不安,好像被迫在皮靴踏过的碎冰的道路上远行。晴天写作给我的喻示是:我终于跟这些事摆脱了干系。一九六八年,我十岁。所回忆的是我十岁前后看到的事,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看绝食、看烧戏装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南箭亭子,又叫盟公署家属院。小时候,我以为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座盟公署,并有红砖尖角砌成的花畦子,里边栽胭粉豆和鸡冠花。后来我去过的地方都没有盟公署,我觉得赤峰很落后,还没有把盟公署改成县政府或者省政府这样更好听的名字。夏天,盟公署的楼里面凉快,我只去过一楼。我妈在一楼北侧上班,我没去过二楼和三楼。小时候我胆小,我常想上二楼、三楼看看,没敢。很多人从二楼和三楼走下来,他们眼睛盯着脚下的水磨石楼梯台阶。我想问这些大人在二楼、三楼干些什么,没敢。

为什么叫“南箭亭子”,我更加不清楚。那时候没有写大文化散文的人,一个儿童憋在心里的所有问题全都得不到解答。锡拉胡同跟西拉沐伦河有关系吗?不知道。北京昌平的劈李村是不是霹雳村的变音?不知道。头两年看到一份清代的城防图,才知道清兵在每个城市都修东西南北四个箭亭子,它是武备库。

我们南箭亭子家属院大啊,我家住在最后一栋。再后边是一个大坑,土下尽是尸骨,又叫和尚坟。谁在这儿杀了这么多和尚?大坑边上有一座水文站和军械修理所。

从我们家往南看,是一排排房子的后背,白泥墙、红瓦,每栋都住四户人。我认识的人限于倒数第三栋。然而我年龄越大越想知道盟公署家属院到底有多少栋房子。困惑得迫切之际,我在梦里数,一栋、两栋……总也数不清,总被不知哪栋跑出的小孩把我打跑。今年过年,我在我妈家附近见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人,他开一家巴林石商店。见了我,他滔滔不绝说他偷走了我家多少小人书,有《黑虎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我特气愤,我小时候有两皮箱小人书全都没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小人书下落的人。我问他,咱们南箭亭子有多少栋房子?他说11栋,我在脑子里却恢复不出11栋的影像,有如无限栋。每栋房子他都说出一个标志性人物—-罗锅,小儿麻痹症,瞎子。他说我小时候跟一个女瞎子(小孩)最好,领她晒太阳,给她念小人书,送给她樱桃吃。他说这个瞎子是姐俩儿,妹妹不瞎。瞎的姐姐长得特好看,脸是粉的,脸上每天都带着笑容,我还给她缝过袜子。我小时候还会缝袜子?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印象中的瞎子脸上都没有笑容。没什么可笑的。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见到脸是粉的、每天都有笑容的女瞎子,我还会给她樱桃吃。沈阳的樱桃有两种,一种叫大灯,另一种叫红灯。名字起得特有意思。

卖巴林石的这个人从小就是小偷,他并没因偷我小人书而愧疚并送我一块巴林石。他的话激活了我的一部分回忆。好多事像显微镜下的病毒一样蠕动起来。

最鲜活的记忆都跟文革有关。

文革跟我们带来的第一件愉快的事是满街的传单。其实我们不怎么认识字,但再不认识字也认识二十多个常用字。“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打倒刘、邓、陶!”十个字。加上厕所用的“男、女”两个字,再加布票的尺、寸,粮票的斤、两,汉字的一到十。已经超过二十多个字了。我们刚上学,但已经不教字了。不上课,随便闹。一般人把持这三十来个字也照样度过一生,加上自己的姓名,够用了。几年前我跟小学同学聚会,他们早已下岗退休,说上学没学着啥,就认识二十多个字。现在布票和粮票都不用了,所识的斤两尺寸都没地方用,不如不学。一人说,认得“此处不得大小便”几个字还是有用,大家说有用。同学说“原野认的字最多了,认识好几百字吧?”特羡慕我。我点头,像百岁老翁一样,当即给他们写下几个复杂的字,李煜的煜,道衢大道的衢,他们歪过头来看,染过的头发根整齐露着2毫米长雪白的头发。

花花绿绿的传单塞满了我们的兜,红纸的,绿纸的,黄纸的传单印满了“打倒”与“拥护”的字。纸很薄,像糊窗的高丽纸。我们拿传单互相交换,换颜色,内容写啥我们不知道。想得到最多的传单,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文革初期,哪儿人多?贴大字报多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除了读大字报之外,还辩论。辩论最有意思,他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一些奥妙的事情,诸如娄山关兵团是不是照天烧战斗队的走狗,全无敌兵团与独立寒秋大队谁是保皇派?“娄山关、照天烧、全无敌、独立寒秋”都出自毛泽东诗词。文革中唯一允许被使用又有文采的词与词组都出自毛的诗词。他不仅派工人造反者接管报社、电台、学校这些上层建筑的领导权,派军人接管政府事务,号称“工军宣队”。他以他的著作“红宝书”取代了除课本外的一切印刷品,所以人们在使用字和词的时候,都超不出他所提供的范围。一个人统治了字,也就统治了人的大脑甚至声音,更不必说其它了。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反动组织八·一八血战到底!”

“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打倒橘子洲头战斗队。”

就在人们这样激烈述说的时候,“唰—-”空中开放一个彩色传单的花朵,我们蹦起来抢,在大人的脚下拣,免得这些传单被踩脏了。一场辩论过后,洋沟里全是传单。下一场雨,积水把传单的颜色泡下来,有深红或深绿的小水洼,特好看。传单被水泡白了,如死鱼一样飘着,没人捞。

辩论和撒传单这样有趣味的事情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变成了武斗。我这个年龄没经历过武斗,参与者是老三届的学生、工人和干部。

学生虽然在文革中最积极(毛泽东首先在学生中发动文革),但他们在武斗中尽挨打,体力不行。邻居刘国权、刘国瑞家是赤峰市最有名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总部。武斗开始后,从他们院子走出一队又一队穿绿军服、系武装带的男女学生,红袖标写着“造反大队”。晚上,他们带着一半伤员回来。伤员或被背着、或把胳膊放在两人肩膀,被架着,鼻青脸肿地回他们家开会养伤。我们家属院大、人多。上下班跟市场似的。这些伤员走两步、停下,举起胳膊喊:毛主席万岁!抬他或架他的人也停下脚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有一个人躺在门板上,两人抬他。他鼻孔塞着棉花,被血浸为炭色。眼皮肿得睁不开了,他欠身喊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不知道的以为他被刘少奇打成了这样。他张嘴喊口号光看见舌头动,牙都没了。

最激烈的武斗持续了一、两个月就被军队弹压住了。革委会说“造反有理是革命行动,无政府主义是反革命行动。”虽然它们是一回事,但这么一分,就分出不少反动组织。隔壁的“造反大队”是该组织之一,他们消停了。

武斗过后,赤峰街的玻璃全没了。那时分,赤峰的玻璃原本就不多。老百姓以白纸糊窗户,政府和学校才有玻璃。穆日根领我去赤峰蒙古族中学看玻璃,所有的窗户都像露着尖牙的兽嘴,玻璃全碎了。商店和政府的玻璃也完蛋了,只有军分区的玻璃完好。他们有战士站岗。其实,并不是武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武斗是人与人殴斗。玻璃有专人去砸。比如赤峰水利局学愚公战斗队组团持大棒子去赤峰广播电台砸玻璃,以示对该电台风雷激战斗队的蔑视。风雷激战斗队当然也要派员扫荡水利局的玻璃,文革中的行动太像德国纳粹了,比遗传都真切。剩下的玻璃是小暴民砸的。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们院的红子,领贺太瑞、木兔子、三相、三虎和我上赤峰二中砸玻璃。三相和我不敢去,红子说没事,学校空了,没事。我们到二中,教室玻璃基本上全砸碎了。红子领我们围着一幢幢教室转,偶而遇到一两块没砸的玻璃。我们如获至宝,相互礼让,站玻璃20多米外,飞石砸。谁砸不中,由第二人接着砸。石块击中玻璃,“啪—-哗拉”的声音使我心脏攫着由不开,特惊恐。我一块玻璃也没砸,不敢。我只把一块小石子丢向已破的残玻璃的狼牙上,没中。我明白红子、徐三、二民他们为什么喜欢到学校去。学校玻璃多,南北都有玻璃窗,他们砸着过瘾。

后来,我见到沈阳的示威者用石头攻击美国领事馆,为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的事由。看到达赖喇嘛访问法国,市民用石块攻击家乐福超市的场面。文革“扑楞”一下在我脑子里复活了,造反大队和红子等。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以为人们早就清醒了,早已文明、理性、彼此尊重不同的价值观。错了,暴民——至少暴民心理——在今天并没少,或者随着人口基数的加大反而增多了。暴民缺少的只是机会。当我看到一些人以新左派自居,遥望文革,唱红歌的时候,那张貌似渴望理想的脸上渴望的其实是血腥。打倒军阀的人成了军阀后,又被后来者打倒,每个人都想当军阀。当不上军阀,当当文阀也过瘾。

造反大队成了反动组织之后,他们在军分区门口发动了一场静坐绝食行动,吸引了我们院的全体,小孩全去观瞻。我们先打听“绝食”是什么,就是不吃饭。静坐就是坐着。我们先以为这没啥看,不吃饭与不拉屎一样,没什么新意,其实好看。这帮红卫兵战士初中生多,女的多,着绿衣绿帽,军装。他们把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端在胸口,坐在军分区西院的门口。女红卫兵扎半尺长的小辫,头上扣绿色军帽,被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晒得脸庞通红。军人不理他们,从边门出出入入。造反大队的人隔一会儿唱一首歌,壮声势。他们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我们呃共产党昂人》。我们也会唱,跟着唱。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把静坐的人围成一个圆圈。红子他们以为大伙静坐一会儿就进军院分区西院砸玻璃,军分区办公楼那么多的玻璃一块都没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着不对劲,连我都想砸。晚上,红卫兵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噢泽呃东”。这首歌抒情,与天上的星星配套。他们唱了三、四遍之后,女的低头哭泣,也可能饿的。后半夜,军人给他们披军大衣。大衣少,两人或三人披一件。那时候能披上军大衣是何等荣耀,这帮人高呼——亲人解放军万岁!他们原本想让司令写个条,说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反动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司令不写。军人说司令是老红军,手指头在抗美援朝全炸掉了,写不了字。隔一年我问司令的儿子,你爸手炸掉了吗?他说炸掉啥?他爸最大的爱好是织毛衣,手特灵巧。但他爸不认字,闭着眼睛听人念文件。绝食那天晚上不到九点,我被我妈叫回家睡觉去了。我们院跟造反大队坚持一宿的小孩说,后半夜,红卫兵由男的和男的披一件大衣改为男女合披大衣,他们用大衣蒙着脑袋亲嘴。我们院的大人(白眼狼他爹)说,亲嘴?那是饿的。人饿了就亲嘴——这个观念顽固地留在我脑子里,看到电视里的男女亲嘴就觉得他们饿了,相濡以唾沫。白眼狼他爹是林业局的工程师,真是一个幽默的人。

第二天,红卫兵一个接一个晕倒,被他们家里人背回家吃饭去了。之前,军分区卫生所的军医给每人发药吃,说防饿,让他们坚持住。有一个大夫跟红卫兵要了一片药,嚼嚼吃了,说这是酵母片。吃饱了撑着才吃这种药,加快胃的消化力。这个大夫把此事写成大字报贴在军分区门口,观众看了都说解放军真他妈损。军人开始给他们发面包。面包的香味太强烈了,我们离十米多就闻到——麦子的、烤制的、松软的香味像蜜蜂在人们头上缭绕。造反大队这帮人不吃,用手攥着面包,天黑了偷着吃。结果,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卖樱桃的九十多岁老头也来静坐,八戒他妈敞怀静坐、露出一尺长的鞋底子奶。他妈夏天常年敞怀,我们院人都看习惯了。别人妈哺乳露出乳房是白的,他妈乳房褐色,跟乳晕一个色,晒的。军人一看发面包把穷人都吸引来了,榆树林胡同瞎老婆子让孙女扶着来这里静坐,军人用半导体喇叭宣布不发面包了,人不散,军人最后说一人发一个面包必须散,所有的人手拿面包恋恋不舍地散了,我也领到了一个面包。

绝食静坐之后发生的吸引人的事是烧戏装。文革最初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赤峰街太小,没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譬如英国大使馆与莫斯科餐厅,仅有的一点封建东西就是京剧团的戏装,帝王将相穿的衣服。烧戏装那天,京剧团的造反派先敲锣打鼓,围观的人够了之后,他们用棍子把戏装从戏箱里一件件挑出来,“封建走狗窦尔敦的衣服”,浇汽油烧,火苗从下往上爬,吞噬手绣的锦锻,一会儿就烧没了。封建走狗杨四郎的衣服、封建女走狗穆桂英的衣服、萧太后、佘太君、楚霸王、娄阿鼠,全都是走狗。最后他们拿出皇帝穿的蟒龙袍、金黄色锻子上绣九条龙、镶着珠子,“这是封建总头子皇帝的遮羞布”,龙袍扔地下,邀大伙上前踩。我想上前,根本站不上边,除非长一双八米长的腿。我爬上树看他们踩,各式的鞋和脚在龙袍上跺,那真是践踏。踩完的人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样,喊“我踩龙袍了!”比他妈把他重生一遍还高兴。我估计这样的高兴当年跟湖南农民运动参与人的同出一辄。如果,你把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最珍贵的象征物拿出来任人践踏、嘲笑,那么,所有底层的人都跟你走。文革从“文化”开刀,谋划深焉。把文化翻过来践踏,所有的人都毫不费力地察觉神圣大厦已经倒塌,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还看到了他们烧凤冠,当然这只是戏装。冠上众多的红绒球全都颤颤巍巍地摇晃,不知道怎么制作出来的。

砸完玻璃,静坐和烧掉戏装之后,文革才进入正文,也就是实施暴力——抄家,一批批关押人,以及打伤打死人。那时候,牛鬼蛇神全落网了,开始一一收拾他们。

看芒果

七十年代初,赤峰街最强大的传媒不是报纸,而是“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是“解放牌”卡车,上置四、五个大功率高音喇叭,稿子由播音员坐在驾驶室里念。宣传车“突突突”开得很慢,在街道往返巡行,所有人都听到了播送内容。比如召开九大的公告、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公告,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在我印象中,宣传车最温情的一次广播——与阶级、路线斗争无关,与我们有关的大喜事——是说毛泽东送给我们一只芒果。这事现在说起来也难以置信,毛泽东为什么送给我们一只芒果呢?为什么是芒果?我现在仍然糊涂。

宣传车广播:特大喜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一枚芒果,这是对边疆儿女最大的支持、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在文革中,“我们”这个称谓是不确定的,大到除地富反坏右之外的六亿五千万全体中国人民,小到一起上学的两个人,都是“我们”。宣传车说的“我们”是谁?是赤峰吗?我们听了之后,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难道毛主席给昭乌达盟人民送来了芒果?这个消息太突然,太巨大了。

那些天,我们天天议论芒果,盼望看到芒果。赤峰如果有了这枚芒果,就有了开天辟地毛泽东所送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这个“我们”是天天从钢铁大街上学放学的六、七个人,包括我——研究什么是芒果。是忙果吗?肯定不是氓果,后来看到标语,才知道是芒果。还有,芒果是水果吗?世上的水果除了苹果、鸭梨、山楂、柿子、葡萄、大枣、黑枣和酸枣之外,还有芒果吗?我们从未听说过。因为这是毛泽东送的礼物,谁都没敢以“吃”的念头在心里亵读它。那么,芒果运来之后做什么用呢?芒果是什么做的,是长的吗?这些问题非常迷人,越琢磨越多。

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列队去火车站迎接芒果。我们(街里人民)列队于赤峰最笔直的昭乌达路,那是哪年忘了,好像是1968年,有人说是1965年,是在夏天。昭乌达路两侧排列密集的人群,伸长脖子等着看芒果。我们想知道芒果有多大,有人说窝瓜那么大,太小的东西,还值得领袖送吗?

芒果莅临前,宣传车又播送了一个详尽的公告,解答了我们的部分疑问。说,这枚芒果是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送给昭乌达盟280万人民的,向反修前线的军民表示慰问。又说,芒果是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委托江青送给了赤峰人民。这证明毛泽东知道赤峰,这是最让我们奔走相告的一件事。我们觉得,赤峰偏得芒果而其它地方,如上海、广州没有,是因为我们处在反修前线,往北就是陈兵百万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地界了。正像有一位代表说的:“赤峰人民有了这枚芒果,就有了一枚精神原子弹,精神氢弹,足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而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听说赤峰人民拥有毛主席亲自送的芒果,已被吓破了胆,就算借他们一万个胆,也不敢踏上赤峰土地一寸。芒果在赤峰放一天,毛泽东思想就闪耀一天,反动派就恐惧一天,人民群众就欢乐一天。战无不胜的芒果将和我们一起打下一个红彤彤的天下,和我们一起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这番话是他在后来的群众大会上宣读的,这里提前抄下。正像他所说的芒果闪耀毛泽东思想的光彩一样,我们曾研究并认为,芒果是夜光的。为什么是夜光的呢?它专门供人学习,夜里也不能歇着,专门处理过。

话说宣传车在昭乌达路来回广播了几遍之后,静默了。过了很长时间,宣传车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声音高亢异常,这是男声。紧接着的女声一听就是含着眼泪喊:毛主席万岁!我们知道芒果来了,被宣传车的声音感染得流下眼泪,手舞语录本齐喊毛主席万岁。哭的情绪在女生中传染得最快,她们个小,站前排,几乎哽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的身体被热烈的情绪憋得难受,哭才好受一点,心里就觉得幸福。

在我们泪眼模糊之际,芒果车来了。几台军用吉普车开道,一个敞篷吉普,车上站一个标致的军人,手端一个玻璃罩,里面有个黄东西,一闪过去了,估计这就是芒果。怨只怨泪水流得太多,没看清芒果什么样,黄的,这看清了。扁的,也看清了。约有手掌(不算手指部分)那么大。

毛泽东送来的芒果终于来到了赤峰,我们有了新的话题。芒果放在哪儿呢?估计是三个地方之一:军分区、盟革委会、盟宾馆。军分区最有可能,芒果需要保卫。谁也没看清拉芒果那个车开到了什么地方,但觉得军分区司令和盟革委会主任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正站在玻璃罩旁边看芒果呢,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高兴了,晚上还可以披衣去看。当然,芒果玻璃罩边上有两个或许四个持冲锋枪的战士日夜守卫芒果。

过了三、四天之后,全市民众在昭乌达体育场召开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感谢他老人家送给我们芒果。各行各业代表都在会上作了发言。芒果没到会场,再看一眼的愿望落空了。

我们还讨论过一个问题,这是激动的主要理由。那个年代,是我们(人民)给毛主席送礼,这回赶上毛主席给我们回礼了,真应了“万万没想到”这句话。我们送给毛主席的礼是成车的玉米,玉米堆上摆着大红花;新造的机器……多了。礼还包括新揪出的反动派。那些成车的庄稼和机器在街上转一圈,拉回各自单位。这也不算骗毛主席,表达一个意思,算送了。毛主席以往都没回礼(我们给他的礼也没真拉到中南海),这回毛主席给咱的礼物可是真的,不能不让人赞叹。宣传车又说,美帝、苏修听到毛主席给赤峰人民送来芒果,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我们知道,这个芒果击中了各国反动派的要害。他们再不老实,毛主席(不用多)再送几个芒果,美帝、苏修就活活气死了,世界人民全得到解放。

我们得到芒果接见是在夏天。冬天的时候,赤峰二中全校集合,让我们再一次瞻仰毛主席送的芒果。大家又沸腾了,我缺的就是真切地看一眼芒果。我们思芒果想芒果,几乎就要忘了这件事,工宣队把芒果招来了。工宣队长(代理校长职务)说,看芒果可以坚定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一回,芒果放在操场的一张桌子上,还在玻璃罩里。大家列成一排,从桌边走过,稍微多看一会儿也是可以的。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枚芒果。

玻璃罩是胶水粘的,正面有红太阳放光芒的图案,太阳上方是毛主席穿军装像,以木刻方法红漆喷上去。芒果卧在绛紫色金丝绒上,金丝绒下面有红漆木板。芒果扁放,柠檬黄,有皮,如牛腰子形。我们依依不舍看到了芒果,兴奋度却有所减弱。因为工宣队长会后宣布,芒果将永远放在赤峰二中,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没感到激动反有些意外,毛主席没说给赤峰二中一个芒果啊?工宣队长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山崩地裂、海枯石烂,我们都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这个芒果,只要芒果在,红色江山就永不变色。

我们在下面互问:这是毛主席送的芒果吗?

我们把疑问告诉了班主任,也是政治老师白翠玉。白老师是女的,很和蔼,说毛主席把非洲朋友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全国人民。

送出这么多?这简直是兜头冷水,我们以为毛主席只给赤峰人民芒果呢?

有人问:咱学校的芒果也是毛主席给的吗?

白老师严厉反问:你说呢?

那人吓缩头了。

又有人问了一句最蠢的话:芒果能吃吗?

白老师眼里分明窜出火焰,问他:你敢吃吗?嗯?你要站稳阶级立场。

这人解释:我没说毛主席的芒果,问芒果。

白老师提高声调:精神原子弹是吃的吗?

不管精神原子弹能不能吃,我们学校有了一枚芒果,把芒果的威力给削减了。再往后听说,赤峰三中也有一枚芒果。这使我们想,毛主席到底送了人民多少芒果啊?没人告诉我们确切数字。

三年后,我随父母去五七干校,转学到红山水库边上的辽建三团人民子弟学校读书。有一次,我到李校长办公室交作业,看他柜子上放一个芒果,也带玻璃罩。当时我挺傻,说:这是我们二中的芒果吧?毛主席送我们的。

李校长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是那样一种淡然矜持,他后来被抓起来了,跟女学生搞破鞋。他说,这个芒果哪都有。

哪都有?毛主席送的东西哪都有吗?最反动的是他下边说的这句话:芒果是蜡做的。

他这话的反动不在蜡与不蜡,他把少年人心中的神圣之火浇灭了。过了好多年,我想李校长说的也是,芒果如不是蜡做的,不早烂了吗?但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蜡做的芒果呢?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是蜡的吗?迎接芒果大会上,领导传达江青的话,曾有一句“这芒果,主席没舍得吃”。蜡做的怎么能吃?

从我第一次见到芒果,逾三十年,约在十年前,沈阳街头出现了芒果。水果摊上的芒果越来越多,叫什么“象牙芒”什么的。我最接受不了的场景是芒果堆在地下,喊“十块钱三斤,便宜啊”。芒果从冬到夏堆在我跑步的路上,我不忍心看到它们。在我心里,每一个芒果都应该呆在一个玻璃罩里。

看枪毙人

在1969年到1972年,赤峰街每年冬天都枪毙一批反革命。多的时候十多车,少的时候一车。如果被枪毙的人只有一车,开大会的群众不积极。枪毙的人越多,与会人越兴奋,应了那句名言——革命是群众盛大的节日。

拉犯人的车全是军队的草绿色解放牌卡车。车的前部顶端凸出“解放”两个字,毛的草书。车厢是齐腰高的木头栏板,里面放两排长椅子,让犯人头朝车外跪着,臂缚五花大绑。犯人脖子上挂牌子。有的牌子是铸铁刷白漆,用八号铅丝或细铁丝挂犯人脖子上。我看过一个反革命把脖子伸得老长,必是细铁丝勒进了肉里。他闭眼,咬紧牙关。那表情就是盼着早点被枪毙而少遭罪。公判大会的时间大多很长,两三个小时,加上游街时间,半天左右才拉到刑场。

军车的椅子一排跪三个犯人,两排六个。车头站一个人——大反革命。他头发被两个战士向上薅起,露出脸。那时候不给犯人剃光头,否则没头发薅。跪在两厢的小反革命比站车头的便宜,可以垂下头,不被熟人看出是谁。我现在想,那些被枪毙的反革命盼望的是不挂写姓名的牌子,不被薅起头发,早点被枪毙,免得他的家人受打骂欺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反革命的家属想迁移外地决无可能的,没有介绍信,不卖车票,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收留他们。

押犯人并执行枪毙命令的都是解放军士兵,我在赤峰看到的枪毙事件皆如此。其实宣判——没有审判,只有宣判——死刑的人也是军人,法院和公安局早砸烂了,掌管法律的机构叫人民保卫组,是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办事机构。当中央宣布对内蒙古实行军管之后,革委会包括人保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军人,来自北京军区。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没有徒刑,枪毙布告上除军代表的名字外,其余全用毛笔蘸红墨水打×,这是被枪毙的书法标志。几年后,恢复了法院,布告出现不打×的人名,有徒刑了。

公判大会在红旗剧场外的广场举行,剧场现在改成演出黄色二人转的小剧场和卖女人内衣的商厦。广场大,盛两三千人,真是人山人海。人们不为听宣判,只为看怎么枪毙人。参加者有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列队站立。拉犯人的军用卡车停在台阶下,台阶上——剧场入门的地方是主席台——摆着学生木制课桌,坐一排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这三块红代表最高权力,生杀予夺均无不可,缝在绿棉布罩衣上。台上还有穿军罩衣、左臂带“红卫兵”袖标的红代会代表,有男有女,十七、八岁。袖标上“红卫兵”这三个字均为毛的草书,卫字繁体。这几个字用黄漆喷在红布上,戴久了,黄漆裂纹,但不掉颜色。

念判决书的时间很长,多数人为等待看枪毙人,也只能耐心听。每个犯人的判决书内容都差不多,其实都一样。没有犯罪情节、时间和手段,罪名一律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判书念到二十分钟左右,就有红卫兵(都是女的)以凌厉的声音喊口号,听者抬臂呼应。女口号手的声音不知是喇叭的原因还是她用了特殊的发声方法,入耳裂人心魄。口号约为:

1、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3、打倒帝、修、反!

攒底的两句是赞语:4、毛主席万岁!5、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前面说过,主席台响起口号,台下的人必须口齿清晰跟着喊。假如——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喊错了,把“打倒”与“万岁”颠倒,那就是一个标准的“现行反革命”,立刻被揪到枪毙犯人的车上跪绑。本次枪毙不一定有他,下一回肯定跑不了。有一年公判大会上,一人喊出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灭亡”,左右人听到,他被反剪胳膊拧到台上犯人车上。到了车上,他已吓昏了。劳动解放军战士一直薅他头发,露其脸面。台下喊:“装死!”往他脸上扔石头,这人没反应。周围拟被枪毙的人还有反应,转眼珠看这个新鲜的同伙。后来,有人说他吓没气了。

喊口号的女红卫兵坐在解放车的驾驶楼里。此车无犯人,车头挂彩画,穿绿军装的毛泽东满面红光地站在比例显然缩小了的红旗的海洋里,下面的大字是“宣传车”。那时候,无数人向这位喊口号的女红卫兵投去崇拜的目光。她像女神——带犀利目光的女神——那样目视前方,不屑迎接萎琐人等送上的敬佩眼神。她这种念口号的行腔吐字方法,好多年没听到了。这是什么方法呢?我曾想了很久,找到门道。该腔调源自京剧的剁板: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李默然念台词就这口风,但浑厚。字与字,隔三岔五都有REST(意大利文,休止符)。

宣判结束,广场人群像潮水一样闪过一条道,让军车过。工人、干部和中学生围车细观这帮将要吃枪子的人们,我这个年龄、在小学混的乌合之众是军车最忠实的追随者,跟着车走。军车从红旗广场往北拐,路过五道街口、四道街和三道街,在头道街拐弯,过北大桥,奔北沙坨子。反革命分子全在北沙坨子被枪毙。

车开得很慢,我们看到犯人有人穿单衣(麻绳露在外面),有人穿棉衣(绳勒进去了)。他们脸上并没有害怕的表情。他们没表情,像死人一样。我记得有一个犯人脸很白,像洗过。他耳朵眼和鼻孔里有黑色的血渍。我胆小,跟车走靠不到跟前。听家属院的小孩——红子、小瑞、二民、徐四、木兔子等人说,他们看到了犯人的嘴被二胡尼龙弦勒着,使之发不出声。还有人说,所有犯人下巴都被摘掉了,淌哈喇子。摘下巴是防止他们作“覆灭前的猖獗一跳”,喊反动口号。他们所喊的最反动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这等于讽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院的小孩说还看到过一个场景:车开到二道街时,一个年轻的犯人突然抬头看四周,旁若无人。解放军战士抡起枪托把他脑袋砸下去。我们院的小孩说把他脑袋打掉了,轱辘到车下面,这显然是胡说。枪托的用处,我在刑场上看过。车到了刑场,五花大绑的犯人自己下不了车,有的是被踹下去的,有的是被解放军士兵用枪托拍下去,让他们从车厢头朝下滚落。枪托是卸车的工具。

我们个小,看不到枪毙的情形。有几个人看见了,说上刺刀的步枪直接顶着犯人后脑勺,一开枪,“啪”,半边脑袋没了,露出白花花的脑浆子,这叫“炸子”,专门为枪毙犯人生产的。

家属院的红子看过这场景,他从不说。别人一提“枪毙”俩字,他就哇哇呕吐。

我小时候的赤峰市又叫哈达街,只有两三万人口,是昭乌达盟公署的所在地。两三万人口,怎么能抓到那么多反革命呢?我一直想这个事,没明白。我没看过当年的案卷——有没有案卷都不一定——不知道反革命是怎样漏网的。

现在回想,文革刚开始,人们最有兴趣的就是发现反动标语(反标)。有人说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对着阳光可发现草书写的“打倒×××”,这是领袖的名字。我现在也不敢把这名字跟“打倒”写在一起。《欧阳海之歌》的封面我看了无数遍,没发现这几个字。那时我已认识了二十来个字。有人又在田字格本封面的花朵里找反标,说找到了。那时老听到有反标,在公共厕所里,在一块石头的背面。我和伙伴们养成了习惯,到各处找反标。比如,坐在公园的石椅上,低头看石椅背面有没有反标。有的红卫兵把已经抓起来的走资派的棉被和棉袄撕开,看里面有没有一块卷烟纸,上面写反标。还有,把街上的标语揭下来,看反面的字是否构成反标。这不是无稽之谈,是有稽之谈。如果发现了,反标的所有者和书写者就是押往北沙坨子的被枪毙者。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是用带领袖照片的报纸入厕,有许多人去厕所检查这件事。一个人刚出厕所,就有人进去检查厕纸,证据确凿,就是反革命。有人把报纸坐在屁股底下,如报纸上有领袖像,也是反革命,但到不了被枪毙的程度。还有一些被枪毙的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日记里写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论,日记被揭发后被捕。这是被枪毙者的多数。当年在赤峰被枪毙的人中有不少南方人。南方人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意味着知识分子和右派,否则没有南方人来到此地。如今南方人到赤峰的很多,崩爆米花的、卖眼镜的,当年没有。

我在赤峰二中念书时,大约在1973年,学校开过一次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学生有两千多人,反革命只有一个,女的,记得她叫王巧云(或王巧瑜),戴眼镜,留着毛泽东文革译员王海容那种齐耳短发。夏天,她穿长袖白衫,衣领和袖口的扣都系着,没缚绑。批斗间,她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工宣队员捡起一块砖头砸她脸上。她竟然不跌倒,还喊。工人师傅四、五个人跑过去,用砖砸她嘴,拧胳膊。她还扬着头,脸和牙上沾血,还喊,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一个军人有办法,踹她膝盖后面,王巧云“啪”跪地下,脸被死死按进土里,喊不出了。我站前排,看得清清楚楚。老师说她反革命的行为是反对林彪,这已够枪毙了。后来王巧云被枪毙,她当时在赤峰很有名,因为是女的。她好像是赤峰发电厂的技术员。

有一个反革命的罪行,是他在会上说“万岁”的说法不符合自然规律。还有一个人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段著名的语录不符合马列主义。这两个人都被枪毙。

我小时候常去军分区跟一个副司令的儿子玩。上他们家(平房)房顶呆着。一次看战士整队到篮球场,坐地下。三人走过来,前面那个低着头,一个干部从兜里掏纸念什么,两人上前扯掉前面那人的领章帽徽,掏绳子绑走了。他一定也是反革命。部队比地方宽大,一般的反革命开除军籍回老家种地就算惩戒了,不一定被枪毙。

现在留在记忆中的戒惧还有,人不能在兜里随便揣纸,也不能随便写字,几乎没有人记日记。有人记歌功颂德的日记是放箱子上让人看的。我爸在报社当编辑,后来作为黑帮到车间劳动。他见到报纸就害怕,虽然他没当拣字工人,但觉得字太可怕了,弄不好就出一条反标。

其他的反革命还包括偷听敌台的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听英语广播(知识分子,他们借此学英语),被人告发而成为反革命。也有为刘少奇、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人。他们跟用带领袖像入厕的人比,罪行更真切确凿。因此,赤峰枪毙那么多反革命就不奇怪了。“文革”不仅仅是老一辈革命家及其遗孀遭受迫害的高层权力斗争,还有许多人稀里糊涂就没命了。

看电影

文革前,赤峰街有两座电影院、两座剧院。公园边上的电影院叫工人俱乐部,回民胡同往里走,座落在一个大坑里的电影院就叫电影院,文革全关了。大剧场叫红旗剧场,文革前,我在那儿看过话剧《千万不要忘记》,记得年轻的丁少纯穿一条毛料裤子,笔直的裤线很扎眼。他用猎枪打野鸭子,就这些印象。过了好几年,我想起这个剧名没宾语,是“千万不要忘记别穿料子裤子”呢?还是“千万不要忘记不能打野鸭子”?没人说别忘记什么,我一个小孩也看不懂戏。赤峰街第二座剧院在横街里面,座位是木条凳子,赶不上红旗剧场“劈呖啪啦”折叠带扶手的座椅高级。我在横街的剧院看过话剧《阮文追》。阮是越南南方的抗美烈士,被美国兵和吴庭艳政权用火烧死了。我最痛苦的记忆是阮文追被火烧死那一幕。他站在台上,穿袖子到肘的无领白褂子,下身穿裤腿短半截的白裤子。这么特别的装束很容易被敌人抓到。他高昂地说什么,敌人说不过他,点柴禾烧阮文追。火腾地在台上燃烧起来,火苗够房顶,阮文追肯定跑不出去了。我从高凳子上跳下去跑到外面,不忍心看阮文追活活烧死,也害怕剧场烧塌。

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同学们有说有笑出来,我以为他们应该哭着出来。问老师——文革前的老师很和蔼——阮文追烧死了吗?

老师用善良的眼神看我:他被美帝杀害了。

我问:就在这个剧院台上吗?

老师:不是的,在越南南方。阮文追早就死去了。

我问:为啥要把那人烧死呢?

老师:他不是阮文追,是演员。他假装是阮文追,告诉咱们这件事。

我问:演员烧死了吗?

老师真和蔼,说:没有。

我问:火……

老师:火是用鼓风机吹红绸子形成的背景,是不是很像火?

像。

是的,是红绸子飘,不是火。

演员没被烧死,真是一件好事。我儿时就看过这么两出戏,都是在文革前。

文革中,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和横街剧场都关了。不关也不行,没有电影演。只剩下红旗剧场演出样板戏。样板戏好看啊,布景、武打都像真的一样,但我这里说的是看电影。

电影院没了,电影还是有的。说起来挺有意思,电影其实是政权的一部分,和政权一起归解放军所有。解放军放电影,咱们就有电影看。他们不放,赤峰就没电影。电影拷贝在军人手里。文革中著名的最高指示中有一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段话里镶嵌一个奥妙的逻辑链条。表面看,工农兵并列,其实不然。工人和农民不过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学”只是被统领而已,解放军才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人人都要学。他们手里有电影就是权力的象征。

赤峰街演电影的军人剧院也有两座,一座军分区礼堂,另一座是后来盖的220医院礼堂。

我家住在盟公署家属二院,顺大马路往南走就是军分区。军分区在马路东西各开一个大门,俩大门一模一样,拱起的绿钢筋架在门垛子上,中有红五星。西院是办公区,他们叫西院。东院是住宅区,有礼堂。我不少同学是军分区的子女,那时他们多牛×呀,兜里有电影票。他们一人其实只有一张票,匀不出多余的给我们,但他们老是把票掏出来看。我们看不上电影,就看看票。票比粮票宽出一倍,上面印的浅红色五星两侧是猫胡子似的三撇光芒,上写×排×号。票在他们兜里并不露出来,也不丢,让我们拣不着。想用白面馒头跟他们换票也不可能,我们一人一月一斤细粮,军人天天吃白面。

电影啊,我们最想看的就是电影。电影里要什么有什么,吃的喝的,女人,特务,机枪和掷弹筒。夏天,军分区在西院演露天电影,我和穆日根、木兔子三人互作人梯,跳进去观赏。有一次,穆日根第一个跳进墙内,在这边刚听到“扑通”一声,那边就有人喊“不许动!”穆日根被潜伏在墙角的解放军逮着了,我们乐坏了。不一会儿,他被军人拎着脖领子从大门口推了出来。我们看他脸,没挨搧,表情甚至有不花钱白逛公园的得意。之后,我们研究从哪儿跳进去最安全。后来明白,从最不好跳的墙(高,有直立玻璃碴)跳进去最安全,里边没军人潜伏。记得我们那次跳进去看的电影是《奇袭》,黑白片。志愿军战士也跳墙,深入敌人巢穴,简直就是为我们拍的电影。

最好的还在后面。头天军分区演电影后,军分区的子弟比如姜三他们就占据第二天的话语权,为大家讲电影。大家谄媚他,听他讲。他们稍不高兴就讲半道不讲了,这简直是害人。一个半截的故事使我们不能忍受。演《奇袭》的第二天,姜三和他弟弟姜四在操场讲《奇袭》,木兔子、穆日根我们先假装谦逊听取,他一卖关子,我们接着往下讲,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姜三、姜四大喊:你们看《奇袭》了!

看了,咋的?我们像骡子跑进青苗地践踏庄稼一般把《奇袭》讲完了,咋的?木兔子重点讲志愿军和李伪军的枪支什么样,穆日根讲我方和敌方人的相貌特征。姜三气恼交集,咬着嘴唇,两腮淌泪。姜四指着木兔子说:操你祖宗!我们一人一脚把他踹趴下,有啥了不起?

我们公署二院小孩素以善殴见长,喜欢打架。打架并不是谁惹了我们,而是老子要打你。我们对门的辽河工程局家属院的小孩被打得不敢从大门走。我们不敢打军分区的小孩,谁都不敢打他们。军分区南边的外贸家属院、气象局家属院都是我们攻掠的弱者。平时,我们站大道边的院墙上,看过往的小孩,骂之、啐之,以石子击之,他若不满,我们一起跳下墙追打他。他如果是气象局的小孩,就一直追他到家属院,欧打见到的所有小孩,然后集体撤退。我们也有挨打的时候,当你孤单一人走到外贸附近时,就可能挨打。我这里虽称“我们”,但我不参与打架,只跟着队伍冲与撤。

姜三、姜四挨了我们打,也不敢怎样,他们知道我们野,而我们打破了他们对电影的垄断。

为了看电影,我们仨下午三点钟跳墙进入军分区潜伏,电影要在天黑才演,我们不知到哪去躲藏。我熟悉地形,领他们进入炊事班的地窑。地窑像坑道一样,新鲜黄土埋大萝卜、胡萝卜,里面凉爽。我们进去之后,每人吃了五、六根胡萝卜。困了,就睡着了。这时有人进来,我推醒他们,藏到边上的猫耳洞里。

进来的人是一男一女。女的说,这儿咋这么黑呀。男的说,过一会就好了。我看出来,男的是副政委的儿子,女的穿白的确良衬衫,戴一块表。他们坐在胡萝卜土堆上,背对着我们。我和穆日根能看到他们,木兔子在我们身后,啥也看不到。

女的说,咱们干啥呀?男的一把抱住她肩膀,女的“啊——”地尖叫,声音长。男的不松手,女的说,我告诉你妈!女的尖叫那一瞬,木兔子吓尿裤子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仨贴得特紧,他的尿穿过裤子流到我腿上。

女的一挣,起身,一跺脚走了。男的气得吐唾沫。最离奇的是,他从军挎包里掏出一块半斤多的猪肉,拿刀在肉上割个口,然后掏出老二塞进去,与肉和欢。肉用完了,放回挎包,副政委儿子走了。这是我们经历的小插曲。那天放的电影是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那电影拍得真好,人头特大,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直哭泣,我们也哭。只有(我在一篇短文中写过)影片演到地主少爷咬一口苹果扔到肩后的时候,我到银幕后面去找那半拉苹果,没找到。

220医院是沈阳军区的野战医院,他们从丹东五龙背搬来,占据了赤峰卫校的楼房,修了一个礼堂,演电影。军分区的战士不打小孩,220的兵爱打人,用古怪的词汇骂人,比如“去你妈了个下水”,不知何意。我们没票,只有拼命往里挤。把门的士兵挡不住汹涌的人流,除了让医院的人和家属进入外,也免不了混进去几个外人。我们盼望进入“几个”之中。士兵可能踹你,也可能搧你一个嘴巴子,这不是主要的,关键要机灵,从士兵胳肢窝底下钻过去才算英雄。那一回,在冬天,我钻过去了,穆日根没钻过去。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好到他进不来,我就不看电影了。但那回大门从里边锁上了,我出不去。看的电影叫《熊迹》,说苏修特务的事。我看的心烦意乱,心里想着穆日根。那是一场我唯一没看进去、没看明白的电影。

散场,我第一个跑出礼堂,见穆日根在窗下手捂耳朵跺脚转圈儿呢。我知道他穿的是夹鞋,没棉帽子。他一直在外边等我。穆日根问我电影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一路上,我俩啥也没说,从220医院经过七小,穿菜园子回到箭亭子。我们盟公署家属二院的老名叫“南箭亭子”。

2010.3.16日 沈阳

文章来源: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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